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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在延安往事:遇见看不顺眼的事情就要打架(图)

2014-9-4 18:15:00  来源: 凤凰网   进入论坛

核心提示:萧军他是要上,这个警卫员就不让,不让他就和警卫员要决斗,要打架,打架要真打嘛,警卫员当然打不过他,而且警卫员也不打,但是说的很难听,越说的难听萧军越惹火,惹火和警卫员也没办法。

萧军 资料图

本文摘自凤凰卫视8月30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郑浩:去年的7月一本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延安日记》,引起了读书界的一阵骚动,在这本1940年到1945年近百万字的两卷日记中,提供了第一手没有公开过的数据,展示了延安生活的很多细节,由此,人们便可较为清楚地了解到这段历史。作者萧军与鲁迅和毛泽东都有过密切的接触,他曾经是军人、编辑、作家、出版人、医生、文物专家,他的职业与当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息息相关。

解说:1938年3月,萧军在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执教,后因日军进攻,阎锡山疯狂反共,萧军愤然辞职,到五台山前线抗战。途径延安,他住在一间破旅馆里,只想短暂休息一下继续赶路。

萧燕(萧军的儿子):他当时在陕甘宁边区招待所住下以后,丁玲就跟他说,要不要去拜见拜见老毛。

萧大忠(萧军的孙子):萧军当时他是一个性格很桀骜不驯的一个人,说我就匆匆一过,就不见了吧。

何方(张闻天秘书):他名气大在当时,他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这两本书非常红,红的原因,就是正适合那个时候,《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都是鲁迅做的序。

解说:1935年3月28日,鲁迅在《八月的乡村》的“序言”中,充满感情地写道,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还是时代太近,还未湮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

在所有和鲁迅关系密切的青年人当中,萧军与萧红得到的关怀和支持最多。

萧燕:当时他们俩去照相的时候呢,这个萧红顺便拿了个烟斗,装模做范地在抽烟,实际很多人认为萧红一直是烟瘾很大,包括还说她抽大烟,完全没这回事,但萧军到晚年,估计是开始抽烟去了,但当时他是不抽烟的,这回我们专门问过,我说萧红是不是,很多人说萧红抽烟,我父亲说当时她根本不抽烟,她瞎装蒜的在这,嗯,所以就当时拿一道具,所以这个照片呢,就是后来成为他们两个人标准像,最精神的时候。

解说:而萧军一生对鲁迅怀有无比诚挚的感情,他视自己为“鲁门弟子”,以传承鲁迅的衣钵为己任。

毛泽东听说了萧军来到延安的消息,他要见一见。

萧燕:其实他专门到招待所来看我父亲,而且他们当时又好像又参加了陕北公学的开学典礼,1937年还是1938年我记得,所以呢,就是在操场上,大家围一个木头桌子,然后大碗地喝当地的酿的米酒,大碗吃肉,风萧萧易水寒的那种感觉,我父亲很喜欢这个,而且觉得这些人真是一帮草莽英雄吧,很合脾气,说不像这个国民党这些,都是高官那样一本正经的,所以他觉得这些人,可交、可处、可来往。

解说:1940年6月15日,萧军和王德芬夫妇在董必武、邓颖超的安排下,从陪都重庆来到革命圣地延安。组织上分配他在“文协”任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文艺日报》编辑、鲁迅研究丛书》主编、鲁迅艺术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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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资料图

张郎郎(张仃之子):当时萧军到延安,因为是当时毛泽东说了,鲁迅是中国文化的主将,有了这句话才一下把鲁迅给翻过身来的,而萧军作为的特别的客人请来的,他也不是通过左翼,通过地下党组织有这么一套程序过来的。

萧大忠:当时在这种抗日战争的情况下,他就觉得拿笔已经没什么用处,他就一心要去想去上前线打仗,这也是他跟萧红之间的矛盾之一,所以呢,当然当时有很多的左翼青年嘛,那么延安是一个象征了。

