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场小贩”的一天

“菜场小贩”，我们都这么称呼他们。没有赞美，也没有歧视，只是习惯了这么叫着。凌晨3时起床，晚上10时睡觉，一天工作超过15个小时，没有节假日，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辛劳和疲惫……这样的生活，郝大姐一家已经坚持了14年。他们是城市中微不足道的细胞，却也是这座城里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在寒冷的冬天里，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跟随郝大姐一家，体验了他们无数个一天中的一天后，再这么称呼他们时，感情真的不一样了。 

下午3点，伴随着绞肉机的轰鸣声，晁大哥进入了梦乡，此时距离他早上起床，已经过去12个小时。

许梦婷摄

    凌晨三点，奔向批发市场
    ——晁大哥脸上露出一丝疲态，顺手点了根烟抽起来，长年累月的早起，让他的眼中布满红血丝
    2月1日，凌晨3时的西安，夜幕低垂，空气冰冷得像一块砖头。
    几天前的大雪，让这个夜晚的气温已经低至零下6度，地面残留的落雪凝固成了冰道。此刻，正是西安城最深沉的睡眠时间，街道上空无一人，只留下肆虐而过的西北风。
    在位于长丰园小区的一间出租房内，伴随着“铃铃铃”的闹钟声，郝大姐夫妇从睡眠中苏醒过来，没有迟疑和犹豫，二人迅速穿戴好衣帽，简单洗漱后，骑上电动车奔向3公里以外的朱雀农产品交易中心。
    “3点半就得到朱雀市场，去迟了就没好肉了。”今年48岁的郝大姐哈着一口气说道，她和丈夫都是陕西兴平人，从2000年离开农村老家后，二人已经在西安打拼了14年，一直以卖猪肉为生计，“以前在农村种地，后来三个孩子上学都要钱，种地养不活一家人啊，就出来找钱了。现在除了已经工作的女儿外，两个儿子都在上大学，一年两万多的学费，得抓紧挣钱啊。”

    一路上，刺骨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尽管郝大姐穿着最厚的一件棉衣，仍然冻得低着头蜷缩在丈夫身后。等到二人赶到批发市场的时候，来往的车辆早已把市场围得水泄不通，熙熙攘攘的人流，四处穿行的三轮车，不断开进来卸货的大型货车，让整个市场与周围静谧的环境格格不入。
    许多菜摊前已经亮起的点点灯光，照射在摊贩们的脸上，忽明忽暗。借着微弱的灯光，菜贩们和商户一边比划着价格，一边搓手跺脚。
    长达百米的大肉批发区，已经屠宰好白条猪吊在挂钩上任人挑选。在这里，每天都有千余头生猪被商贩挑中，成为各个菜市场上市民选购的猪肉。“天快亮的时候，这些猪就被人挑完了，要好的就得赶早。”屠宰户张师傅告诉记者。
    因此，顾不上难闻的腥味和地上冲洗的水渍，郝大姐和丈夫晁大哥立即加入挑选的队伍，仔细观察、来回比对、讨价还价，一个小时不知不觉地过去，最后他们选定了三头白条猪，和摊主约定好时间送到郝大姐的摊位上。
    回家稍作整顿，5时40分，俩人来到了位于长安南路长延堡菜市场的摊位，拉开卷闸门，摆置案板、磨刀，做起了准备工作。“6点钟还要分肉，至少也要忙活一个多小时。”说这话时，晁大哥脸上露出一丝疲态，顺手点了根烟抽起来，长年累月的早起，让他的眼中布满红血丝。

