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石峁遗址发掘需100年 或为黄帝居所(图)

发自陕西神木、西安

　　上古神话里，居于五帝之首的黄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故乡在哪里，由于没有考古学上的证据，始终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并没有定论。

　　最近，黄土高原上，黄河支流秃尾河和它的支流洞川沟交汇处山梁上一座正在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超级古城——石峁古城，让人们对揭开黄帝的历史之谜，有了新的期盼。

　　石峁遗址坐落在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洞川沟附近的山梁上。从航拍图上鸟瞰这座4300年后重新现身的古城局部，其精确的几何造型，令人赞叹不已。

　　发掘工作已进行了3年，看到的仅是冰山一角。要对这座目前所见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石城进行完整发掘，国内文物专家达成的共识是：需要近100年。

　　有史学家推断，地处农牧交错带、三重石头城墙和玉画双绝英姿、为中华文明早期形成史提供了新图标的石峁遗址，正是传说中黄帝部族的所在。

　　为探访挖掘工作的最新进展，长江商报记者走进石峁古城挖掘现场。

　　三重城墙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强大堡垒

　　51岁的高栓桃一家住在石峁村的半山坡，耕地在山上的皇城台，走路只要10分钟。

　　皇城台是一个山顶的平坝，面积数十亩，周围有石头墙围起来。附近几公里的不远处，还有许多的石墙。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还小，他爹在皇城台的石头墙里发现过玉器，换得两三毛钱。在其它的石头墙里，别的村民也发现过，形状都差不多：薄片，跟刀子类似。他们并不知道这些石头墙的来历，以及为什么里面竟然有玉。2011年，这里突然来了很多人，开始对地下进行钻孔、走访。2012年，更多的人来了，住进窑洞就不走了，开始对这里开挖，还安装了摄像头，成立了警务室。高栓桃这才知道，脚下这片土地竟是4300年前的古城遗址。地里的瓦块，年代最晚的居然是夏朝。

　　三重城墙是出于防御的需要，防止财物和人口被掠夺。要建城，工程量十分浩大，更何况是三重城墙，还是在生产力低下的4300年前。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1年的调查表明，这里存在一个大型的城址。

　　2012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对城圈结构和城垣走向展开了细致的勘查，石峁古城的轮廓逐渐清晰：它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组成，墙围环绕，总面积达到430万平方米。此后又相继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2012）”和“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2014）”。它静静地在西北一隅躺了四千余年，终于又重新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石峁古城的规模，远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浙江，300多万平方米）、陶寺遗址（山西，270万平方米）等已知城址，是目前已发现的我国史前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相当于6个故宫。

　　城墙马面（或称敌台），是隔一定距离设置的突出矩形墩台，以利防守者从侧面攻击来袭之敌。明代建成保存至今的西安古城墙，就建有马面98座。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主编的《中国城墙》一书记载：“马面之名称，首见于《墨子》中……表明至少在战国时，已被普遍用于城市防御了。我国现存最早的马面实物，见于甘肃夏和县北的汉代边城八角城。”而考古人员在石峁古城址，发现了比八角城早了足足2000年的马面“祖宗”。

　　已经清理的一处马面，位于外城东门北侧，凸出城墙墙体约7米。因墙体曾被盗掘而坍塌，外侧墙体和文化层受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考古人员将坍塌的墙体部分彻底清除，墙体筑石部分则收集起来，以便将来重建时使用。

　　不止是马面，石峁古城对于瓮城、角台、纴木等的应用，在中国城建史上都是第一次。那时候，它就有十分先进的防御系统和设施，足以应对来犯之敌。

　　2014年，考古学家还对石城墙的构筑方式进行了成功“解剖”，揭开了四千年前城防建筑起始阶段的构筑技术与方法。“解剖”发现：石砌城墙是由石块和草拌泥构筑而成；城墙因地势开地槽筑基，尤其是靠向城外方向的基槽要向下深挖一米左右，需砌上一米左右深的石头之后，再与面向城内的地面找平，向上继续砌筑城墙。如此地基确保了城墙坚固耐用。

　　仅目前残存的城墙就有3米多高。要从山下运来山顶的石块，数量惊人，所需劳动力也惊人。

　　考古人员在一段石墙墙根底部的地面上，发现了成层、成片分布的彩色壁画残块100多块，部分壁画还附着在晚期石墙的墙面上。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出几何形团。这些几何图形说明当初南壁与西壁上应有壁画，虽然如今已墙面塌毁，壁画保存不完整，但仍让人震撼不已。

　　在已发掘的东门下层地面下，考古人员发现两处集中埋置人头骨的遗迹。这些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痕，个别枕骨和下颌部位有灼烧的迹象。在清理墙体工作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多片玉牙璋—村民高栓桃的父亲昔日找到的玉器。

