《平凡的世界》编剧葛水平:燃起生活的希望之火

袁景智摄

　　编者按

　　葛水平，著名女作家、编剧，山西沁水人。出版有小说散文集《心灵的行走》《甩鞭》等。中篇小说曾获鲁迅文学奖。亦是近日热播的著名作家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改编而来的同名电视剧编剧之一。在美丽的终南山北麓一个玉兰花盛开的地方，记者采访了她。

　　记者：葛老师，您好，您这次来西安是故地重游还是才识庐山，能谈谈您对故都西安的印象吗？

　　葛水平：第一次来西安是10年前的事了，此后多次来过，用您的话说就是故地重游吧。西安与雅典、罗马、开罗并称世界四大古都。西安是一部立体视觉的史书，一部实物版的史书，可以让人终生去品读和回味。因此，我觉得我来西安不是很多而是太少了。

　　记者：听说您是正在热播的已故著名作家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电视剧的编剧，您在电视剧里主要想表达什么主题与思想？

　　葛水平：电视剧《平凡的世界》里要表达的主题与思想，是路遥这部百万字鸿篇巨制所表达的主题与思想。重在表现的是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在历史的坐标系上所呈现的人的命运、农民的命运、农村的命运的多维交织，表现出整个国家命运的何去何从。其时是1975—1985的十年间，这十年，正是中国社会思想大解放、观念大变革、社会大动荡的十年。也是中国农村当时经历了土地改革之后最大的一次动荡和冲击的十年。路遥把小说人物搁置在这样的环境里，以时代和环境影响人的命运，以人的命运透视人的心灵。可以说，作品是把平凡的人搁置在不平凡的时代，以平凡的环境展现不平凡的生活，以平凡的故事透视不平凡的人物内心世界。

　　而路遥在30年前渴望表达给世人的东西，也正是现在渴望展示给今人的东西。惟有不同的是，路遥在思想上比我提早出发了30年，这就是路遥的伟大之处。我的任务，就是把路遥的主题与思想，通过视觉艺术更好地表达出来。如果没有实现更好、更充分的表达，那只能说明我的能力和水平有限。

　　记者：同样的，您也十分关注我国当代乡村生活与变革，您觉得当下的乡村与路遥先生笔下的乡村世界有了什么质的改变与进步？

　　葛水平：最重要的应该是温饱问题。我虽然与路遥先生的年龄相差20多岁，但我同样生长在农村，居住在黄土崖畔的土窑里，在日出日落中感受着父辈与同龄人的那份生活的困苦和艰难。在那样一个年代，饥饿感是我们父老乡亲似乎永远也摆不脱的噩梦，饥饿是成为斩断农民生活链条的最大恶魔。如今，解决温饱已经不是我们当今农民的话题。在那个时候，农民被禁锢在土地上，自己家的猪生的猪娃，自己家的鸡下的蛋，拿到市场去卖就是资本主义尾巴，这对今天农村里的青年农民来讲，绝对是无法理解的。

　　当我们回过头去审阅那个时代，生命在那种境地里成长，会更加懂得珍重和热爱世间一切，连同所有的巨大沉重和微小的幸福。现在的乡村富裕了，似乎种地已经成为一种副业，可是我总觉得，农民承担着土地的命运，土地却不是他们的保护伞，虽然同样过着天经地义的穷苦日子，可精神上已经无法挣脱物质的桎梏了。

　　记者：从村落走向城镇化的乡村必然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观念转变，实际上，这个观念的变化也就是从乡村文明走向城市文明的变化，而这个观念的变化又该经过怎样的过程呢？您能谈谈吗？

　　葛水平：当一个人自幼生活在落后、封闭、贫困的乡村里的时候，对城市文明一定是充满了渴望。这也让我想起了我贫穷的故乡，当一部黄色的吉普车开进乡村的土路时，我们追逐着它屁股后的尘土高声喊着“吉普，吉普”，满头满脸的黄尘，童声叫响了山外的梦想。可以说，在当时，一粒包装精美的水果糖，一个小小布娃娃，都是城市传递给山里娃的文明信号，让人心中痒痒。

