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会之后 仇和请留下

3月15日是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会后，一年一度的记者“围观”总理的大戏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上演。

主席台上，总理妙语连珠，神态自若。然而，主席台下，今日的主角不是抢了西班牙记者话筒的奥地利记者，也不是拦着让总理“返场”的香港卫视记者秦枫，而是散会后被公布“正接受调查”的仇和。

仇和的突然落马，大致是让人很意外的。前一天下午还在参加云南代表团的审议，人大刚闭幕，记者招待会一结束，中纪委就发布了仇和落马的消息。财新的记者甚至在第一时间爆了个独家：“今日上午10点，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第三次会议结束后，仇和还坐车回到了云南代表团的驻地——职工之家。”如此看来，仇和是在代表团驻地被中纪委直接带走。

意料之外，把仇和过去的事重新翻出来，是每家媒体都会有的反应。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仇和的落马，意味着什么?为何会在两会一结束，就被中纪委带走?

“天下最真实的官只有两个，一是宰相，一是县官，越是落后的地方越是有改革的空间和余地。”这是仇和当年的一句话，曾被许多媒体引用，或是称赞其为“实干家”，或是贬低其为“酷吏”。无论如何，“最具争议市委书记”，是仇和怎么也摘不去的头衔。作为这句话的印证，无论是在宿迁，还是在昆明，大拆大建、造城运动成了仇和的一个标志。

不可否认，这种行为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带来极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三年并作一年，搁浅多年的二环路硬是连了起来;落户手续办理从28日压缩至2天。官员们要连走带跑，害怕跟不上仇的脚步;带着狠劲的仇式语录，在官员中广为流传。”有人如此描述“昆明速度”所带来的好处。

然而，速度终究是速度，它是建立在对后面经济增长动力的提前透支基础上的。 大拆大建的逻辑，无非是政府征地、拍卖，房地产商盖楼、卖楼，资金回笼后进行新一轮的拆和建。然而，任由拆建轮流抬高房价，政府腰包是鼓了，地产商的利润是高了，但这种增长方式是非常粗放的，且不说破坏历史文脉，单说地是有限的，人们的购买力也是有限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回看一下习近平今年下团的讲话就知道，经济要速度，但更要质量。仇和不仅是一个人，更是一种增长方式的代表。选择在这个时刻带走仇和，其宣示的是对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视，对大拆大建、造城运动的否定。

当然，否定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并不需要让其成为“阶下囚”那么严重。事实上，更加关键的是，这种大拆大建，内部存在太多的权钱交易。 依然是财新的记者，放出消息，“仇和被查一事，牵扯昆明土地城建系统的腐败问题”。这或许才是仇和真正落马的原因。 从刘源回应徐才厚落马，是习近平亲自督办，到王岐山放出狠话，“不能放任自流，造成干部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有腐必反已经是最大的共识。

不过，意义不止如此。

前两者，不少落马老虎身上或多或少都存在。仇和的落马，更大的意义还是对独断专行的否定，对人治的纠偏。 “仇和手一挥，拆到东河堆，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地名)，拆到的不要跳，没拆到的不要笑，只是仇和没看到。”有人曾这样调侃。仇和不仅是大拆大建逻辑的代表，更是独断的标杆。“看准的事情，砸锅卖铁也要做。”应该说，这种干劲是每一个干部都需要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得按照法律来。 即使是特事特办，也不能违反党纪国法。用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有权，不能任性。因此，仇和落马透露出的第三个信号，便是对法治坚定不移的推进。

还有一点，应该算是附带品。干部的竞争性选拔，实际上正源于仇和的推动，尤其是他在宿迁搞的“公推直选”。这一点，笔者在之前的文章已经谈过，习近平对此是反对的。委任制、选任制和聘任制，这三种用人方式，习在组织工作会议上已经提过，单独用哪一种，都会造成干部用人出问题。因此，仇和的落马，也是对一昧使用竞争性选拔选任干部的否定。

实际上，大部分人都不仅仅是在关心仇和，而是在关心江苏，毕竟，那个地方才是仇和政治的起点。是否会牵涉，目前还不得而知。不妨静等叶子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