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2014：类型趋多样 原创待突围

原标题：话剧类型趋向多样 原创亟待突围

青年戏剧研究者 徐健

2014年，中国话剧继续保持平稳、健康的发展态势。从创作层面看，聚焦现实生活的原创作品增多、经典改编剧目紧贴当下关怀、民营剧团剧目更趋个性化表达，创作者从多个角度思辨着戏剧与时代、人性的关系。从演出层面看，国外戏剧扎堆来华、“现象级”话题频繁、节庆展演主打品牌概念，演出市场日益成熟理性。从市场表现看，以北京为例，戏剧类全年演出总票房为5.5亿元，其中话剧票房收入达2.2亿元，较上年上涨10.1%。相较往年，话剧演出体量增加、剧目类型风格渐趋多样，但在艺术质量、舞台呈现、美学探索等方面却表现得参差不齐，尤其是原创作品反映出的问题格外突出。面对世界戏剧“推土机”的轰鸣声，以及中外戏剧文化交流的逐步深入，中国话剧应该在变化了的时代和审美语境中，抓住创新发展的契机，通过激活本土戏剧的创造力，实现创作理念、美学观念、艺术品质的全面提升。

现实生活表达要向深广层面拓展

原创剧目是一个时期戏剧创作整体面貌和走向的晴雨表。2014年，主流剧院大都强化了现实题材原创剧目的创演力度，从多个视角关注现实，在传承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基础上，为时代留下了特殊的舞台记忆。像北京人艺的《理发馆》，中国国家话剧院的《长夜》《花心小丑》《枣树》《暴风雪》，总政话剧团的《兵者·国之大事》，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天才小精灵》等，或传达爱和温情的主题，或展现城镇化、现代化过程中城乡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变异，或表达当代官兵的使命担当和精神情怀，或张扬真诚、独立、互帮互助的中华传统美德，在内容表达上显示出当代剧作家思考社会生活的广度和热情。

然而，现实题材仅停留于此是不够的。纵观这些作品，无论是剧本层面的人物塑造、冲突组织、情节结构，还是二度创作上的表导演实践，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意犹未尽之处。尤其是前者，人物性格单薄、戏剧冲突弱化、叙事情节拖沓等剧本创作上的先天不足，直接影响了二度创作的艺术效果，导致舞台演出缺少灵魂和思想支撑。一些创作者虽然写了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事，叙事策略却总是徘徊在生活的地表，无法真正深入其中，夹杂着概念化、模式化的创作痕迹;有些作品人物戏份不够，生活积累匮乏，只能依靠流行的网络段子、歌曲甚至过度的情感宣泄弥补，借以调节沉闷的剧情和乏味的说教。

回眸历史，那些为中国话剧引以为傲的剧目，无不闪耀着思想的锋芒、心灵的真实、批评的锐气、创新的激情，这正是今天创作者需用信念坚守的品质。如何潜心于生活打磨剧本，让现实题材创作真正脚踏实地，成为有灵魂、有情怀、有力度的诚意表达，是未来一段时间需要业内人士认真探讨的课题。

民营戏剧面对市场抉择趋于理性

2014年可谓民营戏剧的调整年。以往鱼龙混杂的创作景象得到有效扭转，依靠市场和艺术资源的优化配置，民营戏剧演出格局发生新变化：一些剧团遭遇生存困境，如以新潮、前卫为主要特色的北京木马剧场关门停业，曾在都市白领中颇受追捧的戏逍堂销声匿迹;同时，也涌现了诸如北京的鼓楼西剧场、77剧场等新的剧场和制作机构，它们从成立之初，就把艺术口碑和品牌建设放在首位，力求在激烈竞争中确立自己的文化坐标;而经过几年摸爬滚打坚持下来的剧团，则纷纷在作品内容和质量上下足功夫，注重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品质的打磨，像怪咖剧团推出的黑色喜剧《东北往事》，用4年时间打磨剧本，显示出对市场和观众的诚意。

青年编剧、导演依旧是民营戏剧创作的主力。这一年，他们带来的作品继续在个性风格与市场趣味之间探索平衡。如徐小朋编导的《醉生梦死》通过杨柳青、柳如是夫妇普通生活的变异，讽刺追逐金钱、权力的腐化人生，对人性的虚伪阴暗进行一番“喜剧式”的嘲讽;曾伟力编剧、裴魁山导演的《五人间》通过5个参与者灵魂与肉体、身份与角色的不断互换，探讨人性的复杂与自我选择的可能;黄盈编导的《语文课》借助一篇篇课文引申开来的“怀旧”“表演”“互动”，唤起埋藏于每个人心中的理想、信念和感动。纵观这些作品，小剧场戏剧依旧为主要演出形式;题材类型上，多数青睐于黑色喜剧、情感话题，善于将悬疑、惊悚、喜剧、时尚等类型元素与个性化表达、市场需求相结合;演出形式自由，追求视听化、时尚化、技巧化等手段的叠加，迎合当代都市青年消费群体的审美口味。