　　主持考古发掘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孙周勇认为，头骨和玉牙璋均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或祭祀活动有关。向天献上牺牲，墙中嵌上玉来辟邪，都是城墙坚不可摧的“心理保障”。

　　众星拱月

　　十余座小城拱卫“都城”

　　石峁遗址出土的大量玉器、壁画说明，当时已经有了明显的社会分层，是一个高度复杂化的社会。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由此也有了全新的研究资料。

　　2013年，考古人员在石峁城址外城东门南北两侧的城墙区域内，勘探发现了一座与古城同时期的祭坛遗址。目前正在发掘中。

　　初步调查，这座祭坛分为上中下3层，自上而下分别为圆丘形土筑遗迹和一小一大的两层方台形石构基址。在祭坛最底部的石构基址边长约90米，其整体高度超出现地表8米左右，规模很大。

　　在古代中国或古代文明发展中，祭坛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主导者或祭祀集团属于“精英中的精英”，在古代社会结构和物质文明中具有精神或宗教的主导权。考古人员在其周边已发现分布有数座用于埋葬祭祀品的“活土坑”，面积3平方米至5平方米左右，最深一座距地表约3米。考古人员采集到的祭祀遗物包括骨头、陶片、玉器等。

　　不过，石峁考古队还在等着更大的发现。因为同时期的良渚遗址也有祭坛，而且在祭坛上有贵族的大型墓葬。考古队领队邵晶认为：石峁和良渚的情况“有很大可能一样”。

　　2014年，石峁遗址内城韩家圪旦发掘出一处山峁，与“皇城台”隔沟相望。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一批4000年前的房屋遗址和墓葬群，个别墓中竟然出土玉鸟、鸵鸟蛋壳等珍稀文物。邵晶认为，石峁遗址可能具有都城性的意义，鸵鸟蛋壳可能是交换得来的珍贵物品。

　　4300年前的房子，窑洞式居室。考古人员发现，它们一般为前后两间的双联结构，门道开向山坡低处。从出土遗物判断，这些房屋除居住外，可能还是加工玉器的手工作坊。一个灰坑里还出土了十几片占卜用的动物肩胛骨，灼烧的痕迹明显。200年后，这些房屋所在地却成了一片墓地。

　　2008年，这里的40多座墓被盗墓贼洗劫一空，陪葬品被拿走，尸骨乱七八糟。从考古队的发掘来看，墓地的规模比较大，墓葬数量比较多，墓葬形制非常一致，一般的墓葬都有壁龛，有殉葬者，可能是石峁城里面一处非常重要的贵族墓地。仅有的四五具保存完好的殉葬者尸骨显示：她们都是10来岁的小女孩，双手被不明显的细绳反绑，侧卧着面向墓主人。上肢弯曲，表现出卑躬屈膝的状态。

　　邵晶认为，石峁古城内同一时期具有不同功能区的划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功能区发生了变化。

　　这座史前古城是一个孤立存在吗？回答是否定的。

　　2009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神木县调查人员发现：在秃尾河下游薛家会的山峁上有三座与石峁同时期的古城，贺家川一带也有两座。

　　为了弄清石峁与这些古城遗迹之间的关系，石峁考古队2014年专门派出人员前往调查核实，确认这些古城的确与石峁同时代。此外，石峁考古队还发现了其它一些古城遗迹。截至长江商报发稿前，石峁考古队提供的已落实数据是：在周围数十平方公里范围内，共有十多个小的古城遗址，其面积从几万平方米到十几万平方米都有。

　　这意味着：石峁并不是一座孤城，而是众星捧月，是多个小“卫星城”拱卫的史前“巨无霸”。

　　古城主人

　　黄帝部族或曾在此活动

　　“这个遗址的价值，不一定我们今天就能全部认识。考古不是三五年就可结束，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才能完成。”这是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对石峁古城的认识。

　　如此大规模的石城，它们代表的权贵或许不仅掌握了自己酋帮或方国内的大量财富和政治权力，而且统辖着一个相当大但结构松散的联盟，其最高首领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能统领这个“史前最大城址”的人是谁？在历史上有没有记载？这激发了国内史学界的浓厚兴趣。

　　2013年3月25日，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沈长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提出“有充分依据判断石峁古城为黄帝部族所居”，迅速引起了一轮大讨论。

　　关于黄帝和炎帝部落的起源地，因年代久远，考证十分困难。文献多记载黄帝部落起源于陕西渭水流域，“黄帝以姬水（甘肃清水牛头河流域）成。炎帝以姜水（陕西宝鸡清姜河）成。”（《国语·晋语》）两个部落争夺领地，阪泉之战后，黄帝打败炎帝，两部落渐渐融合成华夏族。

