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与国际接轨或存“认同”焦虑

原标题：中国文学与国际接轨或“认同”焦虑

羊城晚报记者 何 晶

自2014年11月登陆美国市场，刘慈欣《三体》三部曲英文版第一部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销量突破两万册。与此同时，近日也有报告称，麦家的小说《解密》以近700家国外图书馆的收藏量，位居中国当代作家第一。早前，上海作家小白的长篇小说《租界》英文版版权曾以6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6.8万元)的预付金卖给美国出版社哈珀·柯林斯，创下了当代中国作家在海外市场获预付金的最高纪录。《租界》目前已售出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及荷兰文的国际版权，而且均与该语种的主流出版机构签约。

——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正在赢得众多的海外读者呢?在“走出去”喜悦与焦虑中，中国文学有哪些难题需要面对?

作家说

刘慈欣：一个小小的成功

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被誉为中国科幻小说的高峰，英文版由美籍华人刘宇昆翻译，而他本人也是科幻小说作家。《三体》英文版名称直接译为《三体问题》(The Three-Body Problem)。刘慈欣看过刘宇昆的译本，他本人非常满意。自2014年11月11日登陆美国市场以来，《三体》第一部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销量突破2万册，引起了西方社会尤其是科幻界的关注。

面对这一销量，刘慈欣很高兴，他对羊城晚报记者说，“这个数字超出了我们的预测，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成功，所以很高兴。但这只是与国内翻译到美国的文学作品相比较，算不错;和美国本土科幻小说的销量相比，那就差远了。当然美国本土科幻的畅销书也不好说，有多有少，但《三体》的销量肯定不算多的。所以，就把这次成绩看作是国内科幻文学向西方译介的一个良好开端吧。”

池莉：我的书在法国卖得挺好

作家池莉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也曾表示，中国现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作家经纪人，她在全国有六个能干的助理。“如果单纯是个人写作，写的文字都放进抽屉锁起来自己偷着乐，自然就不需要经纪人。可是除了作家写作这个环节，作品还需要进入社会环节，经过出版和发行，作家还要获得写作的劳动报酬，还要防止著作被盗版，这当然就需要经纪人去料理。经纪人是专家，他们的职业就是料理知识产权的商业权利部分，国外就是这样的。”

池莉作品的海外版权事务直接交给了她的女儿吕亦池和一家海外公司共同打理，她说，“海外版权事务特别繁琐，正好女儿留学英国，于是很放心地把这摊事情交给她了。他们做得不错，我的书在法国卖得挺好。”

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也在2013年2月宣布，委托女儿管笑笑对外代表自己洽商版权和其他各种合作事宜，其对外所作承诺和签署的文件他均予以认可，从此管笑笑成了莫言的“经纪人”。

北京新经典文化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欧美等出版业发达国家，约80%的大众图书都是通过经纪人来代理的，知名经纪人的收入相当可观。他说，在欧美国家，出版商要想取得一位知名作家的版权，首先必须先过经纪人这关。这些作家经纪人相当专业，大到帮作家调整写作思路，以符合市场需求，小到帮作家确定一部作品的具体电子版权价格。

学者说

最大的问题是“翻不出来”

——浙江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所执行主任刘江凯专访

莫言、余华和贾平凹、王安忆分属两个档次

羊城晚报：近日，刘慈欣的《三体1》在美国卖到2万册，也有报告称麦家的《解密》以近700家国外的图书馆收藏量，位居中国当代作家第一。您怎么看待这两个数据?

刘江凯：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关注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这种希望得到西方发达国家认可的心理，其实某种程度是面对西方强势文明的自卑表现，越强调这种肯定，自卑感越重。其次，在海外传播效应好的文学作品，并不一定代表它的文学价值就高，我们看的是文学性，而不是简单的数据统计。这些统计有着太多非文学的因素，包括宣传的各种手段等等，我们不能从海外传播的广度逆推文学质量。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数据是真实可靠的，应该承认这些小说的海外销售策略是成功的，有值得借鉴之处。

羊城晚报：《解密》和《三体》都是作为类型文学被推广出去的，在主流严肃文学范畴中，在海外译介最多的是哪些作家?

