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的“中国风格”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的民间艺术往往蕴含着一方民众代代相传的宝贵文化基因，表达和传递着整个群体高度认同的价值观念、伦理准则、精神情操。电影《百鸟朝凤》是著名导演吴天明的最后一部封箱之作。影片讲述了一个既简单平实又极为精彩的中国乡村故事：在无双镇，吹唢呐这种传之久远的民间艺术，绝不止于娱乐，更具意味的是它在办丧事时是对远行故去者的一种人生评价——道德平庸者只吹两台，中等的吹四台，上等者吹八台，德高望重者才有资格吹“百鸟朝凤”。“百鸟朝凤”这支高难度的曲子，也只有领军的唢呐高手才能胜任。整个无双镇，只有四方闻名的焦家班班主焦三爷能吹“百鸟朝凤”。焦三爷老了，急需培养接班人。挑谁？培养谁？怎样培养？如何率先垂范？吴天明用他从30年前的《人生》就不断探索、不断深化的中国特色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朴实无华地为观众讲述了这样一个地道的中国乡村故事，深沉、精准地传达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

年届古稀的吴天明为何在“从心所欲”的晚年创作中钟情于焦三爷形象的塑造？风格即人，有时候从作品主人公的身上能看到创作者的影子。可以说，焦三爷形象上熔铸着吴天明对人生、对艺术、对电影的深切感悟，熔铸着他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传承，熔铸着他与底层农民的血肉真情。

焦三爷百里挑一选接班人，为何独独相中了游天鸣？他看中的一是“德”——拜师第一天，见父亲慌忙中摔伤，天鸣不禁落泪；火灾中他想到的也是先替师弟把唢呐抢救出来。二是“艺”——不怕日晒雨淋在湖畔用竹竿吸水苦练基本功的“韧”劲，对唢呐艺术的痴迷。尤为可贵的是，焦三爷践行并传承着的道德伦理观，在天鸣身上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金庄的村委会主任故去时，子女跪求焦三爷吹“百鸟朝凤”送行，并诱之以利：“钱不是问题。”他坚决拒绝，字字铿锵：“这不是钱的问题。”相反，当年打过鬼子、剿过土匪、修水库又砸断了几根肋骨的窦老英雄去世了，焦三爷坚决主张天鸣去吹“百鸟朝凤”，他说：“别盯着钱，盯着唢呐。”他卖牛为游家班添置新唢呐，天鸣病了后他又抱病亲自为窦老英雄吹响了“百鸟朝凤”，直至口吐鲜血倒在现场。

《百鸟朝凤》从表层看，写的是“吹唢呐”；但从深层看，表现的是我们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应持有的正确态度。如何对待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包括植根于民众生活中的民间文化，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影视作品在这一课题上大有可为，关键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艺术定力，坚持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阐发和创造性转化，同时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和弘扬时代精神真正结合起来。这样创作出来的优秀作品不仅是中国电影的收获，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大有益焉。

《百鸟朝凤》坚守的，正是一条与《人生》《老井》《变脸》《首席执行官》等一脉相承并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深化现实主义的电影发展道路。这正是吴天明在东西方文化八面来风的现实背景下，面对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和东施效颦的“西化”鼓噪，依然葆有可贵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定力的体现。

中国电影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现实背景，因而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创作风格和发展道路。上世纪40年代，以《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乌鸦与麻雀》《小城之春》等为代表，中国电影引起世界瞩目，形成了进步电影创作传统；新中国诞生后，以《女篮五号》《青春之歌》《闪闪的红星》《铁道游击队》等为代表，又形成了红色电影创作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以《人生》《牧马人》《野山》《黑炮事件》《人到中年》等为代表，更形成了深化现实主义的电影创作传统。上述传统，无一不紧贴现实，有深切的社会关怀和文化情怀，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创作传统。《百鸟朝凤》正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的电影创作的成果。行笔至此，我不禁想起了电影美学家钟惦棐对吴天明的评价：在电影创作题材“集中在山明水秀、月白风清，而又是财源茂盛之区”时，他“已不满足于时尚，而企图和自己的乡土联系起来，从中开拓出中国银幕的新境界”。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西部电影”创作的缘起，也是中国特色电影道路的一部分。

中国电影当然也必须多样化，但中国特色发展道路不能放弃。时下有些电影作品，或者鹦鹉学舌，照搬别人的模式；或者盲目追捧票房，罔顾文化责任，缺乏对电影的“中国化”真正深入的思考。这就更加彰显吴天明及其《百鸟朝凤》的美学的历史的价值。对这份沉甸甸的遗产，中国电影人理应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