　　对先秦古国古部族持续关注的沈长云，从历史学角度对这座古城进行诠释，“这座古城不是别的，正是传说中黄帝部族居住的居邑。”他认为，对于黄帝及他所代表的部族到底生活在史前哪一个具体的时期，以及哪一个具体的地域，学界未有一致的认识。如今，结合石峁古城的发掘，他相信，该城及其附近地区就是黄帝部族活动的地域；该城的存续年代就是黄帝部族及其后裔活动在历史上的时期。

　　沈长云引据“《史记》、《汉书》有关黄帝的陵墓在距石峁不远的陕北子长一带的记载”，指黄帝活动在石峁所在的黄土高原“史有明言”。《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崩，葬桥山”，《索隐》引《地理志》说：“桥山在上郡阳周县”。查《汉书·地理志》，其上郡阳周县下确实记有“桥山在南，有黄帝冢”的字样。阳周即今陕北子长县。《汉书·地理志》上郡肤施县下还记载其地“有黄帝祠四所”，肤施即今陕西榆林，在子长县北，毗邻石峁。既然石峁附近的榆林、子长一带有黄帝的冢墓，还有人们祭祀黄帝的祠堂，则黄帝生前和他的部族曾在这一带活动是无可否认的。

　　此外，沈长云认为，黄帝后裔白狄族人居住在这一带，是更直接的证据。他指黄帝与其他几位古帝属同时代人物，大致生活在夏代稍早的时候。“过去史书把他置于其他几位古帝之前，实是出于后人的安排。”

　　众说纷纭

　　探索脚步不会停止

　　沈的文章引起了烟台大学人文学院青年学者陈民镇的注意。《光明日报》2013年4月15日刊发陈的文章《不要把考古与传说轻易挂钩》，与其争鸣。

　　陈民镇认为，古史传说的可信度很脆弱，与考古遗存相联系需要充分证据。“黄帝的年代距今约5000年，实际上这也是通常人们对黄帝时代的认识。如果石峁古城直接与黄帝有关，至少是与一般的记载相冲突的。”

　　此外，他认为石峁古城“属于长城以北的文化”，其具有“石筑传统”，很难说跟一般认识中的“华夏文化”存在直接的联系。“目前而言，我们尚难将黄帝文化落实到某种考古学文化”。

　　沈长云则在同一版面发表《再说黄帝与石峁古城》，作为回应。

　　回应文章称，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与古史传说要不要挂钩，关键在于挂钩是否准确合理；学术研究的是非优劣不能用“大多数”或“少数”作为评判标准。说黄帝为“五帝”之首而远在尧舜之前的“一般认识”未必就对。“五帝”只是史前各个氏族部落的首领，是这些部族后人各自奉祀的祖先，且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我们凭什么去证明这各个部族的首领在历史上存在的先后次序呢？黄帝距今5000年的“证据”是所谓战国末年《竹书纪年》的记载，与黄帝等人本来的部族首领形象已发生很大改变，不足信。

　　此外，沈长云称，作为周人祖先的黄帝原本生活在北方长城地带，与他日后作为华夏民族的祖先而被当作华夏共同文化的代表是两回事情，二者并不矛盾。

　　神木县文体局局长项世荣对沈长云教授的观点持赞成态度。他认为：“石峁古城可能就是由古国、方国向帝国过渡阶段形成的，是原始古城群落里的都城。说它是黄帝部族的居邑并非臆断，说不定黄帝就生活在这一带。”

　　2014年4月21日，《北京晚报》刊发独立学者王红旗的文章《“华表”“诽谤木”源于<山海经>树鸟》。王红旗在文中指石峁古城“当为黄帝部落联盟都城昆仑所在地，或者是黄帝部落联盟重要的城池之一”。

　　他称在自己主编的《山海经鉴赏辞典》一书（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中曾考证《海内西经》昆仑景观：“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昆仑虚“方八百里”指的是鄂尔多斯高原，“高万仞”指的是黄帝族圣山桌子山。

　　文章说，鄂尔多斯高原曾是水草丰茂的富饶之地，东西与南北各有360公里，与古人所说的昆仑虚“方八百里”基本相符。在高原西部有突兀挺拔的唯一高山就是桌子山，海拔2149米，顶部平坦如桌面，至今仍然保留有先夏时期的岩画。如果说鄂尔多斯高原是黄帝族的发祥地，那么桌子山就是黄帝族的圣山。

　　王红旗称，根据《穆天子传》卷二记载：“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丰囗隆之葬，以昭后世。”周穆王在河宗氏（辖地位于黄河河套及其以上黄河河段）的陪同下祭祀昆仑丘后，又派人守护黄帝之宫，登舂（春）山并“铭迹于悬圃之上”。据此可知，当时尚有黄帝都城遗址。