邵燕祥(评论家):他总是因为不满那个国民党统治区的贪污腐败、无能,特别是领导层的官僚和专制独裁,那么他对于这个延安,实际上是有他的心目当中的那个延安,那就是经过理想化的延安。

解说:在延安期间,萧军以职业作家身份,常住杨家岭后沟和蓝家坪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

箫耘(萧军的女儿):萧老是个自由职业者,他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想看什么看什么,想记什么记什么,想写什么写什么,没有人给他派硬任务,他始终在写他的长篇,一个诗《乌苏里江的西岸》,还有就写他的长篇小说《第三代》,那都刚刚开始,他有他好多好多事情在做。

解说:住家写作,是萧军在延安的日常工作,没有具体任务要求,也没有什么时间限制,行为自由、言论自由。

箫耘:什么跳棋啊小象棋啊,什么牌啊,麻将,他一律都不会玩,那个延安作家,那时候生活挺单调的,没什么玩的,反正打麻将的多,星期六跳舞,原来他一开始也不跳舞的,可跳舞可以运动啊,所以后来他也去关键有几张破唱片可以听音乐,他喜欢音乐,你刚才说唱歌,他真的,他和张仃两个人都拜了师的,当时教他们的老师是杜矢甲,当时是很有名的一个男低音歌唱家,是俄罗斯派的,他们是认真地和这个老师拜师学了。

解说:萧军行伍出身,粗中有细,每次的经历都会在日记中留下印记,在他交往结识的延安人物中,早期有一个“无所不说的朋友”丁玲。在刚接触的几个月当中,他们时常在一起谈论时局,讨论文学艺术,对延安的一些现象谈自己不同的看法。

邵燕祥:萧军他不满意,他就吵架,克制不住自己的时候就动手,把这种不满心理写出来的是丁玲,丁玲在1942年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那个《在医院中》,《在医院中》一篇叙事散文,有的人说是小小说,不管它了,反正就是这么一篇带有即时性,在医院里面,对待干部、对待那个普通的病人,甚至对男病人、女病人的,在他们认为的有些势利眼啊或者什么这样的。

何方:他这人是侠义,一语言之这个侠义肝胆,这个中国那个侠客的出身,语言不通就拔刀相助,讲的不太合适,他就和谁干仗,所以他动不动啊,日记里也写着,这种事情也能干出来。这个警卫员,你比如说上杨家岭,杨家岭上面都是中央领导人了,下面有站岗的,你干什么?上面没有通知,就不能随便上去的。萧军他是要上,这个警卫员就不让,不让他就和警卫员要决斗,要打架,打架要真打嘛,警卫员当然打不过他,而且警卫员也不打,但是说的很难听,越说的难听萧军越惹火,惹火和警卫员也没办法。

解说:这张照片是张仃一家与萧军在延安的合影,当时延安纪念鲁迅,要开一个纪念大会,萧军请张仃画一幅鲁迅的画像。

张郎郎:我父亲一直是属于被审查对象,你一看那照片就知道,他们都属于另类。当时萧军戴这么一个像贝雷帽穿这么一个黑上衣,我父亲整个一个,怎么说现在朋克那种头,这是在延安,大家都是穿着军装,他们这已经完全是另类,我父亲就跟一个艺术叫花子那种形象,实际上他当时心情也是很苦闷,就是因为觉得不被信任吧这个,但是呢,萧军也想办法,要把我父亲的问题解决。

解说:为此,萧军曾向中央主管宣传的张闻天、管组织的陈云,数次反映过自己的意见,张闻天等人也出面解决过一些问题。

何方:两个人情意挺好的,而且他没事随随便便就去找张闻天去了,一会儿要钱,一会儿这个什么,他日记上讲,一会儿他走了,说共产党这呆不了,和共产党搞不到一起。有时候萧军一个,用过去的话,他是个人英雄主义,他要,用毛泽东的话,就是用他的世界观,用他的思想改造世界,改造所有人。

