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美国“客家人”英健对中国音乐事业的爱

在美国经常购买套票去欣赏纽约爱乐乐团的英健，成为厦门爱乐乐团的头号“爱乐之友”。在音乐厅里，她有一个固定的位子，每场必到，音乐会后我总会收到她相当内行的乐评和感受;而且她不接受我们的赠票，因为她要以实际行动来支持经费困难的乐团。她曾购买100张100元的门票，请她的中国朋友们来欣赏交响乐……

厦门爱乐乐团亲爱的“乐迷”，美国的“客家人”，厦门大学新闻广播学院的英健教授走了!

她才66岁，可是已与疾病战斗了10年!这位自称来自美国的“客家人”为中国、为厦门献出的真心、真情，历历在我眼前浮现，我为她的离去心痛，但是千里迢迢，我只能用这点文字，来寄托我的哀思，为我最真挚的美国朋友送行，愿她的心灵平安。

她真心爱音乐

1999年9月22日我收到了英健教授的第一封电子邮件，她为9月4日偶然听到的厦门爱乐乐团的一场音乐会感到无比惊喜，那是她来厦门11年来最高兴的一个晚上，她说：“谢谢你们伟大的音乐，谢谢你来到这里!”落款是“你的大乐迷”。

从那时起，在美国经常购买套票去欣赏纽约爱乐乐团的她，又成为厦门爱乐乐团的头号“爱乐之友”。在音乐厅里，她有一个固定的位子，每场必到，音乐会后我总会收到她相当内行的乐评和感受;而且她不接受我们的赠票，因为她要以实际行动来支持经费困难的乐团。她的支持也表现在不断向她的中外朋友宣传乐团，并把他们带到音乐会上来。记得2001年3月，为了纪念她来华15年，并感谢厦大的领导和同事们13年来对她的关照和友谊，她买了100张100元的门票，请她的中国朋友们来欣赏交响乐。又一次，在鼓浪屿草坪上举行大众音乐会，我又从熙熙攘攘坐在草地上的人群中看见了她。后来我问她：你何必来这里呢?她说：第一，因为我从小就玩各种乐器，我爱音乐;第二，因为我爱你，我不能错过任何你的音乐会;第三，我要带我的朋友来。我说：“今天的露天音乐会主要是为那些从来不敢走进音乐厅，不知什么是交响乐的民工和农民们办的呀!”她说：“我今天带来的正是这样的朋友。”原来她一直想带曾经帮她料理家务的，一位来自农村的大嫂来听听音乐，但又怕坐在音乐厅里会使她感到拘束，现在机会来了，她请了大嫂的全家坐在草地上听音乐，当她看到他们专注的目光里流露出了惊喜，感到非常满足。我从这里不止看到她对音乐的真诚，也看到她对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真诚感情。在美国受过良好音乐教育的英健对音乐的认知和热爱，启迪、影响着她身边的中国人。

2002年，厦门爱乐乐团演奏的一部表现客家人史诗的交响诗篇《土楼回响》强烈地震撼了她的心灵，她当夜就给我发邮件说：“世界各族人民的历史竟会那么相似!我的祖父母本是德国人,19世纪末,为了追求政治和宗教的自由，反对凯瑟·威廉政权对平民百姓生活带来的威胁,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土地, 离开了富庶的家园,举家迁移到新大陆美国, 沿着密西西比河来到了密苏里，在那里找到了一处有层峦叠翠的大山、奔流的大河、肥沃的山谷，一块与他们的家乡有些相似的地方定居下来, 我的父亲就在这片土地上出生，融入了当地社会。我的父辈们勤恳劳作，使我们四个孩子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我在纽约获得了博士学位后，来到了遥远的中国，在厦门找到了自己发展的空间，开始了我更加有意义的新生活。今晚，我在中国的一个现代音乐会上，竟听到了自己家族历史的回响，对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游子、身处异国的移民来说，的确有着太多的感动。我祖辈的经历和这部作品所赞扬的客家精神是一样的，因此‘客家之歌’也是我的歌。它为我们这些远离家乡、为寻求新生活的人而唱，为了更好地教育我们的后代而唱。我就是一个美国来的客家人，现在我属于这里。”

她真情为中国

英健是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深受学生爱戴的教授，她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帮助厦门爱乐乐团这个中国第一个民办乐团，甚至为厦门的音乐环境、音乐厅的纪律撰写文章，提出种种建议，还以“一个吉普赛乐团”为题，为当时还没有固定排练厅的厦门爱乐乐团进行呼吁。

2000年秋天，她认真地对我说：我对下学期的课程作了一些调整，每周我可以有半天为乐团做志愿者服务了，请给我安排工作吧!于是乐团每一期节目单上的英文和我们所有CD、网上和宣传材料上的英文都由她来修改校正。她用我的童年昵称“大猫”称呼我，我亲昵地称她为我的“鼠秘”，也就是“属鼠的秘书”。