　　考古队队长邵晶认为，很多问题目前还没有答案，他们的工作就是不断发现，找出答案。石峁古城的主人究竟是谁，现在不知道，通过不断发掘，将来可能会知道，譬如发现了文字，那就最好办了，这个可能性，他觉得是有的。

　　消失之谜

　　塞上之城或因气候而废弃

　　瘟疫袭来、城防失守、大火、遭到屠杀、洪水灭顶等灾难，都会让人群被迫远走他乡，泪别家园。

　　考古专家根据生活在石峁古城者留下的器物痕迹测算，他们总共在这里生活了三五百年——公元前2300年开始在这里扎根，公元前1900年前后弃之而去。

　　如此多的人口，耗费了这么多的心血。是什么原因让居住在这里的人放弃家园？

　　前面提到的几种情况，在古城中并没发现相应的证据和痕迹。

　　石峁古城的正北方约10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部的伊金霍洛旗。这里的纳林塔乡境内，有个朱开沟。

　　1984—1997年，考古工作者在朱开沟先后进行了4次发掘，共发掘出不同时期的房址83座、瓮棺葬19座，出土可复原陶器约510件、石器270件、骨器420余件、铜器50余件，还采集到了大量可供鉴定种属的动物骨骼。根据对出土的遗址、遗物进行综合分析认定，其时代上限为距今4200年的龙山时代晚期，下限约相当于距今3500年的商代前期。整个遗址前后延续了800年。因内涵丰富，特点鲜明，被学术界命名为“朱开沟文化”。

　　沈长云和陈民镇，两位年龄差异巨大的学者在争鸣中，均认可石峁遗址表现出来的文化特征，属于朱开沟文化。

　　对朱开沟文化的研究发现，这一地区在人类出现文明之初，并非如现在一派草原风光。其延续的800年里，地理环境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

　　考古学家从朱开沟遗址各阶段文化层中获取的孢子花粉资料分析，再依据鄂尔多斯地区全新世植被变化而复原的降水变化可知，朱开沟文化从早期到晚期的生态环境，是由森林草原—灌丛草原—典型草原发展。

　　“它的早期阶段，基本属于农耕文化，而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正值这一时期。”沈长云称，朱开沟文化的早期，其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尚为森林草原景观，降水量也较多，较适宜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其农业生产已发展到较高的程度。只是到了它的后期，才因这个地方的气候变得越来越干冷，致使其自然环境向典型的草原景观转化，当地的经济也才变为半农半牧。

　　从2014年在贵族墓中出土的鸵鸟蛋壳来看，石峁古城或许那时还是一个适合鸵鸟生存的地方。这也表明，现在的气候与那时相比，变化了太多。

　　从不再适合农耕，到距今3000年前后冷干气候发展至顶峰，鄂尔多斯的年均气温降到零摄氏度左右，从事畜牧业的人再也无法正常生活。沈长云认为，同为朱开沟文化的石峁古城亦因为气候从湿润向干燥变冷的严峻挑战，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转折，不能在此发展到较为高级的国家文明阶段。居住在这里的—部分白狄族人和周人东徙或南迁，后来周人在渭水流域崛起并建立周王朝，有了以周人为主导的中原各古老部族的大融合暨华夏民族的形成。而辛苦历时三百年才建好的石峁古城群落由此被废弃。

　　人类的起源、演化，与气候脱离不了关系。气候周期性变化不仅影响了人类迁徙，也开启了许多民族和地方的征服旅程。著有《气候创造历史》的瑞士学者许靖华研究发现：中国近2000年来，几次大的游牧民族南侵，导致改朝换代，其时间恰好与这一时段中国历史气候变迁图的短暂寒冷期相符合。那么，由此上溯至文明起源阶段的中国，亦应是如此。或许正是在废弃了一座塞上之城后，炎黄子孙在气候温暖、更适合生存的中原地区开始了新的旅程。

　　黄帝为《史记》中的五帝之首，上古时期中国神话人物。本姓公孙，因居轩辕之丘，故号轩辕，长居姬水，后改姬姓。传说他出生几十天就会说话，少年时思维敏捷，青年时敦厚能干，成年后聪明坚毅，在涿鹿之战中擒杀了蚩尤，统一了中原各部落。尧、舜、禹、汤等都是他的后裔，被奉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

　　事实

　　神木发现我国史前最大城址 改写中华文明起源

　　陕西神木发现我国史前最大城址，史书中尚未找到针对性的文字记载。因发掘工作浩大，可能耗时十数年或数十年。这座硕大无比的史前古城正在改写中国上古史及中华文明的起源。（记者 刘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