萧燕:很多人什么的,就到他那里发牢骚,然后他一气之下就开始就争,当然了他也认为这些东西确实该争,包括里头给陈云的信,被一些这个他的一些这个,有一个女同志,就是怀了孕还要调工作之类,最后流产了之类的,他都去打抱不平,但是他也是有礼有节,包括王实味的问题也好,包括这些张仃他们有一次大概到工厂被人打了,到木材厂,他也去打抱不平。

解说:在日常生活中,积压起来的不满日益增多,萧军决定直接向共产党的主要领袖毛泽东反映这些观察与意见。

萧燕:大概一年以后,他实在是忍无可忍,准备给毛写封信,你不搭理我,不见我,不说的话,我就撤了,拉倒了,我就拜拜了。所以呢,当时就写这封信,他因为身边看了很多的人和事,他第一不理解,第二他很气愤,他说这些人依然把外边的一些,国民党也好,旧社会的也好,这些乌七八糟带到延安来,他实际上这些东西有损于共产党的形象,也有损于新政权的整个的这个它的威严和它的这个清廉性,所以他就提出来了。

解说:萧军过去从未同毛泽东有过个人接触,他也不知道毛泽东会不会听取他的意见,因而,萧军暗自决定,如果毛泽东不理睬他的意见,他就打算在10月19日,延安举行了鲁迅纪念日活动后,离开陕甘宁边区,到大后方的重庆去,寻求适合的创作环境。

何方:有好多有意见的人,或者他看不惯的人,他发洩,发洩就跑到山头,他爬到山顶上在那唱《夜半歌声》,这就是怪人,那个时候怪人是大怪人四个,小怪人多得是。

解说:给毛泽东的信发出之后,过了一天,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派人给萧军送来一信,告知萧,给毛泽东的信,毛收悉,胡乔木并要萧军将他的意见,用信的方式写给毛泽东,对此,萧军没有照办。

7月15日,萧军再给毛泽东发出一封短信,信中直接说明,萧军“要和您作一次谈话”的要求,如毛认为“不可能”,他就“不再干求了”。同时,他说了,他准备离开延安,去大后方的计划。

一天后,毛泽东特派胡乔木来面告萧军,他患了膀痛之疾,故未及时复信,并说过几天后,即约萧军谈话。

就在萧军心神不宁的等待中,毛泽东在三天后见了他。

情景再现:

毛泽东:你是东北哪里人呐?

萧军:锦县。

毛泽东:哦,山海关外边那个锦县。来,抽根烟。

解说: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和萧军谈到了鲁迅,在后来萧军的《延安日记》里,萧军记载当他给毛泽东谈到鲁迅清苦的生活和一些战斗的事情,他看到毛泽东眼角有泪,顿时觉得这是一个个性十足的人。

萧燕: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次毛泽东问我父亲说,鲁迅先生对你是什么个作用?什么个关系?我父亲就说,我就像一缸豆浆,鲁迅先生就像卤水,他就点了几滴卤水,我慢慢变成了豆腐,说这种关系。他就说到了鲁迅身边以后,他真正开始了一个人生真正的就是,当时说的走了革命的道路,而且对左翼文学,左翼的这个整个的这套,进入这个圈里边了,所以鲁迅先生对他来说是胜过他的父亲。

解说: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问萧军对于施政纲领的意见。

情景再现:

毛泽东:作家在延安写不出东西来,这一时半会是改不过来,这得需要3年、5年,甚至是20年,苏联还不平等啊,有等级,还有资产,那时候像我们这样人,就没有牛皮可吹了,大家都一样。

解说:这次谈话后,萧军又给毛泽东和陈云分别写了信,对他在延安看到的等级文化和不良现象,提出了批评。

张郎郎:那个时候他也是一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他跟毛泽东合得来的时候,两个人共鸣的时候,他觉得他懂我,他要真听懂了,他会把我们党变成一个理想主义的党。