寒冬腊月，卖菜挨着冻
    ——厚实的棉衣穿在她的身上显得有些臃肿，大红色的围巾在脖子上绕了几圈，几乎盖住半张脸，摆弄蔬菜的双手红肿粗胖，布满冻疮
    此时，距离肉摊50米外，43岁的刘红艳也开始收拾起自家的菜摊。她摆弄蔬菜的双手红肿粗胖，布满冻疮，裂口处的疼痒以及寒风的侵袭，让她时不时搓动双手。
    刘红艳来自陕北清涧，1999年带着一对儿女，跟着丈夫从农村来到了西安。最开始在罗家寨附近租了间房子卖调料，后来又开始卖杂货、卖豆芽，十几年在外奔波的生涯，让她看起来比同龄人显老一些。回忆起以往的日子，她不住地感慨：“太苦了！记得刚来西安那会，孩子上小学就要掏300元的建校费，我们有个月才赚了40块钱，当时心想，天呐！一下子就没钱了。”
    而在她多年的卖菜生涯中，忍饥挨饿、受冻受累更是常有的事情。有一次为了帮丈夫抬豆芽，她扭伤了腰，在家躺了一个礼拜。不过提起这些，刘红艳并没有过多地抱怨，只是有些哽咽地说对不起自家的孩子。
    有年冬天天气太冷，刘红艳心疼儿子，就把他留在家里，没有带出来卖菜，结果4岁的儿子偷偷跑了出去，家人找了大半天才在市场的角落里找到他。这件事情着实让她吓得不轻，后来不论走哪儿，她都要将儿子带在身旁，“哪怕早上进菜的时候，也要一手抱着儿子，一手挑菜。”
    和记者聊完，刘红艳又回到摊前忙碌了起来。早晨7点左右，看着陆续进入市场买菜的居民，小贩们熟练地招呼着来往的行人，肉摊前迅速围拢的顾客，显得异常热闹。
    “老板，称1斤肉，我们要做回锅肉。”
    “帮我把肉绞一下，我给娃包饺子。”
    “切两根排骨，要中间好点的啊，再帮我们剁小一点。”
    郝大姐一边指挥儿子给顾客绞肉，一边拎着排骨“咚咚咚”地剁了起来，手法熟练、下刀迅速，十几秒的功夫就将装好的排骨递给了顾客。
    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一上午的功夫，郝大姐站在摊位前，没有喝一口水，也没有去过一次厕所。10点多趁着人少的时候，啃了一个馍解决了早餐。
    儿子让她坐下歇会，她摆摆手说：“不坐，冷得很。”
    忙碌到中午1点半，一家人终于有空张罗午饭，可刚等郝大姐把菜下进锅里，就来了位大妈想买肉，于是她又急匆匆得放下铲子去称肉，等回来时菜花的一面已经糊了。
    “做生意就是这样子，来人了就得赶紧招呼着。”郝大姐话音刚落，一个电话又催促他们赶紧送肉。等到晁大哥再次送肉回来，已经2点20分，原本冒着热气的饭菜略微有些凉意，此刻一家人才吃起了午饭。不过，即便是端着饭碗，郝大姐的眼睛也一直瞅着外面，不时放下筷子招呼买肉的顾客。
    辛苦疲惫，一天能挣多少钱
    ——郝大姐收拾完毕后，将装在铁盒里的钱拿出来，用手沾了沾吐沫认真地数了起来
    吃完午饭后已是下午3点，在外奔波了大半天的晁大哥显然有些支撑不住，脱了外套躺在了小床上休息。尽管隔板外的绞肉机发出轰鸣的机器声，他还是很快进入了梦乡。
    “真的太辛苦了！我就希望儿子以后能找个稳定的工作，不要像我们一样这么操心，晚上发愁进不到好肉，白天又发愁肉卖不完。”郝大姐一边感慨一边给丈夫拉开了被子。
    闲下来的刘红艳也告诉记者，现在卖菜的小贩太多，竞争太激烈，“有时候忙上一天，才挣几十块钱，我们这两个摊位费就要700多，还要租房吃饭，一个月下来也就能挣一千来块钱。”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长延堡菜市场的小贩多是外地人，为了营生，带着孩子来到西安，租住在市场周围，一年到头也只有春节回家几天，其余时间都待在市场里，过着极其简单朴素的生活。“十几年了连翠华山都没去过，既没钱也没时间。”郝大姐笑着说。
    下午的菜市场，除了接待零散的顾客外，小贩们不是在打盹补觉，就是在互相聊天，远处不知是谁放起了阵阵音乐，有人叫喊着“太难听”，有人则唱了起来。刘红艳倚在门框边看郝大姐灌香肠，比起上午那会，此时她们的面部表情生动起来，时不时传来一阵说笑声。
    晚上5点到7点的时候，菜市场再次迎来一批顾客，等到他们离去，7点半以后，菜贩们就开始清点货物、打扫卫生，刘红艳和丈夫收起剩余的蔬菜，整理好摊位提前回家了。不少商铺也开始收拾关门，卷帘门拉下的声音刺啦作响，在市场内此起彼伏。
    郝大姐收拾完毕后，将装在铁盒里的钱拿出来，用手沾了沾吐沫认真地数了起来。然后拉开棉衣拉链，将五十一百的大票子塞进了衣服内兜，剩下的零钱则一股脑地装进塑料袋里，思量了几秒钟，走到床边，将一袋子钱塞进被褥里，然而转身没走两步，又回过头将手伸进褥子里，把钱往里推了推，顺带着掖好被子。
    “一天干了十五六个小时，比一般上班的人多干一倍多的时间，也就差不多能挣二百多块钱，光我们这间铺面的房租一个月就要3100，还有水电、吃饭，算下来一年挣不了多少钱。”说着话，郝大姐最后拉开抽屉扫了几眼，确定没有落下东西后，关上灯锁上门，和丈夫一起坐上了电动车，穿过市场狭窄的通道，渐渐消失在黑夜中。
    这一个夜晚，照旧有闪烁的星辰和明亮的圆月，14年，5000多个日夜，在寒风凛冽中前行的时候，郝大姐夫妇也没想过放弃，他们或许只是城市里默默无闻的一员，却在肩上承载了最沉重的劳作和最沉重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