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版年画：传承有方，方能老树新芽

本报实习记者 薛 帅 驻江苏记者 王 炜

春节期间，在晋南一带的村落，多户人家的门扉上、窑墙上贴着各式各样的年画，有用以驱邪避灾的“门神”、有将吉祥与财运送入万家的“灶王爷”，更有寓意来年丰收的“年年有鱼(余)”。走进一户人家，墙上挂的年画表现的是戏曲《西厢记》里的故事，主人高某告诉记者，他们年年如此，“过年关、守岁，就凭这些增添年味儿”。

与乡村不同，如今城市里已鲜能见到年画。“现在都住在楼房，安的都是防盗门，没人再用得上这些‘门神’了。”家住山西省临汾市的李先生表示。他至今仍保留着小时候攒下来的一些年画，并将之视如珍宝。“这些‘拂尘纸’从前也不值什么钱，但现在却稀罕了，尤其是这些图案和刻法，越来越难找，便越发觉得珍贵了。”他所指的正是当地的特色年画——平阳木版年画。

而在北京大栅栏，对于年画艺人张阔而言，春节前后最为繁忙。“每年到年底时，才能多卖出一些年画，但这些年年画的销量大体上并无增减。木版年画确实已属于较为边缘化的民俗艺术形式。”张阔感叹。他说，北京其实有本地的木版年画。“北京年画多以纸马、供神、各行业祖师爷等为主要内容，不像地方上的其他年画乡土气息那么重。画面则力求精细，更符合城市居民的审美特点，有的甚至用到金色，带有皇家气息。这是其他年画种类所没有的。”

张阔用“濒危”来形容北京木版年画的现状。在他看来，年画这一农耕文明的产物似乎已与时代不相适应。“时代的进步难免会淘汰掉一些东西，如今没有那么多人来从事这个行当了，但我觉得老祖宗传下来的这门手艺仍应代代传承下去。”除了动手刻印，张阔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收集、整理北京木版年画的相关资料，并准备申请非遗项目。“很多图样都已散失，找起来存在很大困难。”但为了将北京木版年画成体系地展现出来，他一直在加快收集的步伐。

近些年来，年画已渐渐“褪色”，虽然仍有诸如杨柳青年画等规模较大、集群式发展的年画作坊，但年画确实已渐渐淡去了其本来的历史文化功能。随着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改变，木版年画在实用功能减弱的同时，纯粹的观赏功能则有所提升。“现在买年画与从前已经不一样了，在我们这里，很多游客旅游时会买年画，并将之当作民俗艺术观赏品和收藏品。”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木版年画研究会负责人解洪琴说。

东昌府与潍坊杨家埠并称山东两大民间画市，代表着山东木版年画的东西两大系统，很早就在国内享有盛誉。2008年6月，东昌府木版年画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活跃着的东昌府木版年画艺人已到了第五代传人，其中有两位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年龄都在75岁以上。他们既要刻印作品，还要抽出时间带徒弟，肩上的担子很重。”解洪琴说。

而在南方，桃花坞木版年画作为我国南方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民间木刻画，以其丰富的题材、儒雅清秀的画面受到百姓欢迎，早在2006年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市场的变化也影响了桃花坞木版年画中传统技艺的留存，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给传统木版年画的手工制版和印刷技巧造成很大的冲击。

据悉，目前桃花坞木版年画的画铺正在减少，传统雕版技艺和染色印刷技术的传承也越来越困难。由于传统艺术的生存市场严重萎缩，目前仅有几个人还在坚持年画创作。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社长华黎静表示，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年画最怕的就是出现“断层”，桃花坞木版年画目前也面临着后继乏人的问题。“申请非遗传承人至少需要在这个行业工作20年，现在能坚持下来的年轻人太少了。”华黎静说。

“我们这一代人还坐得住，动手能力也很强，但‘80后’‘90后’们面对枯燥的刻、印流程却往往坐不住了。”张阔说。目前他还没有徒弟，传承问题一直是他的一个心结。

但在解洪琴看来，情况要乐观许多。她并不认为已经没有人愿意学习古老的非遗手艺了。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木版年画界的人才已经开始出现“回笼”和“反流”。“以前放弃年画从事其他行业的手艺传人看见现在的形势很好，很多又回来了，重新拾起了木版年画。但这种情况能否持续仍是一个问题。如今最缺的还是资金，人才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资金问题。只有让手艺人可以靠手艺吃饭，才能让他们专心传承、悉心保护这项古老的技艺。”解洪琴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