解说:在延安的5年,毛泽东先后给萧军写过10封信,其中1941年8月2日的那封,直率、坦诚,堪称推心置腹。

今天,在萧军纪念馆,我们找到了毛泽东回复给萧军的第二封信。

萧燕:萧军同志,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也附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

解说: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就萧军的个人性格坦诚地劝告,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

萧军个性鲜明,特立独行,在延安时先是成立了“文艺月会”,创办了《文艺月报》,后来又建立了“鲁迅研究会”和“星期文艺学园”,萧军向毛泽东直言不讳的谈了对延安种种不良现象的看法和观点。

箫耘:比如说作家不能安心写作,作家为柴米油盐、吃饭、家庭孩子拖累的简直一天坐卧不宁的,还有作家不深入生活的话,他没得写,因为作家不写作,那不白吃人民小米吗,好多好多问题。还有的人认为军人是老大,作家是老小,作家算个什么,是干什么的,军人拿刀拿枪用生命上前线,真打真拼,真解放祖国对吧,那你这作家在那坐着,你也不拿枪,你也不拿刀的,写这个东西有甚用啊,用当地的原话,所以对文化人有轻视、有歧视。

情景再现:

萧军:党有没有文艺政策呀?

毛泽东:哪有什么文艺政策,现在忙着打仗,种小米,顾不上哪。

萧军:应当有个政策,否则争论不休,没有标准,难辨是非。

毛泽东:你这个建议好,帮我收集一些文艺界方面的情况好吗?

邵燕祥:毛泽东向他征询制定文艺政策的意见,他就说他要找《鲁迅全集》,从那十七卷本里找到鲁迅引用的,当时苏联的文艺政策,这个可以做我们将来制定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时候参考,在这个前提和结论之下,你就不可能说他是否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然他制定什么文艺政策,还要从苏联共产党那去取经呢。

解说:萧军虽然很积极地为毛泽东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却不打算参加文艺座谈会,所以藉口要到延安附近各县去旅行,请毛泽东为他向当地驻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要一张通行证,毛泽东执意挽留,又亲笔致信。

萧燕:我父亲接触了很多人,他知道在这个会上,肯定他会跟很多人呛呛起来,会有些不同的意见,他就不想参加了,所以几次你看他给毛泽东信里,几次要走,他说他要到边区去,到外面去,后来毛泽东就挽留他,最后他反正都有点不高兴的意思,后来我妈妈就劝我父亲说,既然已经开始了这个事情,而且是你来这个主张起来的,你应该把这个事情做到底,所以他勉强留下来了。

解说:5月2日,萧军参加了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讲完后,便开始大会发言,开始会议冷场了一两分钟。

萧燕:一开始大家都不好意思说话,所以丁玲说萧军,你是炮兵,你先发言吧,之后我父亲说,我发就发,他一下子讲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呢大概是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意,包括胡乔木,包括一些人,也起来反驳他,所以得他最后照合影的时候呢,他说原来不想照了,最后大家说照就照吧,所以他在最后一排,这个,这张照片呢,是露个全景,另外一张全景的照片呢他只露半个脑袋。

解说:萧军越说越带情绪,听众中有许多人对他的发言表示不满,毛泽东却示意要大家安静,耐心听下去,并在纸上记下一些东西,萧军说作家是独立的、自由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组织的指挥,他发出誓言,他要在世界上做最好的作家。

胡乔木对萧军的发言进行了驳斥,他说,“文艺需要党的组织,共产党不像一把椅子,可以自由搬动,它是有坚实理论基础的,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得很激烈。会后,毛泽东请胡乔木到他那里吃饭,说是祝贺他开展斗争。

