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娃，岂止一个冷字

上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中国军人与日本侵略军进行过一场长达两年多的战争。他们把不可一世妄言三个月占领中国的日本鬼子拒阻于潼关以外，使其进入关中掠占西北的梦想死于胎中。日本鬼子不仅未能踏进潼关一步，而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仅“六六”会战一役，日军排长以上军官的尸骨就层层叠叠堆了1700多具。这是八年抗战中取得重大战果的战区之一。这个战区在山西境内的中条山。

横刀立马中条山的中国军队的军团长，是杨虎城的爱将孙蔚如将军，西安东郊灞河北岸豁口村人；是让我引以为骄傲、敬重和亲近的前辈乡党。孙蔚如将军麾下官兵，几乎是清一色的号称“冷娃”的关中子弟。一条山沟一个村庄一个小镇反复争夺的殊死拼杀，使我的神经绷紧到几乎闭气；一位军官一位士兵的死亡，常使我闭上眼睛心情起伏不忍续读下去；一场大捷一场小胜和一次挫折，使我的情绪骤然飙升起来，又跌入扼腕痛惜的深渊；每一个创造战场奇迹的英雄和每一个壮烈倒下的英雄掠过眼前，我总是忍不住猜想这是哪个县哪个村子的孩子？当我清晰地意识到民族危亡里的大义，正是承担在我的周边乡党的肩头的时候，我的地域性的亲情和崇敬就是最敏感最自然的了。我完全沉浸在一种悲壮的情怀里难以自拔。我自始至终都在心底里沉吟着两个字：英雄。每一个士兵都可以用英雄来称谓，几万士兵又铸成一个英雄群雕，使日本鬼子难越潼关一步。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士兵，昨天还在拉牛耕地或挥镰割麦，拴上牛绳放下镰刀走出柴门，走进军营换上军装开出潼关，就成为日本鬼子绝难前进一步的壁垒。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可能只上过一两年私塾初识文字，有的可能是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认写的文盲，然而他们有一个关中的地域性禀赋：民族大义。这是农业文明开发最早的这块浸淫着儒家思想的土地，给他们精神和心理的赠予；纯粹文盲的父亲和母亲，在教给他们各种农活技能的同时，绝不忽视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和信义；在火炕上的粗布棉被里牙牙学语的时候，墙头和窗子飞进来的秦腔，就用大忠大奸大善大恶的强烈感情，对那小小的嫩嫩的心灵反复熏陶。一个“冷”字，怎能完全概括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一茬接一茬的“娃”的丰饶而深厚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之湖哩！

“六六”会战里有一个细节。177师有1000多名士兵被两倍于己的鬼子包围，经过拼杀后死亡200人，余下的800人被逼到黄河岸边的悬崖上，三面都是绝壁。这800名士兵在短暂的一瞬里从悬崖上跳了下去。下面是被称作母亲的黄河。黄河以母亲的慈爱襟怀包裹了这800个殊死搏斗后不齿投降的关中“冷娃”。他们都是16到18岁的孩子。他们从关中（也有少数山西河南）乡村投到孙蔚如麾下来，不是为了吃粮饱肚，而是为着打日本鬼子走进中条山的。他们没有一个人活下来。他们800人集体投河的那一幕，被山里的村民看见了。活着的这个村民尤其清晰地记得最后一名士兵跳河的情景：悬崖上只剩下最后一个关中籍中国士兵，这是一位旗手。他的双手紧紧攥着他的部队的军旗。那是他和他的父亲和村民们崇拜着的杨虎城创建孙蔚如统率着的西北军的军旗。军旗已经被枪弹撕裂被硝烟熏染，他仍然双手高擎着。他在跳河前吼唱了几句秦腔。那位活着的当地村民还记得其中两句戏词，是《金沙滩》杨继业的两句：“两狼山——战胡儿啊……天摇地动——”，“好男儿——为国家——何惧——死——生啊”……孙蔚如将军率官兵在800壮士跳河的河滩上举行公祭。黑纱缠臂。纸钱飘飘。熏蜡被河风吹得明明灭灭。有人突然发现黄河水浪里有一杆军旗，诧异其为何不被河水冲走。士兵下河打捞这杆军旗时，拖出两具尸首来。旗杆从一个人的后背戳进去，穿透前胸，这是被称作鬼子的日本士兵的尸体；压在鬼子尸体上边还紧紧攥着旗杆的人，是中国士兵，就是那个吼着秦腔最后跳入黄河的旗手。

我感知着孙蔚如将军，这位在我刚刚能解知人话的幼年时期就记住了的将军。我就读的西安市第34中学，就是孙蔚如将军于1935年倡议并捐资兴建的，是西安东郊第一座中学。我的父亲和村子里的村民，我后来的中学同学以及再后来的不少同事，都在传说着孙蔚如将军的故事。他们有的以见过孙蔚如为骄傲，有的以见过孙蔚如的嫡亲乃至旁亲都自豪得很，还有更权威的是孙蔚如将军的同村或同族或近门的人，就荣耀得令我羡慕了。我无缘一睹将军风采，却确确实实感受到一种纯粹民间的敬重和崇拜。这才是最真诚最原本的也是最可靠的社会心理情绪。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因而不会因为某些卑污的企图用心而改变，或动摇。一个为民族和国家于危亡时候横刀立马的将军，获得如此敬重和崇拜，不仅是合理的，更是这个民族——具体到关中这方地域的后世子孙的天地良心，不会改变。有这一点，孙蔚如将军就足以告慰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