　　然而，当村落走向城镇化的时候，村子被高速公路的高架桥、被有线电视的线路贯通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浓郁的地气不存在了。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是非常大的。就算一些现在的城里人，上追不过三代也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所以说，中国人的脐带连接着的就是厚厚的泥土，他们的DNA就是农民。城市文明带给人充分的物质便利和丰富的精神生活，但同时，人们又强烈地渴望从成堆的水泥格子和嘈杂的道路交通网中挣脱出来，回到自己精神的原乡。

　　记者：路遥《平凡的世界》描写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的整个陕北黄土高原乡村的生活走向与热切的人的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风貌，为我们提供了全景式的变革时代的斑驳灿烂的图景，至今仍然具有极大的鼓舞人心的艺术力量。现在，进入怎样的创作状态，作家艺术家才能以雄壮之笔去描写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这样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

　　葛水平：路遥作品中的人物，印着他走过的足迹，流着他体内的热血，装着他心底的情怀，揣着他怀中的梦想。我们可以把路遥和他作品中的孙少平、高加林做一比照：路遥上世纪40年代末出生在黄土高原上一个贫困农家的土窑里，沟壑纵横的贫瘠村就是他成长的地方，而孙少平、高加林等人同样生长在这样一个农家，这样一个农村；路遥7岁时被过继给延川县大伯家，而他作品的故事也总离不开这种叔伯情谊；路遥曾在延川县立中学读过书，孙少平和高加林也在县立中学读过书；路遥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并做过一年农村小学的教师，而孙少平、高加林也曾在县立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并在农村小学当过教师；路遥的初恋情人是北京女知青，而孙少平、高加林的恋爱对象也都有城里的姑娘……所以说，路遥怀着对生活的真诚之心，怀着对文学的虔敬之心在写作。他从来没有把写作视为迎合人、取悦人的玩物。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作家和剧作家们，也应该抱有这样一份真诚一份虔敬，过滤掉生活中一些光怪陆离的杂质，把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或者像您说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景图，留给后人。

　　记者：陕西这块土地上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自虐式的追求高远理想的苦斗精神，路遥是这样，创办了西安翻译培训学院的丁祖诒先生也是这样，都具有夸父逐日的品质，您觉得这种精神，在当下具有何种意义与价值？

　　葛水平：当下的人，很少有像路遥、像路遥那个时代的人一样有理想，有信念，有追求了。而理想、信念和追求本身就是生命的意义，生活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人一旦没有了理想和信念，也就没有了追求，也就失去了意义。“爱和教育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丁祖诒先生说。“人有两种活法：一种是为了钱，如果那样你就不要搞教育，你经商去。一种是为了事业。”在中国这样一个不是所有人能充分享受到教育机会的发展中国家，对人才有着全面巨大渴求的国家，受教育人口综合素质下降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丁祖诒把教育兴国兴当做事业来做。长者有丁祖诒，晚辈有培华学院的姜波。只有与平凡生命需求结缘，带着任性色彩的苦斗，才具有当下青年人追求的意义和价值！

　　记者：谢谢葛水平老师，您还有什么美妙的想法想和三秦父老交流？

　　葛水平：我最想说的是“秦晋之好”。路遥作品中的人物，与山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孙少平的父亲孙玉厚年轻的时候，曾在一家商行吆牲灵，从军渡过黄河，到山西柳林镇驮瓷器……轮到孙少安的时候，孙家又把一个女方“一个财礼钱都不要”的贺秀莲迎进家门，这女子模样好看不说，进了孙少安家的那个破墙烂院里。此后，孙少安一家每逢紧要关口，运砖买骡子，办砖厂筹款，山西的亲家总是倾其所能，慷慨资助。在路遥的心目中，陕西与山西两省人，有着永也割不断的情缘。另外我还想说的是，《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就是在山西作协的《黄河》杂志上刊出的。一条黄河与一曲信天游，超越了地理的命名，为我们构筑了一个共同的故乡。（记者 柏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