邵燕祥:有的他否定的语气说的,像土匪头子一样,像这种话,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土匪头子,说自己流氓手段,他也并不是真的,就承认自己是流氓,他只是说,他在反庸俗的斗争当中,他要做强者,他要做胜利者。但是由于他文坛的动静大,所以也就,那时候整个的文艺界,或者是文化界在延安,人数比较少,他又是早已闻名全国的这样的人,大家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所以他也被政治领导人所关注。

解说:5月16日的第二次大会一开始,萧军抢先发言,他说,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会谈会,又整什么“三风”,将来你们还会整“四风”、“五风”、“六风”,你们还不如整一整“人风”,你们的人不行。再说,你们为什么不在10年前提出整风呢?萧军的话又受到胡乔木的反驳。胡乔木说,“我们党提出整风,是因为我们坚信自己事业的正确性,所以才能够进行这种严格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从现在提出整风,而是从建党的那一天起就这样做的,我们欢迎各种善意的批评,但也不惧怕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

中午吃饭时,胡乔木又与萧军坐在一桌,两人继续争论,而且声音很大。

5月23日下午,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第三次大会,毛泽东最后作了一个总结发言。萧军后来在日记里写到,这是一个值得欢喜的结论,他约言他要对文艺作更进一步的研究,我盼望他这样,他是个领导教育的人物,但深刻浸澈力不够,他先做到了宽而不够深。

萧燕:我父亲当时想的并不一样,他还是,说老实话,他不想搞政治,也不是政客,所以他就认为延安,既然是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就应该给文人一些自由,给宽松的一个环境,让他们创造出更多的东西来,这样不是说为某一个政权,某一个政策,某一个小的一些指令来服务的,这就是很多冲突,慢慢就积在这儿了。

解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萧军决定把这次对问题的意见写了出来,定名为《对当前文艺运动诸问题底我见》,同时也计划着去绥德。

何方:主要是他对延安不满意,他想他那一套来改造这个延安,但是行不通,没多少人听他的,所以他就后来就烦了。烦了以后呢,我这分析就是我在那个上面写了两句,他无处可去,到国民党,那他意见更大,因为无论如何,当时延安比国民党强一点,国民党贪污、腐败,黑暗一片,延安无论如何没有这个。

解说:在反复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后,他收到毛泽东的一封信,说如果愿意出发,就可出发。

当时的延安,萧军被认为是一个怪人,每天早上他去河滩上做几个深呼吸,又拉开架势练拳、练棍,练完了,沿着河滩走了一阵,又咿咿呀呀地唱起了京剧。

萧燕:人家都知道,萧军一个是管不了,一个是爱打架,一个有什么意见就要提,是刺头儿的事,知道吧。这些人你想想,从学校出来抱着满腔热情到了延安,然后我看你不顺眼,你又看我不顺眼,,最后鸡毛蒜皮的事,越磨越多。实际上就在这小范围之内,就是说起就是说井底之蛙他当时是,没有很宽广的眼界,所以有情可原也是。

解说:杨家岭热热闹闹地文人集会聚餐,却有一个人发现自己正被一步步地孤立起来,包围起来,有幸成了个“典型”,不幸成了众“矢”之“的”,这个人就是王实味。

萧燕:王实味为什么有气,所以说王实味说我是吃小灶的,我是穿衣服穿四个兜的,我是吃小灶的,我有勤务兵,按理说我可以不叫屈,对不对,但是他说的,既然是我们到延安来,我们投奔延安,就希望这个社会是一个平等社会。

解说:不久,萧军随同“文抗”的同事们到王实味所在的中央研究院,参加批判王实味的大会。

萧燕:我父亲原来不想去,说跟我有屁的关系,我不去,你们共产党整风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也不整,我又不是共产党。

箫耘:王实味我父亲跟他根本就不认识,因为他是两个系统的,我父亲是文艺作家,王实味是搞理论的,他也写杂文,他是当时李维汉,他们那个部门的,跟我父亲完全不认识,以前也没见过他,就是因为一个朋友,作家朋友非动员我父亲说,你去看看吧,今天开王实味的会,你去看看去,你去听听去。

