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中国文化魅力吸引老外竞相选择中国

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31日文章，原题：大唐气象 再现中华

究竟是什么力量在吸引着这些各国人士，让他们选择了中国，让他们从一句华语都不会讲变成了能用华语来唱歌，说相声，甚至唱京剧。经济因素吗?对于这个问题，想未必会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因为不同人有不同的经历，但相信八成与文化的力量有关。

假设现在正在进行一场中华文史常识问答比赛，题目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是哪个朝代”，有人会说是汉朝，有人会说是唐朝，也有人可能会说是元朝、明朝或清朝等等。这些答案都对，因为要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理解强盛。比如说，如果对强盛的理解是“广大的领土，显赫的武功”，答案当然是元朝;如果强盛指的是“经济力量和国际影响力”，明朝自是当仁不让。可是，如果问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是哪个朝代”，答案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唐朝。而所谓的“大唐气象”，就是多元并蓄的开放精神。

唐朝的开放程度，很多也是无法想象。随便举几个例子，就够大伙儿瞠目结舌的：唐太宗时的镇军大将军，死后获得陪葬昭陵殊荣的契苾何力是铁勒人;唐高宗时的右武卫将军卑路斯是波斯人;唐玄宗时的秘书监阿部仲麻吕(汉名晁衡)是日本人，右武卫员外将军哥舒翰是突厥人，河西节度使高仙芝是高丽人;唐宣宗时的翰林学士李彦升是大食(阿拉伯)人……换言之，有唐一代，从初唐到盛唐到晚唐，都有外国人在唐朝宫廷当官。连权力中枢都有外国人的影子，更别说是社会上的各行各业了。其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在唐代诗人笔下无处不见的“胡姬”(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洋妞)，诸如“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少年行》)，“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贺朝《赠酒店胡姬》)，“羌儿吹玉管，胡姬踏锦花”(温庭筠《敕勒歌塞北》)等等。出将入相的外国官宦、貌美如花的外国姑娘，充满异域风情的胡歌胡乐，胡舞胡语，就是当年天下第一大城市长安坊间生活的生动写照。而能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就是唐人多元并蓄，兼容并包的开放文化精神。

自中国启动改革开放以来，至今已有30余年，当代中国人以宽广的胸怀迎接外来的各国人士，以及他们带进来的外来文化，外来观念等等。当一种文化在和另一种陌生的文化遭遇时，就会出现碰撞所形成的张力，迸发出火花，接着就会从量变到质变，产生一种新的文化。而这样的多元文化激荡与交流，目前正在中国这个古老的神州大舞台上演着。也就是说，有着至少五千年历史，底蕴无比丰厚的中华文化，目前正在其原产地与各种各样的外来文化，包括欧洲文化、美国文化、俄罗斯文化、阿拉伯文化、非洲文化等等，进行着史无前例的融会贯通。如果这个势头不受任何阻挡，继续发展下去，一个比更为多元，更加大气，更加包容，更有生命力的崭新中华文化，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

“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国的演艺文化圈，可以说就是在当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春江”上生活的那只“鸭”。从最能反映当代中国老百姓文化生活面貌的中央电视台综艺节目《星光大道》，不难看出各种各样的外来歌舞文化，如非洲的原生态乐舞，阿拉伯世界的肚皮舞和埃及舞，印度的舞蹈和瑜伽，美国的爵士乐、蓝调、黑人灵歌、街舞，西班牙的弗拉明戈，阿根廷的探戈等等，都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此外，看到用华语来表演的各国演艺达人，如加拿大的大山、法国的朱利安、美国的唐伯虎，尼日利亚的郝歌和好弟两兄弟，加上唐伯虎点秋香、五洲唱响、五洲辣妹等中外人士混搭组合，在中华大地上载歌载舞。而在一些节目中，人们已经看到了用爵士乐来演绎中国民歌，用摇滚乐来唱响革命红歌这样的成功例子。

当然，文化交流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就在中国文化引进异域新元素的同时，古老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也在影响着外来的音乐达人。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期的《星光大道》，来着美国的女歌手唐伯虎在回答主持人毕福剑的问题时，说到自己也是一个养女，然后把她的美国养父请上台时说的一话：“到了中国以后，我学会了孝道。”事实上，有很多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的外国人，尤其是娶了中国老婆和嫁了中国丈夫的洋女婿和洋媳妇，其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或多或少都印上了中华文化的烙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不想再离开了。举个例子，在苏州有个赫赫有名的洋老头艾哲罗，他原本是芬兰某跨国公司派驻苏州的企业高管，去中国之前他千方百计地推辞，去了之后他就一直干到退休，之后就不想再回芬兰了。

究竟是什么力量在吸引着这些各国人士，让他们选择了中国，让他们从一句华语都不会讲变成了能用华语来唱歌，说相声，甚至唱京剧。经济因素吗?即使是有，也是比较不重要的一个，因为他们很多都是放弃了高薪工作，到中国从头开始的洋白领。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未必会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因为不同人有不同的经历，但我相信八成与文化的力量有关。(作者：张从兴 联合早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