2014年年底，青年导演顾雷蛰伏5年后的复出作品《顾不上》在蓬蒿剧场上演，内容依旧是对当下社会热点事件的针砭时弊，风格也延续导演嬉笑怒骂的黑色喜剧特色。但从素材的酝酿到演出，该剧历时10年，仅剧本就修改10次之多，这种创作过程的严谨、艺术表达的自由不拘、舞台呈现的鲜明个性，让我们看到了青年戏剧人的执着、真诚、朴实。有思想的剧场，青年戏剧人在用行动坚守着。

经典改编需文学滋养和人文情怀

西方经典戏剧作品的本土化演绎及改编在近些年的戏剧演出市场上始终占据重要份额，这一年也不例外，改编作品最多的要数莎士比亚。2014年是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纪念性的演出贯穿全年，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国家大剧院主办的纪念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演出季，在上演的8台中外演出剧目中，黄盈工作室的《麦克白》可以看作一次不同文化相互碰撞而成的全新创造，在东方式幽默的观照下，麦克白的形象从高高在上的悲剧英雄变得神经且怪诞、软弱又扭曲，成为当代人精神状态的写照。同样带有跨文化实践意味的，还有国家话剧院推出、田沁鑫执导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这一年，易卜生、契诃夫、布莱希特、贝克特等20世纪以来西方剧作家的代表作品纷纷被中国戏剧人搬上舞台，像任鸣的《玩偶之家》、孟京辉的《四川好人》、林兆华的《人民公敌》、赖声川的《海鸥》、王翀的《群鬼2.0》等。虽然改编者们都把“致敬经典”摆在首位，实现方式也各异，但大都倾向于个体化阐释，注重舞台形式的出新出奇。相比而言，以表演取胜、忠于文本的经典演出格外稀缺。经典改编最考验创作者的是艺术积淀和做戏的态度，解构、重构可以体现经典的与时俱进，但原汁原味未必就是观念落后的表现。面对经典，创作者不仅需要虔诚的敬畏，更需要具备从文学和表演两个层面理解表现经典的素养、功力，而后者恰是有些从业者欠缺的。

以往深受市场追捧的文学、影视作品改编剧目，2014年热度骤减，像何念执导、改编自辛夷坞同名小说的《致青春》，田沁鑫执导、改编自艾米同名小说的《山楂树之恋》等均未引起太大的市场波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话剧“炒”影视冷饭的方式，已不再是提高票房的灵丹妙药。观众的市场选择越来越趋于理性。这种趋向在一些当代西方优秀剧作的演出中得到佐证。如王晓鹰执导、改编自美国剧作家奈戈·杰克逊《Taking Leave》的《离去》和美国剧作家约翰·洛根的《红色》，周可执导的英国剧作家马丁·麦克多纳的《枕头人》等均收获了观众的口碑。这些作品虽然侧重点不同，却无一例外地在呵护人情人性，触及被压抑、被折磨、被改造的精神领域，从现代文明、权力、资本与人性本真的冲突等不同角度展开叙事，显示了创作者的人文情怀。

引进外国戏剧应把场外功课做足

2014年的北京舞台上，有超过50部以上、涵盖世界五大洲的戏剧作品竞相登场。引进方式既有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这样高规格的政府主导行为，也有北京人艺、国家话剧院、国家大剧院、天津大剧院等剧院组织的邀请展、交流活动，更包括诸如爱丁堡前沿剧展、南锣鼓巷戏剧节等民间戏剧演出活动。风格迥异、类型多样、前卫实验的外国戏剧接连登陆，让中国观众一下子有了不出国门坐观“世界舞台”风云的便利。其中，大师级作品引发争议，成为这一年外国戏剧演出最吸引眼球的话题。