解说:萧军坐在会场的后边,根本无法听清前面的人说些什么,只知道王实味每说句什么,立即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

箫耘:当时王实味病得挺厉害的,脸惨败,我听我妈说,晃晃悠悠地走道,瘦瘦的,然后在会场上给他搁中间了,有一个破椅子,往那一歪,就是已经没有精神,看这个人没有精神,然后大家就开始叫批判会,实际就是,还没给人定案子可以说,就批判会了,说什么的都有,就让王实味有的问题他必须得交代,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交代,用他的话说我要解释,你说我“托派”,我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情况,刚一说话就给打断了,刚一说话就给打断了,根本不允许他发言,乱哄哄的。

萧燕:我父亲看到最后就很气愤,就说你们应该让他说话,他说完你们再批对不对。

解说:萧军刚说完话后,会场上所有人的目光,一时间都集中到萧军身上。

何方:这萧军就不赞成这个,因为王实味,为什么不让王实味发言呢,他支持王实味讲,他并不是同情王实味,不是同情王实味的思想,但是他对如何对待王实味,在这一点上他是打抱不平。现在看来萧军还是对的,你凭什么他不能发言呢。

箫耘:我父亲特别生气,不参加了,后来就参会的时候跟我妈一块走,旁边有一个那个组织内的一个女同志,我父亲他也是故意的,他就说犯自由主义了,这开的这叫什么会,简直就像狗打架,倒尿盆,就乱哄哄的,哪有这么开会。

解说:几天后,中央研究院派了四名代表到萧军住处,提出抗议,指责他破坏批判会,要他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萧军勃然大怒,不但拒绝一切要求,而且将代表们轰出门去,若干单位的108名党员还联署,写信对萧军表示抗议。

箫耘:你得做检查,你为什么什么破坏什么会了,话说的很不客气,这四个人我爸都是熟人,都认识,那我爸更来气了,今天你们既然代表你们那些组织,和你们那些签名的人,我不欢迎你们,你们请出去,你不是我的朋友,你们有什么话咱们中央说去,你别和我说。

王实味是我发展他入党的,王实味来延安是我接待他的,王实味吃国家小米是我给他的,我根本就不认识王实味,你们有问题上中央,我也跟你们没完。

解说:在这之前,萧军曾为王实味事问过毛泽东。事情起源于有一天,与萧军并不认识的王实味来找萧军。

萧燕:大概六七点钟吧,说山下有人叫他,萧军萧军萧军,他后来出门一看,是那个王实味,在山下病歪歪的拄一棍子,脸色苍白晃悠悠的,说这个萧军我要跟你谈谈,因为我父亲本来就是因为这个事儿闹的一身说不清楚的事儿,对吧,也不跟他不熟,而且看他这神经质,当时他已经神经错乱有点那时,就说我们谈什么,不跟你谈。他就说,萧军你要入党,什么之类的,我跟你说,你自己还没有搞清楚,还让我入党,后来呢,当时周围很多人都在,因为是窑洞嘛,一层一层的很多人都在看着,都听着,我父亲当时也是这个避免嫌疑,因为当时他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了,就大声说,你有什么话你当面说,他上来就说,完了王实味有的没的说了很多东西,然后把一封信递给我父亲,到山下,压在那儿说,你把这信代我转交给毛泽东。  

解说:后来萧军拉这封信托人转交给了毛泽东,在批判王实味不断升级的时候,有一位既是王实味的朋友,又与萧军熟悉的作家跑来找萧军。

箫耘:动员他,你上毛主席那说说去,王实味现在要脱党了,影响太坏了,你赶快去毛主席那说说,他就去了,他问毛主席,王实味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邵燕祥:开始毛泽东还表示我们共产党是,入党是有限制的,出党是自由的,他愿意走让他走吧,很不耐烦,但是萧军知道他不耐烦,但是还是在继续地向他进言,他强调的是什么呢?说在这个时候,即使王实味本人在这个群众压力之下不堪忍受,他表示要自动脱党,也不要让脱党,他把这一传出去,对党的名誉、声誉不利的,对党的影响是不好的,这样毛泽东脸上那个不耐烦的气色稍微缓和一点,就说了一句,好像是他还有别的问题。