刘江凯：比如莫言、余华、贾平凹、王安忆，这些我认为处于同一个档次的中国当代作家，都是优秀的“第一军团”，创作实力并没有多大差距，也不能说莫言获奖之后就更上一层楼了。但是，在海外传播上，莫言、余华和贾平凹、王安忆，他们是在两个档次的。

根据我2011年的统计，莫言、余华作品被翻译的语种数量至少在20种，远远高过贾平凹、王安忆。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数据我没有统计，估计会有更明显的变化，而贾平凹、王安忆的翻译语种数量，大约只是莫言、余华的一半左右。如果从海外的获奖情况来看，贾平凹、王安忆也差一些。

羊城晚报：原因何在?

刘江凯：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有两个环节很重要。一是创作，归根结底还是创作决定海外传播的效果。国内特别认可的好作家，确实在海外的影响也更大。当然不排除个别作家因为意识形态等其他原因有些差别，但总体规律是这样。二是流通，在这个环节翻译才起到决定性作用。我们以往过多地强调了翻译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影响，这让人容易忽略提高创作质量这个基础环节的作用。理想的方式当然是这两个环节同时处理好。

比如王安忆的《长恨歌》，它的节奏非常慢，就连中国读者都比较难进入，这本小说翻译出去，对外国人来说，就更不好进入。按照顾彬教授的说法，他认为《长恨歌》的中文版和英文版都非常好，英文版是白睿文翻译的，他认为《长恨歌》是1949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最好的小说之一。但这个文本的难以进入，肯定会导致它的接受程度没有那么高。

译者在流通环节是最重要的，莫言小说在这一块的优势特别明显，他的英译本基本是葛浩文翻译的，日本的译者是吉田富夫，早年还有东京大学的藤井省三，法语是诺埃·杜特莱，瑞典语是陈安娜。各个语种的译者基本都是最好的。

在流通环节，也和海外版权经纪人息息相关，有的经纪人更熟悉作品推广，市场运作等等，也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正从小众的专业的学术圈走出来

羊城晚报：所以中国当代作品译介到海外这个过程其实有好几个环节需要重视，比如翻译、版权经纪人等。

刘江凯：对，贾平凹在一次采访中总结这些年和海外打交道有几点感受，中国文学最大的问题是“翻不出来”，比如《秦腔》，翻出来就没有味道了，因为它没有故事，净是语言。中国目前缺乏一批专业、优秀的海外版权经纪人。比如《高兴》，来过四五个和他谈海外版权的人，有的要卖给英国，有的要卖给美国，但后来都见不到了。他以前所有在国外出版的十几种译本，也都是别人零碎找上门谈的，他自己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找他们。另外是要培养一批中国自己的在职翻译家。应该说贾平凹的体会是非常准确的，翻译的确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最大的直接障碍，尤其是对一些非常有中国传统特色、语言、民俗地理的作品，确实存在着“翻不出来”的苦衷，或者翻出来也变了味。

羊城晚报：有个说法是，译介到海外的中国文学作品大多并非商业出版，而属于学术出版，这让中国文学作品置于学者研究视域而难以走近普通大众，是这样吗?

刘江凯：确实是这样。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翻译出去，我们不能想象成是外国文学在中国图书市场这样的规模。总的来说，中国文学在海外翻译市场占的份额是非常低的。但这并不见得是我们不够努力的问题。

以美国为例，其实有着极强的文化孤立主义和自闭传统。最早来自鲍克公司数年前的统计，每年在美国出版的图书中，译作仅占3%。纽约罗切斯特大学的学者们甚至怀疑，3%也属于高估。而且这3%是全门类的译作，在小说和诗歌领域，译作比例连1%都不到，大约只有0.7%，那具体到中国文学的译介就更少了。不是说单单中国就少，法国、德国这些国家的作品也很少被译介到美国图书市场。

王德威教授和我在访谈中提到过一个观点：“我们没有必要期望美国这样一个中产阶级的读者，突然有一天拥抱中国当代文学，法国作家在美国有几个有名的?德国作家又有几个?日本的几个作家，比如川端康成，日本政府在六十年代有系统地推动，在美国也不过是有一席之地而已。”

