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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辞旧迎新的日子里,亲朋好友之间互相拜年,古已有之。
宋代久居京城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有:“十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以商品为诱饵赌掷财物的博戏)三日,士庶自早相互庆贺。”明代陆容在《菽园杂记》卷五中云:“京师元旦日,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
由于春节时间短,拜年要求的时间又比较集中,这对于交际比较广泛的上层人士来说,面对众多的各个方面的拜年对象,难有分身之术,一下子忙不过来,这就发明了“飞帖”拜年的方法,使这一问题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
宋人周辉在《清波杂志》中说:“宋元祐年间,新年贺节,往往使佣仆持名刺代往。”
这种名刺是用一种梅花笺纸裁成的二寸宽、三寸长的纸片,上面写着受贺人的姓名、居住地址和恭贺新年的吉利文字,以此代为拜年。
明人文征明在《贺年》诗中写道:“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蔽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这里所言的“名刺”和“名谒”即是现今名片和贺年卡的前身。
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快捷、方便、实用,易于被人接受,不但节省了时间,也体现了社会文明,因此被广泛应用,乃至今日人们仍在元旦和春节用贺年卡来传递友谊,联络感情。
既然“飞帖”可拜年,那么,由谁来接受“飞帖”呢?人们不可能总是站在门口等待。持名刺的佣仆因为任务繁多,不可能也不适宜进入人家家门。为此,有关人家就在门前的墙壁上糊上一红纸袋,上面写有“接福”两个大字,持名刺的佣仆到此不用敲门,将“飞帖”插入“接福”的红纸袋即可离身。
清人《燕台月令》形容北京年节:“是月也,片子飞,空车走。”这成为当时的社会时尚和一道亮丽的景观。一个“飞”字,足可以看出街头传递片子的繁忙热闹景象,正是“你来我往急匆匆,代人送帖传友情;莫道街头风刺骨,额头早已汗珠生”。
当然,对于传来的帖子和前来拜年的来客,大户人家要登记造册,做到心中有数,牢记友情。因此,大户人家还专设了“门簿”,进行详细记录。譬如,来客或“飞帖”的主人,辈分或官职,以及详细居住地址,以便回拜回帖,这才真叫“礼尚往来”。
历来十分讲究吉利的古人,在新春大喜之日,更是多了一些讲究,以图接祥纳福。门簿的首页多虚拟“亲到者”四人:一是寿百龄老太爷,住百岁街长寿巷;二是富有余老爷,住元宝街金银库胡同;三是贵无极大人,住魁星阁大学士牌楼;四是福照临老爷,住五福街幸福巷。
另外,还可以根据自家的实际情况及所盼之事,去虚拟其他人物,譬如这家有体弱多病之人,就虚拟一个健无病老爷,住踢山街托鼎巷,以图吉利讨口彩,端的是“新年接福纳吉祥,虚拟吉人进门堂;只盼来年日子火,福寿全到乐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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