箫耘:他说我不是想管,人家让我问问,主席也就说他是有“托派”嫌疑,好像这么说,也没说他就是“托派”分子。

解说:1942年10月9日,延安召开了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萧军出人意料地在大会上宣读了他的《备忘录》,这一惊人之举,引发了激烈论战,从晚上八点一直论战到凌晨两点,足足六个小时也收不了场,无一人退席。

大会主席吴玉章站起来劝解说,萧军是我党的好朋友,他今天发了这么大的火,一定是我们有什么方式方法上不对,大家以团结为重,互相多做自我批评吧。吴老的话,使萧军感到温暖。

萧燕:那他就是说吴老,说这个这样好不不好,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你们百分之九十九都对,有没有一分错误,那我百分之九十九都错,我有没有一分对的,你们能不能承认这个。本来这个,慢慢我父亲准备撤了,就不准备跟他们再辩了,而且也搞的很晚,因为慢慢底下很多人已经开始反感这些东西,这种形式了,底下也开始很多人同情我父亲了,我父亲就把息事宁人就算了,我忍了,我就是百分之九十九全是我的错,我认了。

解说:话还没有说完,就被丁玲顶了回去。

萧燕:最后呢这个丁玲就说,你是百分之百错误,我们百分之百正确,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是牛,你只是个毛,你这个毛附在牛身上,我父亲这一听急了,那就这样的话,你是百分之百正确,我是百分之百错误,那我这毛也不附在你身上,咱们拉蛋倒,骂了一句都撤了把他们扔那儿了,说这个事以后,他就说跟他们关系就越来越僵了。

解说:萧军用手势把最后三个字一顿一顿地喊完,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大会不欢而散。

1943年,萧军因与所住当地招待所所长的一次冲突,真的丢掉“国家干部”的身份。

箫耘:当时规定了所有的人,不管在坡上坡下,山上山下,一律到山地下窑洞食堂去吃饭,我父亲吃的是中灶,主席他们是小灶,我妈妈吃的是大灶,是属于战士的,可是那时候我妈怀着我呢,马上就要临产了,肚子已经很大了,我们住在窑洞半山腰,一下雪呀下雨呀有个风吹草动,你想这泥有多滑,又没有台阶,一个孕妇,一天三顿饭跑六趟。

解说:萧军担心即将临产的妻子,每天爬上爬下的不安全,就找到主管此事的领导,询问能不能允许他每天帮妻子来打饭。

箫耘:所有的人一律下去吃饭,不许特殊,那我父亲来火了,你说一律下去吃饭,不许特殊,你和你老婆,又不是伤病员,又不是孕妇,没病没灾,为什么天天三顿饭,给你打到你们家,你给送到窑洞里,你为什么特殊啊,你敢批评我,你不愿意在这待着你走。萧老更生气了,批评你怎么了,毛主席说共产党有错也可以批评,别说你了,不吃就不吃,你以为我到延安来,就是为吃你小米的。

他本来他们就对萧军有意见,你拉家带口在这吃白食,你也不参加学习,你也不打仗,你还吃中灶,你还挺好,你还什么事你都管,碰见不满意的你就管,所以说话很不客气,萧军一气之下带着怀孕的妻子,到延安乡下当起了农民,过起不受管束的老百姓的生活来。

