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约束 习惯监督

五项制度体现了中央和省委从严管理干部的新要求，积极回应了干部群众的关切，抓住了干部队伍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充分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文件有效管用、简便易行。

限官、限权、限吏是国家治理系统的基础，是政治发展的新常态。欲治理社会，必先治理官员队伍，详列官员待遇、权力清单。

既要治理“胡作为”又要治理“不作为”

——访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刘吉发

记者 康传义 实习生 兰敏

在官场风气得到好转的同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成为部分官员的心理。管理干部队伍，提高其服务水平，下一步的工作重心是治理不作为。在清廉的环境与社会背景下，从价值导向、约束机制到具体的行为规范，全方位考核，提高行政能力。

记者：为从严管理干部，我省陆续出台五项制度，其中，党政主要领导必须在工作地安家，其配偶要随调随迁，并作为提拔使用的必要条件引起公众关注，对此，您怎么看？

刘吉发：在我看来，这项措施的进步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体现了对干部关心。“走读”干部既是社会人，也是自然人，在工作的同时也承担着家庭角色和责任，当家庭和工作不能融为一体时，必然会分心。解决干部随调问题，使其全身心投入工作，正是对干部的关心，该规定有利于干部立足于本职工作，让干部安身、安心、安神。其二，便于干部管理。“裸官”现象对干部的管理造成极大不便，家属亲友不在工作地点，是干部腐败的一大死角，隐蔽而不易管理。其三，便于监督。家庭一体化、透明化，可及时遏制特殊化环节，使信息面向大众，方便民众、舆论的监督，破解权力监督的困窘，将全社会纳入监督体系，利用社会机制、管理体系，从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三个角度对权力形成有力制约，使决策公开透明、执行科学民主，监督全面有效。

记者：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对于家属随调，一些干部表现出了畏难情绪，公众也担心好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会不会打折扣，如何更好地落实这一措施，您有什么建议？

刘吉发：“走读”干部之所以存在，有着种种客观因素，比如，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居住在大城市往往可以享受到更多的资源，比如，子女入学、就业、医疗服务等等，干部家属“随调”落实的阻力也正在于此。要解决干部随调问题，直面阻力，均衡化发展是关键。然而，经济社会的均衡化发展需要漫长的发展过程，目前操作性的措施是首先出台硬性规定，并将之作为提拔干部的必要条件，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会面临着阻力和自身的不完善性，这项政策的制定必定是建立在科学系统的调研考证基础之上的，符合绝大多数干部的实际情况，特殊情况毕竟是少数，一旦出台就应不打折扣地实行，同时制定奖惩措施，建议在待遇不变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给予适当补差，使干部有动力扎根于地方，导向性的规定是前提，具体的特殊情况会在实践中逐步得到完善。

记者：目前“官不聊生”成为一个新的热词，您如何解读这一现象？

刘吉发：“官不聊生”的出现，是对官员权力的限制的具体体现。限官、限权、限吏是国家治理系统的基础，是政治发展的新常态。欲治理社会，必先治理官员队伍，详列官员待遇、权力清单。目前官场上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国家严打反腐的高压政策下，官场风气得到好转，但清廉的同时隐藏办事效率低下的隐患，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成为部分官员的心理。管理干部队伍，提高其服务水平，下一步的工作重心是治理不作为。先治理“胡作为”，进一步治理“不作为”，在清廉的环境与社会背景下，从年轻基层的干部队伍开始，从价值导向、约束机制到具体的行为规范，全方位考核，提高行政能力，使其与社会发展和政治新常态相适应。

记者：治理腐败是我国当前的重要措施，相应的各种反腐的措施也受到广泛关注与讨论，对于高薪养廉，您怎么看？

刘吉发：在我看来，高薪养廉提法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为了不让官员腐败就给予高薪，反言之即不给官员高薪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腐败了？为人民服务，清正廉洁是对官员的基本要求。公务员工资增长需要也应该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公务员工资增长水平的合理化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我认为目前公务员的工资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尽快建立起有效的奖励机制是关键，这种奖励机制要结合社会评价与民众满意度，形成对公务人员官员科学的评估考核机制，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通过绩效薪酬，调动干部的积极性。总的来说，党的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从严管理干部的新规，官风、政风、吏风明显好转，群众一片叫好之声，但要意识到，反腐败是一个连贯、整体的社会系统政治工程，需要通过不断的改革，最终实现用制度管人。

