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典籍博物馆国图开馆 800余件珍品典籍公开展出

到国图，逛典籍博物馆

8月1日清晨，北京西郊白石桥，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的大门终于再次开启，期盼已久的读者闻讯而至。

暌违3年多的光景，作为国家总书库的一部分，这座建筑气韵典雅如初，载籍宏富依旧。与过去不同的是：从前深藏地库、普通读者难得一见的800余件馆藏珍品典籍，开始在九个展厅公开展出。如此规模，前所未有。

人们发现，国家图书馆添了一个新的名字——国家典籍博物馆。

保存民族历史的记忆

一块完整的牛肩胛骨陈列在金石拓片展厅，编号“北图5405”，这是国家图书馆馆藏字数最多、尺寸最大、骨形最完整的一块甲骨，人称“骨中之王”。3000多年前，商人在这块甲骨上，连续记录了11天卜雨的情况，颇为罕见。与“北图5405”同时出现的，还有“北图12789”号甲骨，也就是著名的“四方风”。“四方风”把东、南、西、北四方与春、夏、秋、冬四季相配，刻写下了四方神名析、夹、夷、宛和四方风名协、微、彝、伇，古人对于自然方向、时序更迭的认知由此向后人传递。

在敦煌遗书展厅，《摩尼教经》是一部有故事的典籍。这部中国现存唯一一卷汉文摩尼教经典，书写于公元8世纪的唐代，但直到20世纪初它才为世人所知晓。

“20世纪初的中国积贫积弱，注定了其多舛的命运。”敦煌文学专家、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林世田介绍，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被发现后，数以万计的4至11世纪写本、印本和拓本文献重见天日，堪称“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然而，由于当地政府失于职守，这些珍贵文献成为当时横行中国西北的西方探险家疯狂猎取的对象。法国人伯希和将藏经洞中的遗物全部翻检一遍，掳走7000余卷重要文献。他曾不无得意地说：“未经我过目而弃置的，我敢说绝对没有。”不过，在多年后的一次演讲中，他又不无遗憾地说：在近两万个卷子中，只后悔看漏了一个。伯希和说的，就是这部正在展出的《摩尼教经》。波斯人摩尼创立的摩尼教，在历史上曾盛极一时，但也屡屡遭禁，存世文献几近湮没，直至包括《摩尼教经》在内的三件摩尼教经卷写本被重新发现，这个早已死寂的宗教才逐渐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走进善本展厅，最引人注目的却是只残存29行、465字的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

“手稿涂抹勾画的痕迹清晰可见，反映了《资治通鉴》这部史学巨著的创作历程，可以说是《资治通鉴》最早的版本，是非常难得的原始资料。”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说，历代藏书家将这件手稿视为瑰宝，争相收藏，手卷上还保留了上百枚藏书印以及多位宋元时期名人的题跋手迹。

陈红彦认为，依托国家图书馆的古籍收藏，国家典籍博物馆在研究藏书史、典籍文化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研究的成果也为进一步丰富典籍文化的内涵，设计博物馆的展陈内容提供翔实的依据。

把博物馆带回家

典籍无言，闪动着文化的灵韵，勾勒着历史的脉络。然而，对于观众来说，典籍是可以触碰、把玩的活生生的存在。

在金石拓片展厅，观众可以通过触摸屏，摹写甲骨文，或写下自己的姓名，或写下自己的生肖，还可以将这些亲手书写的文字打印出来，免费带回家。在善本展厅，观众在欣赏展柜内典籍的同时，也能通过点击电子屏幕翻看电子版古籍，体验阅读的乐趣。

“博物馆不在于它拥有什么，而在于它以其有用的资源做了什么。”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兼国家典籍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李虹霖说，“过去有些博物馆的展览，观众看不懂、听不明白，觉得不好看。国家典籍博物馆希望通过喜闻乐见的方式邀请观众参与互动，自己书写甲骨文，动手拓印金石拓片，目的是为了大家能更好地记住博物馆，把博物馆带回家。”

在李虹霖看来，当代博物馆正在由原来的以藏品为中心，转变为以服务和管理为中心，以公共服务为重点。“博物馆的传统功能基本是收藏、保护、展示、研究，有一个时期，博物馆面临门前冷落鞍马稀的窘境，很多文物养在深闺无人识，博物馆的生存非常艰难。”李虹霖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博物馆应该更加关注人民群众对文化享受的需求，努力营造文化场馆的文化氛围，让历史文化走出书本，以交互式的交流和体验，让更多的人在闲暇之余走进博物馆，让博物馆成为一种文化生活方式。”

“国家典籍博物馆将长期、系统、全面地展示博大精深和丰富多彩的中华典籍，展示中华典籍产生、传播的历史，和对社会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让公众能够近距离地感受珍贵文献穿越历史的魅力。”国家图书馆馆长兼国家典籍博物馆馆长韩永进如是说。

从龟甲牛骨到金石拓片，从敦煌遗书到宋元善本，从历代舆图到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典籍文献不仅忠实地记载着中华民族绵延数千载的历史，传承着中华文化的血脉，而且典籍的收藏与散佚，也是民族文化兴衰变迁的缩影。800余部典籍静静躺在那里，等待着接受后人的瞻仰，等待着继承与弘扬。(光明日报北京8月1日电 光明日报记者 杜 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