箫耘:最后我就生在乡下了,是我父亲亲自收生的,因为没有收生婆,也没有人懂科学收生,那时候整风,我父亲认识那个大夫,院长了的,也都出不来了,最后我父亲又跑回延安十几里路,跑回去在这个传达室写个条,他认识一个当时的专家,黄树则,后来是卫生部的副部长,我老婆要生孩子了,你告诉我程序是什么样的,他从里边写出条来了,第一应该准备什么东西,第二个应该站在什么位置接产的时候,第三注意什么什么,还给带了一个小包,有药棉,有红药水,有绳,有剪子,有什么什么,给他了,这就算我父亲已经务虚了。

解说:后来毛泽东派自己的秘书胡乔木去看望萧军,他才又回到了延安。

箫耘:回来了以后,就到了党校三部,大家都在学习,就叫培训吧也叫,这个时候他就想了,他想有入党的要求,他说我不能老在外边这么样的晃来晃去,因为他延安担任一些文化的职务,比如每次党内开会,需要党外人士知道的时候,就老得把它扩进来。比如说他是主任干事鲁迅研究会的,不扩他的有些传达的文件精神,没法传达,所以他有这个要求。

解说:当时中央党校的副校长是彭真,单独找萧军谈了一次话。

箫耘:很高兴,很郑重其事地说,听说萧军同志,听说你有这个入党的要求,我们很欢迎你,但是党有它的组织原则,比如说全党要服从中央,下级要服从上级,少数要服从多数,大意是这个意思,你能不能做到,萧老想了想,做不到,他说我的上级如果做错了,你让我绝对服从他,我是绝对不会的,他说我还是等等吧,所以这个入党问题就搁浅了。

解说:萧军在延安一住就是六年,这六年时间对萧军而言,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段重要时期,萧军在此期间写下了内容丰富的日记,《日记》中大部分材料未曾披露,足够新鲜,对于通视中共政治文化传统的建立,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萧大忠:我自己做了些工作,但是真正最艰难的工作,是我这个叔叔姑姑他们做的,因为这项工作是非常,因为你想想把这些日记誊写,在那么多的日记本里誊写出来,打印然后校对。

箫耘:你看完他的日记,你仔细看,你就会发现表面上看起来军人气十足的东北汉子萧军,是非常坚实的,非常有性格的,什么都不怕的,你会发现,看完日记你会发现,他的心是非常柔软的,而且他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从来不流露。

王建中(萧军女婿):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他不管对朋友、对家人,还是对领导,他都是很真的。

萧玉(萧军小女儿):不说假话,从来不说违心的话,他就是我做了这个事问心无愧,我决不会说为了迎合某些人,我来卑躬屈膝的,我来承认错误等等等等,不会的。

解说:萧军曾说过,当我若干年前写下这些“日记”时,并没想到给第二个人,连我妻子也在内的人看,更没有想到后来会被抄家,而今天竟被作为“罪证”之一,向广大群众来公布,如果那时我会预想到今天的后果,也许就不会写日记,即使写也将是另外一种写法,不过既然公布了,也就公布了吧,这在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之感。

萧军的孙子萧大忠在《延安日记》出版以后,带着这套书来到北京的万安公墓。

萧大忠:把这个书拿给他去看,实际上也是跟他一种交流一种对话,也希望他能谅解,因为我觉得他那个人一辈子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

那年我记得很清楚,我去到他墓地把这个书放在他的墓碑上的时候,墓地里面非常的安静,只有树叶这种随风响的声音,我就觉得他在跟我说话,我也希望他能回答我,告诉我这个事情他怎么看,我只能自己说,他可能能谅解我们吧。

郑浩:在延安时期,萧军常年在沿河边洗冷水浴,每天清晨到沿河边吊嗓子,藉以磨炼意志力,他曾经为勤务员小鬼们打抱不平,脚踢“文抗”政治指导员,而被罢免了边区参议员的资质,他自视甚高,也自律甚严,他最推崇的人是他自己,最不满意的人也是他自己,他瞧不起周围的人,也被周围的人瞧不起,有牢骚,敢责难,是文化人有理想、有责任的一种表现方式。

萧军日记里的牢骚和责任,同样属于延安那个时代的一部分。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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