克里斯蒂安·陆帕、特尔佐布罗斯、铃木忠志、罗伯特·威尔逊、尤金诺·芭芭等以往在戏剧史上多次提及的大师级人物，均在追求时髦、身份崇拜的观众中引起观看热潮。观众们带着朝圣般的心态拥进剧场，观后的滋味却是天壤之别。不管是对铃木忠志“亵渎经典”的追问，还是对罗伯特·威尔逊现场演出的喝倒彩，围绕这些导演的争议以及其舞台技术、身体训练、跨文化等方面的实践，在戏外点燃了媒体的关注热情。对大师级导演是否有统一的评定标准，我们无意深究，但他们之所以取得现今成就，其背后所依托的社会文化思潮、民族资源、人生阅历与美学追求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精神层面上对戏剧艺术的敬畏痴迷，却是值得国内戏剧人思考的。中国话剧的发展需要大师，更需要对话，这恰恰是我们中外戏剧交流过程中的短板。究竟该从大师的作品中汲取什么?如何看待大师的艺术理念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我们引进这些剧目的目的为何?业界需要给出一个相对专业的答案，而不是人云亦云的相互猜谜。

前期交流不畅，信息不对称，乃至文化观念差异所带来的接受上的障碍，也从中外戏剧交流的层面，为今后此类活动的主办方、组织者提了个醒：要把引进演出的介绍、导赏功课做在前面。客人远道而来，仅演出两三场就打道回府，观众如果对演出的背景、内容一无所知，很容易一头雾水，不仅审美期待得不到满足，错过与杰出艺术家深层次对话的机会，而且使主办方的引进意图得不到实现，白白浪费了一次次宝贵的演出资源。提前做好必要的知识储备，或者邀请相关领域专业研究者参与选戏、评戏，至少会在接受层面不至于出现如现在这般的无序和迷茫。这一方面，天津大剧院首届曹禺国际戏剧节的做法值得借鉴。为了让更多观众了解他们引进的《朱莉小姐》《假面·玛丽莲》等5部国外最前沿的戏剧作品，进而走进剧场，主办方一方面借助微信、微博等媒介把推介工作做足做全;另一方面通过演出期间的讲座、论坛、对话、导赏活动进一步加深中国观众对欣赏对象文化背景、艺术创造的理解。一系列精心准备，不仅拉进了观演之间的时空距离，而且为戏剧节积累了人气、赢得了口碑，形成了年度中外戏剧交流的特色品牌。

应把戏剧文化生态建设提上日程

2014年上半年，北京人艺复排演出的《吴王金戈越王剑》上，出现了多达10余次的笑场。究竟是历史人物行为动机遭遇质疑，还是如今青年观众对历史缺少耐心，抑或舞台上呈现的诗意已经不再为这个时代的审美所崇尚?这些问题还没来得及梳理出头绪，就被随后出现的“《雷雨》笑场”覆盖了，而且不出所料，引发了全国各大媒体的关注。两次“笑场”虽然情况各异，但是对台词和表演“笑点”最为集中，笑源也都来自所谓的“青年观众”。剧场之中发生的变化，让“笑声”成了观剧的期待，以至《雷雨》在上海演出时，计算笑场的数量变成观剧的新乐趣。

因笑场就为经典贴上“过时”“陈旧”的标签，或责备观众的幼稚、不理智，都不是解决问题的理想方式。“笑声”是观众最感性、直接的表达方式，它或许有些刺耳，但绝不是偶然为之。从近几年一些复排剧目的演出现场看，不是经典的精神、思想遭到了质疑哄笑，而是观众对那种渐离时代审美、程式化的经典演绎方式缺少了耐心。它表面上反映的是艺术表达与审美期待的错位，实际上与变化了的时代文化语境和观众审美水平紧密相连，更是多年来话剧发展中老问题不断叠加的结果。世界戏剧风云变幻，业内人士当以“《雷雨》笑场”为契机，坦诚交流、认真思考诸如经典如何与观众对话、如何面对观众变化了的审美等发展课题，以更开放的胸襟、多样的戏剧观念、包容的创作姿态，处理好传统与创新、继承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使越来越多的当代观众从话剧舞台上找到情感共鸣，让经典的光晕在精湛的表演和不落窠臼的艺术呈现下光彩熠熠。

此外，2014年话剧现象级话题不断，不管是对新媒体时代戏剧批评的探讨、多媒体与戏剧融合趋势的关注，还是围绕一些剧目产生的争议，与话剧发展相关的问题，早已突破了剧场的空间，与更广阔的文化语境相连，成为戏剧文化生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生态与物质、资本世界的丰富以及技术的发展存在某种呼应，其文化氛围的营造离不开艺术传承、艺术教育、审美习惯的累积，观众审美素养、需求的引导，乃至整个大的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化。这是戏剧艺术旺盛发展的客观基础。面对变化了的时代，培育戏剧发展的土壤，激活本土戏剧的创造力，确立适合中国话剧现代化、民族化的审美范式和美学表达，这或许是2014年中国话剧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