我个人认为，对于官员来说，也需要具备一定的牺牲精神。“当官不发财，发财不当官”，官员应该严格要求自身，必要时候也需要让渡一些家庭、个人利益。

“官不聊生”是向正常政治生态的回归

——访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石英

记者 康传义 实习生 毛倩倩

“官不聊生”是官员发出的牢骚和调侃，体现了官员的心态的波动，也正从侧面说明了八项规定发挥了作用，反腐倡廉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官风正才能党风正，党风正才能民风正”，官风是社会风气的基础一环，官员的所作所为在社会上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

记者：我省提出新提拔领导干部要实行个人重大事项和家庭财产申报备案引起关注，对此，您怎么看？

石英：制定财产公示制度是防止官员腐败的重要举措，也是从严管理干部的要求体现。目前很多人都在问，为何依然是财产申报备案，而不是财产公开？在我看来，官员财产公开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一个逐步的、渐进性过程，要整个社会各种条件的配合，尤其是透明信息网络的建立，比如，全国联网的信用、房产等查询系统，只有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手段，配合建立完备的透明信息网络，财产公示制度才能真正具有意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距离官员的财产公开条件的成熟，还需要一个过程，做好财产公开需要很长的一条路要走。其中，申报可谓公开的第一步，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省委出台文件要求新提拔领导干部实行个人重大事项和家庭财产申报备案，意味着将公众期待的官员财产公开化作了实实在在的行动，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体现了省委的胆识，其中的难度还是有的，但我认为，最大的难度还是观念的转变。

记者：对于干部家属随调这项新规，您怎么看？

石英：从客观上来说，这项规定实施起来，必定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具体情况，比如，如果有的官员家属是高校教师怎么办？随调到县上连高校都没有怎么开展工作？规定中提出，特殊情况的本人可以提出申请，也就是说组织上也并不是一刀切进行强制性的规定，而是充分考虑到了可能存在的客观情况。但需要注意的是，关于什么是特殊情况，目前来看，还没有具体的标准。这种情况下，如何操作，必定让人心有疑惑，需要组织部门实施严格的审查程序。另外，我个人认为，对于官员来说，也需要具备一定的牺牲精神。“当官不发财，发财不当官”，官员应该严格要求自身，必要时候也需要让渡一些家庭、个人利益。

记者：目前“官不聊生”话题愈来愈多地被提及，您对这样的官场生态有什么看法？

石英：“官不聊生”这一说法的出现是一个好现象。这一词语率先是由官员提出来的，是官员发出的牢骚和调侃，体现了官员的心态波动问题。这也正从侧面说明了八项规定发挥了作用，反腐倡廉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官不聊生”是官员由非正常状态向正常状态的回归。八项规定出台近两年了，通过一以贯之的执行，使得奢侈之风得到了明显的减弱，社会风气也已有了明显的好转。八项规定对于腐败文化的消除无疑具有正面意义。“官风正才能党风正，党风正才能民风正”，官风是社会风气的基础一环，官员的所作所为在社会上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社会风气的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顶层设计。另外，这一现象的出现也有利于优化人才结构。官员第二轮下海潮的出现，公务员热度的减退，这是绝对的好现象。从长远发展来看，将大部分优秀人才集中到官员队伍是不科学的。反之，将人才投入到诸如科研院所、企业单位等其他行业，才能最大限度地开发他们价值，才有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记者：对于官员的年龄“天花板现象”，您怎么看？

石英：年龄可以成为一个因素，但是不能成为唯一的因素。年龄问题上的一刀切，不仅挫伤了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也很不符合人才规律。干部队伍的年轻化是特殊时期的做法，现在将其当成硬指标，是教条主义的体现。目前，省委专门针对基层干部的“天花板现象”做出相应的调整规定，是相当实事求是的一个举措。而目前做出的调整是向正确方向的回归。“不拘一格降人才”才是最终的人才选择取向。省委出台的从严管理干部的五项制度，可谓每一项都是纠偏的举措，都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都有利于党风、政风的好转。

制度公开既有助于提高领导干部的自律意识，又有助于群众监督干部用权履职行为。建议在更大范围、利用更多传播方式，进一步公开各项制度的内容以及制度的实施过程，接受全社会的监督。

