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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沈括(1031——1095),字存中,浙江钱塘人,进士出身,宋代政治家、科学家,于1080年6月——1082年10月任延安知州,兼鄜延路经略安抚使。上任后,为了强兵备战,用自己的钱买酒,让市井良家子弟骑马、射箭、比武。凡取胜者,亲自斟酒奖励。不几月便挑选了千余武艺高强者充军,加强了边防实力。并将守边禁军(正规军)和镇兵(地方兵力)一视同仁,同样慰劳奖励、犒赏,受到朝廷肯定。沈括御边之功显著,升为龙图阁学士,后因永乐城(今米脂马湖屿村)之败调离延州。
沈括在延安期间,既忙于军政要务,同时还详细考察了陕北的山川、地形、地质、物产等方方面面,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被贬到均州之后,潜心著述,完成了《天下州县图》。其中鄜延、环庆区域图尤为详实,具有很高的军事价值。元祐三年(1088)隐居润州(今江苏镇江)的梦溪园,完成科学巨著《梦溪笔谈》。在书中记述对延安石油的考察,把当地百姓俗称的“石液”,第一次命名为“石油”,并预见“此物后必大行于世。”在延川延水关黄河边发现“竹笋化石”,大胆论证了这里的地理变迁和古代气候变化情况。尽管后来被现代科学鉴定非“竹笋”,而是蕨类植物新芦木,但他毕竟是第一次对化石进行了描述,对延安古地理的研究、推论被现代科学所证实。同时,还考察丰林故城,从军事层面研究赫连城在易守难攻方面的优势及合理性。
明·崔升,字廷进,河南安阳人,明宪宗成化丁未年(1487),由进士任兵部员外郎,擢延安知府,清慎自持,勤于政治,多兴举废坠。修城南预备仓、金明驿、布政分司、县学、文庙(有碑记)、城隍祠(有政绩碑记),历历可为经久。屡蒙旌诰。任未九年升四川右参政。
明·李延寿,字宗仁。济南新城人,弘治八年(1495),由进士任御史擢延安知府。居官廉明,爱民如子,招抚逃亡,课教耕织,建学正俗,轻徭薄赋,士民仰赖,任未五年,旌荐十次,升河南右参政。其在延安期间启动修编《延安府志》(弘治本),这是延安留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书。
明·王彦奇,云阳(今陕西泾阳县)人,进士出身,弘治十四年(1501)任延安知府,为政清廉刚正。严厉制止驻延官兵索财扰民,惩治违法之徒,百姓得以安宁。时年延安大灾,开预备仓,放库粮十万石,库银三万两赈灾救民,并奏请朝廷免除税赋。弘治十六年(1503),为延河两岸百姓出行便利,动工在延河上修建24孔石桥一座,命名“永济桥”,利民近百年被洪水冲毁。在任期间,“兴学校、作人才、正风俗、广储蓄、释冤滞、恤孤独、建桥梁、治水患、通商贾、弥盗贼,文章政事名盛一时。”后升参政,延民请上挽留,仍知府事,任职至1506年。
清·陈培基,辽阳人,顺治十年至十三年(1653——1656)任延安知府,到任后招抚流亡百姓、鼓励农桑,恢复战争创伤,兴利除弊,多有政绩。登西山见范仲淹所建镇西楼时久殁湮,便带头捐俸银,在旧址上重修,并改名文昌阁,以追慕范公功德,倡导重教兴学,恢复了延安一大景观。
清·陈天植,永嘉(今浙江温州)人,贡生出身,康熙十六年(1677)任延安知府,任上招恤流亡,革除积弊,大力恢复经济文化建设。十八年(1679)倡义集资主修延安城中心鼓楼;十九年(1680)主持重修《延安府志》,共十卷,对延安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做出贡献。
清·洪蕙,江苏扬州府江都县人。乾隆五十三年至嘉庆七年(1788——1802),任延安知府15年之久,政绩显著,吏民感戴。任上整修衙署,第二年即修建钟楼,七年后翻修鼓楼,使府城面貌大为改观。嘉庆元年(1796),自捐俸银,募捐乡绅,大规模整修了清凉山万佛寺,五殿:藏经殿、药师殿、孔雀殿,伽蓝殿、梵王殿;四洞窟:云轩洞、仙石洞、雷公洞、延寿洞。嘉庆三年(1798)修建先农坛。之后主持新修《延安府志》,历时数年,方得告竣。全志80卷,25个科目,是体例最完备、内容最丰富全面、考证最详实的一部延安府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对延安历史文化的突出贡献。
延安的古代史是一部奋斗史,是一部优秀文化的传承史,延安英杰贤达辈出,循吏名宦相继,我们不能一个个予以介绍,只能有代表性地列举。他们遗留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传承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