就我个人在海外的体验以及研究结论来说，中国当代文学正在从小众的专业的学术圈走出来，慢慢和市场接轨，但是市场化的成熟度还是比较低的。这也和签约的出版公司很有关系，如果是大牌的出版公司，在推广市场上很有经验，也会大有帮助。再比如苏童参加的“重述神话”写作计划，“重述神话”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发起，邀请世界各国著名作家对本土神话传说进行再创作，中国选了苏童等作家。苏童由“孟姜女哭长城”改写的《碧奴》在传播流通上肯定就会更好。

海外传播中的“一本书现象”

羊城晚报：具体数字如何?是不是一般都只能卖几百册，上千册就已经算很不错的成绩了?

刘江凯：也要看不同的国家和文体。比如在德国，诗集能卖到几百册就算非常不错了，有的小说可以卖到上万册，也属于卖得很好的。

羊城晚报：我看一个数据说，《狼图腾》海外发行了两三万册，算非常畅销。

刘江凯：《狼图腾》是葛浩文翻译的，他在翻译过程中做了大量修改，我认为这本书可以算是海外传播的“一本书现象”，就是当时卖得很好，但后继无力，我觉得也就是昙花一现。我始终认为作家要先扎实把创作搞好，自然会有人找上门来，而不是着急地把自己推出去。

羊城晚报：经纪人的选择或者译者的选择，有偶然性因素吗?

刘江凯：有的，有偶然性因素，也有个别的人际关系因素。现在作家的自由度大了，有更多自主选择权。比如王德威就可能和上海的走动更密切一些，他对王安忆作品的翻译就有推动作用。

羊城晚报：张悦然曾经说她之所以能成为第一个入围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的中国作家，“并不是因为我写得好，是因为几乎没有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被翻译成英文。”您对她这个判断怎么看?

刘江凯：据我了解，传统作家翻译出去，是长篇和短篇结合的。莫言、余华、王安忆等也有很多短篇小说的翻译，英语肯定有许多短篇小说译集。有的可能是重新筛选编译的，数量并不少。也许她说的是刚好那一年没有，或者比较少，或者是没有像她那样的年轻中国作家。我并不认为当代作品的对外翻译都集中在长篇小说。

我倒是担心当代文学整体性的失衡问题。莫言、余华、贾平凹、王安忆这些作家形成的是整体性的高原，但是现在的年轻作家，比如80后作家，市场是很好，但文学上的丰厚程度是不够的。再过几十年，这些年轻作家是否能够像今天这帮主力作家一样整齐地出来?未来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会不会出现一个断代?这是让人担忧的。

更关注的是中国问题，而不是中国文学问题

羊城晚报：国外出版社给中国作家的版税很低，甚至拿到的稿费还不够翻译费?

刘江凯：这个要看具体情况，总的来说，中国作家从海外出版公司获得的版税比较低，而国外翻译这部分的费用又比较高。翻译费用这笔钱，有些是国外的学术机构出，有些是中国政府的翻译出版计划负责，还有的走商业出版路径，由国外出版社买下版权，出版社再找人翻译。还有一种可能是作者自己出钱找人翻译出版。

中国文学在海外有两个中心，一个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个是日本、韩国、越南这些中国文化圈国家。有些作品翻译出去，比如先有德语版，英国或者法国会直接从德语版译成英文版或法文版，不会再直接从中文直译。这样有个好处是，只要经过其中一个语种的市场肯定，其余几个语种的市场也不会太差，出版商也比较有信心。

羊城晚报：其实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读者多数是对中国感兴趣，而不是对中国文学感兴趣?所以在文学作品的选择上也是会有偏向性的吧?

刘江凯：没错，为什么这两年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会有传播上的热岛效应，肯定和中国在国际上影响力的扩大有关系。大家确实关注的是中国问题，通过文学了解中国，而不是中国文学问题。因此对中国当代文学也会有某种固定的阅读期待。但今天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外国读者也不再局限于对古老神秘中国的想象，我也毫不怀疑中国年轻作家也能写出和国际接轨的作品。

我认为中国从媒体到民间都充斥着一种“认同”焦虑，而且是“强势认同焦虑”。同样是海外接受，我们更看重欧美等发达国家，没有多少人会真正在意非洲等不发达国家地区的影响力。显然获得欧美等强势“认同”，不论是作家本人还是媒体宣传，都会多一层个人成就感或者民族自豪感。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多国际认同，但与此同时，保持一颗平常心，大概更能显示出我们的自信心来。

从业者说

谭光磊[光磊国际版权经纪有限公司创办人]：不要一味迎合欧美市场

羊城晚报：您算是华语文学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版权经纪人吗?最初为什么会开始做版权输出工作?