特别是在厦门主办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比赛期间，从厦门市政府的邀请信、比赛章程到包含评委、选手、比赛日程和各组织机构介绍的大秩序册和节目单的英文部分，都经过了有音乐知识的她的校对。有时为了赶时间，没有来得及送给她看，她都会非常激动地说：“为什么不给我看看?要知道译文的错误会影响你们的文化形象啊!”在紧要关头，她不仅24小时在家待命，最后有一次干脆16小时就蹲在印刷厂，为最后的校对把关。

由于厦门爱乐乐团承担了全部比赛的协奏任务，却严重缺乏原版乐谱，英健在2001年暑假回美国时便主动垫钱替我们购买。我向她表示，我们申请的经费还没有批下来，这样做有些冒险，可是她说，万一没有批准，就算她的赠与。果然，我们收到了她替我们购买的70余部、总价值约为4500美元的乐谱，保证了比赛的顺利进行(后来我们为她做了报销)。她是完全站在主人翁立场的一位外国志愿者，为了她的热情奉献，厦门市政府授予了她“贡献奖”。

她真诚感恩友情

2004年，英健的病情已开始妨碍她的行动，1月，她回到美国治疗，半年多后病情稍有好转，她就急着回到了厦门。可是一年以后，病情又有发展，西医诊断为帕金森病，但疗效不明显，她就非常坚定地要到中医就诊，那时，就只能由我来为她安排在北京就医。由于春节期间北京找不到护工，我们的朋友秀华就陪她住在北京租住的房子里，治疗了1个多月，直到2006年6月她才同意通知她的弟弟来接她回国。关于这一段，英健还感恩地写道：“我经常想，当初秀华给我的照顾是多么的重要，你们俩是多么的慷慨!秀华一整个月春节的假日里陪伴在我的床边，做出了多大的牺牲。我对你们一辈子感激不尽!”

由于英健是由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研究所和美国联合基督教会派到中国来的，离开美国20年了，现在医疗费用和护理人员都成了问题，但是她带着重归厦门的梦想和信心，勇敢地与病魔做了顽强的搏斗。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她得到了厦门大学校方和师生，还有许多热爱她的厦门朋友对她的关怀和支持，但我在这里必须要指出，给予她最大帮助和关切的是她年轻时的一位同事、朋友——Patricia Dair(特丽莎Trisha)，她也是花甲老人了，可是十几年来她对这位虽然离开了近20年，可是现在需要帮助的老友，始终不离不弃，下面是英健以感恩的心情向我谈到的特丽莎：

“让我的一切密集治疗和护理成为可能的是我的朋友特丽莎。您可能不知道，她是我在去中国之前，从事媒体改革和公共政策工作时的同事，从事在我需要的时候接纳了我，就像接纳自己的亲人一样。在我失去自我照顾的能力后，她挺身而出，成为我的全职陪伴、护士兼建议者。我只需给您这样的一个画面：特丽莎研究我的医疗方案，在大雪天开车12至14小时陪我去见医生，协调我的治疗计划，整理我的药物，担任我个人的教练，并照顾我的生活起居。她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得到了最先进的医疗护理。我无法低估特丽莎在我康复过程中的作用。她好几次救了我的命。我祝愿每一个遭遇到病重的人都能有一个像她那样的支持者，11年前，当我不愿意屈服于帕金森时，她倾听我，并陪伴我走过每一步。为了我的康复，她做了很多个人的牺牲。现在，她也已60多岁了，如果我有更多的经济来源来雇佣别人，就可以把她从这个担子里解脱出来!”

英健走了，愿她安息!她留在她中国朋友心中的亲切美好形象会永存，她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她让我们体验了一个普通美国人对音乐的爱，对中国的爱，对人类的爱，那样质朴真诚，动人诚恳，也使我们对结交更多美国朋友充满了期待，正如英健曾经与我共勉的：“你那份客家人的真情与灵魂，让我铭记于心：‘你有心来我有情，不怕山高水又深，山高自有人开路，水深还有造桥人。’开路者和造桥人都在健步向前，所以不要放弃您那乐观向上的精神!”

谢谢你，走好!我们会永远怀念你——美国的“客家人”!

（中央歌剧院终身荣誉指挥、原厦门爱乐乐团艺术总监 郑小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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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健(Janice Engsberg)(1948年—2014年)，美国人，美国纽约大学传播学博士，1986年来到中国，在广州任教;1988年9月至2006年在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任教，是将传播学引入中国的先行者之一。曾获得“国家友谊奖”“福建省外国专家突出贡献奖”等多个奖项。当地时间8月21日，英健在美国波特兰去世，享年6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