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保护与文化传承需良性互动

古籍既是中华文化厚重记忆的载体，又是继承和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近日，在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主办的第16期博雅出版论坛上，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介绍，从2007年至今，我国古籍收藏单位从900多家增至3000多家，古籍总量从3710万册件增至5000余万册件;2006年，全国图书馆古籍修复人员不超过100人且学历相对偏低，如今古籍修复人才已有1000多人，拥有硕士以上学位者已不罕见。

这样一串大幅增长的数字是我国古籍事业快速发展的写照，更是古籍工作者们汗水与心血的结晶。学者认为，古籍保护与文化传承，事关国家、民族文化发展和学术发展，应周密部署、多方努力，使其成为传世长久的可持续事业。

良性互动让文化传承深入人心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该计划在古籍保护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与示范作用。

各地古籍保护中心是我国古籍保护的重镇，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其中之一。今年10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被文化部授予“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先进单位”称号。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主任赵嘉朱介绍，2012年7月至2013年12月20日，该院院属15家单位展开了一场建院以来大规模的古籍普查登记活动。全院先后有367人参加，历时1年5个月，首次基本摸清院藏古籍为9.74万种(含民国新古籍)，为做好古籍保护奠定了基础。

在多位学者看来，古籍的保护与文化传承不可分离：保护古籍，对于促进文化传承具有重要作用;古籍保护的目的在于文化的传承，这种传承又呼唤、激发更高水平的古籍保护。

“古籍保护与文化传承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古籍保护不是一种机械的保护，不能将古籍禁锢起来，而是要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服务。”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教授周少川表示，中国古代有许多藏书家，对藏书采用一种比较私密的保护方式，使古籍传承多代。但在当今社会，这种私密的藏书观念与公共图书馆共享资源的观念并不吻合。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注重古籍的保护和修复，加强对古籍的科学管理;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发挥古籍的作用，让古籍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

“对古籍最好的保护，是让古籍内容得到最好的传播，让每一位对传统文化有兴趣或需求的人，都能得到与利用经过整理的古籍善本。”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如此表示。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刘家真认为，古籍保护与文化传承是一脉相承的，没有文化的传承，就失去了保护的意义;而不对原典加以保护也就无法可持续开发与传承。所以，凡是注重文化传承的国家与地区，古籍保护都深入人心。

循序而进数字化内容重在求质

古籍数字化是保存、传递书香的另一种途径。当前，古籍数字化工作正在我国如火如荼地进行。然而，在这股热潮中也存在问题与隐忧，在版权、质量等方面，古籍数字化还有很多关要闯。

古籍数字化，离不开学术的参与和把关。在顾青看来，当前古籍数字化产品充斥着不合格的产品。他认为，古籍的数字化，必须建立在古籍整理规范的基础之上，但是目前众多古籍数字化产品的质量远低于纸质图书;古籍整理者同样享有著作权，而目前大多数古籍数字化产品均未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古籍数字化的成果必须具备适合古籍文献特色的检索功能，但目前大多数古籍数字化产品在检索方面并不理想。

对于当前古籍数据库存在的问题，周少川提出，目前古籍数据库水平还不高，需要进一步提高古籍数据库的正确率;各个数据库的格式需要统一;数据库还要考虑增加一些特殊的功能，如制作专题的古籍数据库，或者除了关键词的检索，增加像书名、人名、地名、制度等专项的检索，以提高古籍数据库的利用率;还有一种数据库值得注意，即域外汉籍的数据库。现在我们比较关注的是美洲、东亚方面的数据库，但对欧洲域外汉籍的重视相对薄弱。其实，英、法、德等国的大众图书馆，也藏有许多汉籍，虽然这些图书馆也有数据库，但国内的学者和读者并不能充分利用，这就要求国内的古籍行业或数字化行业的工作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周少川还表示，古籍目录、古籍索引的数字化，是未来需要深度开发的内容。

关键在人突破人才培养瓶颈

2014年，我国古籍人才培养加速前行、不乏“零的突破”：11月10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山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等宣布，将于2015年正式联合招收、培养“古籍修复与保护”方向硕士研究生;11月24日，国内第一本有关古籍修复的研究生教材《古籍修复技术》举行新书首发仪式;11月30日，全国首家“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在复旦大学成立，并将招收古籍保护方向专业硕士研究生。

此前，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古籍保护的人才培养方面做了大量且艰苦的工作，已探索出一条分层次与多元化的古籍人才培养的路子。例如，举办古籍整理培训班、国家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等，惠及数以千计的古籍人才。

当前，古籍人才“青黄不接”的状况已初步改变。不过，相对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人才培养走向良性循环依旧任重道远。有学者提出，古籍保护事业应从培养真正懂得古籍、能够承继文化的人才着眼。

缺乏好的师资、缺少好的教材，是目前制约古籍保护等领域人才培养的瓶颈之一。目前，这些领域的教师数量并不少，但既懂理论又可以实际操作的老师可谓“凤毛麟角”;古籍保护、古籍整理等方面的专著与教材并不缺乏，缺乏的是严谨、务实的好教材，确保其传递的信息可靠、准确，其内容体系能够满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于古籍人才的培养，刘家真表示，完备的教学内容还有待探讨与建设。

刘家真提出，古籍保护等不仅需要组织建设与资金支持，更需要研究问题，研究目前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解决。对于今后的古籍保护与开发，希望既能够设立重大课题加以研究，也希望科技部能设立专项课题资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