谭光磊：我绝对算不上是第一，我非常敬重的前辈、在纽约的王久安女士应该算是第一个真正把华文作家带进美国主流出版界的经纪人。卫慧、余华、徐小斌等人的作品都是因为她才走向世界的。我是在编辑朋友的介绍下开始从事版权代理工作，起初以引进欧美图书到台湾为主，但心中一直有输出华语文学的梦想，慢慢积累了经验和人脉后，遇到了张翎的小说《金山》，才促使我把梦想化行动，真正投入到这块领域。

羊城晚报：能否谈谈您代理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具体例子?

谭光磊：我很早就买了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繁体版，早在我开始做版权输出之前。在朋友多次推荐后，我在2010年春节开始读这本书，感动极了，马上联系迟老师，取得她授权同意，然后请外国译者写审读报告和翻译样章。几个月后，在伦敦书展上就卖出了英国、意大利和荷兰版权。这本书后来还卖出了日本、韩国、土耳其和法国版权。

羊城晚报：除了张翎、迟子建，您还代理过大陆哪些作家的海外版权?您挑选作家和作品的原则是什么?

谭光磊：还有麦家和范稳，以及年轻作家陈楸帆、颜歌等。个人喜好是第一关，一定要自己有热情才能向外国出版社推荐。其次当然要评估作品的写法、翻译难度、故事能否与欧美读者产生共鸣，是否有得奖或畅销或影视改编的因素，或者是否有现成的国外畅销书做类比。这些很难简单化约为一个通则，只能凭经验慢慢积累。

羊城晚报：据您了解，在海外译介得较多的中国作家，比如莫言、苏童、毕飞宇等，是不是跟他们的经纪人得力很有关系?

谭光磊：绝对有关。莫言前两年和英美著名的经纪人Wylie Agency签约;苏童则是由香港的“牡丹花”来代理，经纪人尤小茜女士是英国人;毕飞宇的经纪人则是英国的安德鲁纳伯格先生。版权交易毕竟是西方出版产业因为成熟、分工细密而发展出的东西，得按照他们的游戏规则来玩，才容易打入那个文化圈。

羊城晚报：版权经纪人在西方国家的情况如何?作家都有固定的经纪人吗?版权经纪人和作家经纪人又有何不同?

谭光磊：按照英美国家惯例，作家几乎都有自己固定的经纪人，双方是以独家的形式合作。如果作家对经纪人不满，可以炒了他换一个，但不可以同时拥有几个经纪人，因为这样会造成市场混乱，外国出版社会不知道该找谁。一般我们说的“版权经纪人”，指的是引进外国图书到本地市场的次级代理人(sub-agent)，作家经纪人literary agent或称primary agent，指的则是帮作家打理国内外所有事务的主要经纪人，这位primary agent在世界各国还会有次级代理人，如此构成一个绵密的国际授权网络。

羊城晚报：中国当代作家如果想更好地“走出国门”，被更多读者看到，您觉得应该从哪些方面做起?是否应该有更多成熟的版权经纪人?

谭光磊：确实是需要的，但这也需要整个产业更成熟。比如说出版社的版权经理要扮演更重要的授权角色，但是版权经理拿什么出去卖呢?假如出版社的书还是维持中国式思维，未必能理解到国际市场的喜好，就像是要士兵拿步枪去打仗，但却给他手枪的子弹。我并不是说中国出版社在策划出书的时候一味去迎合欧美市场的口味，那样也会有问题，但确实可以在编辑或策划的环节，多让熟悉欧美图书市场的编辑或版权经理加入讨论，让图书产品在源头就可能更有国际视野。其次是版权经理必须获得充分的资源和授权，有预算的话可以找外国译者做好的翻译样章，出国参加书展，和外国出版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