从严管理干部需要制度创新

——访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法律研究所所长郭兴全

记者 康传义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作为治国理政和党的建设的突破口，省委向中央基准看齐，从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高度，非常重视干部管理。省委组织部结合省情实际，及时出台具有陕西特色的从严管理干部五项新制度，直面干部管理和作风建设顽疾，落实了党中央的新精神，着力为建设“三个陕西”提供可靠的组织保障。

记者：五项制度的出台具有哪些重要现实意义？

郭兴全：第一，落实了中央“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关键在管好干部。从严管理干部，制度约束是根本。只有强化制度的科学性和强制性，严格落实制度，干部管理才能见到实效。五项从严管理干部的新制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是对党中央改进干部作风新要求的贯彻和落实。

第二，突出了干部管理从重“入口”到重过程的新转变。对干部的严格管理，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传统。过去，加强干部管理相对偏重于对干部“入口”的管理。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干部用权履职面临更为复杂的形势，从严管理干部就应该贯穿于干部履职的全过程。我省从严管理干部五项新规定的出台，着眼于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落实对干部进行用权履职过程管理的新举措，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第三，强化了执行党的纪律的新约束。应该看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纪律观念在一部分党员、干部包括有些领导干部中淡漠了，从而影响了党的思想统一、组织巩固和战斗力的提高。五项从严管理干部新规定，重在严肃党纪，使纪律成为干部行为的硬约束。

记者：五项制度有哪些突出的亮点？

郭兴全：第一，提出了有效解决干部“走读”问题的新办法。近年来，随着异地任职、挂职、交流的县乡镇干部增多，出现了被称为“走读”干部这样一个新的干部群体，他们生活圈子在城市、工作圈子在县乡，干部很辛苦、群众很不满。对此，《关于市县党政领导干部在工作地安家的意见》明确规定，新提拔任职的市、县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领导必须在工作地安家，其配偶要随调随迁，并作为提拔使用的必要条件。这一规定有助于领导干部在一地工作安心、安神、安业，扎根当地，融入群众，与民共生，对于有效解决“走读”问题是一个很好的探索。

第二，改善了基层领导干部选拔过于机械的年龄、地域要求。由于对干部年轻化的要求过于教条，干部队伍存在的任职年龄层层递减问题，严重影响了基层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关于加强基层干部管理做好服务群众工作的意见》，纠正了长期以来在基层干部使用中过于片面强调低龄化的趋势。该《意见》同时规定：同一县党政领导班子中本地干部应多于三分之一，县委副书记或常务副县长中一般应有一名本地干部。这一新规定，在强调干部交流、回避等制度的同时，对于激发地方领导干部积极性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第三，开启了新提拔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申报核实的新尝试。领导干部申报家庭财产和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已执行数年，但是申报信息被核查的几率不大，导致一些领导干部有可能瞒报财产和个人重大事项，削弱了制度执行力。而新规定要求组织人事部门收到申报备案表后，对重要岗位和组织认为有必要的拟提拔对象的情况还要进行核实；对申报备案情况实行动态管理，随机抽查核实。这就使老规定焕发出新生机，有效提高了制度执行力，在国内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记者：对于从严管理干部，您还有哪些建议？

郭兴全：第一，抓住关键环节，提高制度执行力。首先，解决干部思想认识问题。从严管理干部，既是对干部爱护，也是推动改革发展，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根本保证。干部转变认识，才能将新要求变为自觉的行动。其次，落实各项制度执行的主体责任。健全责任体系、明确责任主体、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才能有效推动从严管理干部各项制度的落实。其三，对制度落实的过程进行跟踪与动态管理，及时发现与解决制度落实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高制度落实的实效。

第二，强化公开监督，提高制度执行力。好的制度，公开是关键。制度公开既有助于提高领导干部的自律意识，又有助于群众监督干部用权履职行为。建议在更大范围、利用更多传播方式，进一步公开各项制度的内容以及制度的实施过程，接受全社会的监督。

第三，评估完善制度，提高制度执行力。适时进行制度评估，有助于及时发现制度落实过程中存在的与实际情况不相适应的新问题，有助于制度改进和制度的落实。建议在这五项制度实施一年以后，进行一次有第三方参与的，以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为标准的干部管理制度评估，以不断完善制度，建立起制度落实的长效机制。

编辑: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