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再攻坚 发展走新路

当前，全国正在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精心组织、有序推进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作为祖国西北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陕西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日前，本刊记者就有关话题，采访了省委书记赵正永。

记者：陕西一直是我国西北地区改革的先行区和开发的先导区。怎样通过新一轮深化改革继续发挥好区域龙头作用？

赵正永：陕西是祖国大西北的门户，承东启西、连接南北，战略地位重要，在区位、交通、资源、科教等方面优势明显。经过多年努力，已进入发展的黄金期，经济总量在西北五省区占比超过45%，居于首位。这得益于我们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但更重要的在于我们抢抓机遇、务实进取，依靠改革创新不断增强综合竞争实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咸新区上升为国家级新区等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为陕西的新一轮发展带来新机遇。我们将以全面深化改革为统领，找准突破口和着力点，突出重点、主动作为、扎实推进，将陕西打造成西部大开发和内陆改革开放的新高地。以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为核心，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把西安打造成全国综合交通枢纽、我国连接中亚和欧洲的商品集散地，全面提升陕西对外开放水平。充分发掘陕西丰富的科教资源，创新产学研融合发展模式，建立以西安为中心的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使之成为带动关天、辐射西部、面向全球的科技创新资源聚集基地、科技成果中试与转化基地。推进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利用陕北丰富的煤、油、气、盐等资源，加快实施转化工程，促进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陕南丰富的生物、矿产和旅游资源，加快培育和壮大陕南循环经济实力。

记者：把握国情，发展仍是解决我国现阶段所有问题的关键。就陕西来说，改革、发展与转型三者关系应如何摆布？

赵正永：我国经济正处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转型的关系，要深入研究“三期叠加”尤其是增长速度换挡期在陕西的表现，首先要明确三个认识：一要主动适应换挡。2013年我省经济增长11%，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3个百分点，但较2012年回落1.9个百分点，这既有外部市场低迷的影响，也与我们主动调结构、挤水分、祛虚火、适应换挡期有关。二要认清换挡是“调速”而不是“失速”。增长速度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经济发展必须保持一定的速度。我们提出转方式、调结构，并不是说不要增长了，而是要在提质增效中保持经济健康发展。三是换挡必须找准合理区间。纵观近10年陕西经济增速与全国的关系，我们判断，我省增速高于全国3—4个百分点的周期还可持续5—8年。要用改革来促转型、助发展、保民生，以转型来提高发展质量，为改革和发展争取更大空间，以科学发展为全面深化改革和顺利转型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记者：陕西国有企业比重大，影响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取得突破？

赵正永：国有经济是陕西经济社会的主体。当前，我省国有企业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还未从根本上改变，部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高、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市场竞争能力较差。二是以投资主体多元化为核心的股份制改造步伐不快，混合所有制经济进展缓慢，体制机制不活问题依然突出。三是省属国有企业改制形式单一，经营机制转换不到位，现代企业制度尚未真正建立。四是部分国有企业市场观念、特别是利用资本市场的观念比较淡薄，等、靠、要思想严重。这成为我省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绕不开、躲不过的“坎”。解决这些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全面深化改革。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健全以现代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多元化。要加大煤炭、钢铁、有色、能源化工等行业的并购重组力度，实施大公司、大集团战略，促进国有资本向关键行业、优势产业集聚。要对省属国有企业实施分类管理，对不同类别的企业采取不同的监管方式。要推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记者：产业结构调整中央部署了多年，但总体进展不够理想。陕西如何通过深化改革调结构、促转型？

赵正永：近年来，我们按照“存量调结构腾空间、增量优结构扩空间”的思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取得了明显成效。能源化工、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的支撑作用更加突出，高新技术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加速成长，骨干企业实力显著增强，农业基础进一步牢固，粮食生产实现“十连丰”。2013年我省生产总值达到16045.21亿元，增长11%，在全国排第16位。但也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我们要坚持把调结构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大力实施稳中有为、提质增效战略，加快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做大做强能源化工、装备制造、有色金属等优势产业；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食品、医药、纺织等传统产业；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依托国家级开发区和产业园区，围绕龙头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加快壮大产业集群，构建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记者：转方式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将经济增长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与自主创新上来，而创新能力不强是制约转型发展的主要瓶颈。作为科技大省，如何走好创新驱动发展之路，提升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赵正永：作为科教大省和全国第三家创新型试点省份，近年来，我们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统筹科技资源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但产学研结合还不够紧密，科技与经济融合度不高，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依然突出，科技优势还没有充分转化为经济优势。下一步，我们将围绕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一是加快创新型省份建设，深入实施产业转型升级、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园区基地创新发展、创新型市县建设工程和优化创新政策环境计划，力争到2020年，基本建成创新型省份。二是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对创新要素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以企业需求为牵引，有效整合各类科技资源开展联合技术攻关，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三是加快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支持科研院所、高校建立健全技术转移机制，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四是加快建设军民技术融合型产业园区，大力实施军民结合“双百工程”，促进军转民和民进军。

记者：陕西是文化大省，如何通过深化改革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赵正永：陕西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要把陕西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进一步转化为发展优势、产业优势，必须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上实现五个新突破。体制机制要有新突破，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形成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两手抓、两手硬”的局面。文化市场体系建设要有新突破，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红色文化、生态文化、民俗文化，发挥好西安市国家级文化与科技示范基地的引领作用，推进文化与科技、旅游、贸易的融合发展。骨干企业培育机制要有新突破，推动文化企业跨行业、跨所有制并购重组，精心打造若干个文化企业航母，促进文化产业集群化发展。政策创新要有新突破，着力打造文化资源转化有效平台，加大扶持政策的优惠力度，为文化产业发展创造宽松环境。文化惠民要有新突破，创新公益性文化事业投入机制，制定政府购买文化服务的财税政策，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实用高效、体现公平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记者：作为西部省份，陕西面临加快发展和保护生态的双重任务。如何通过深化改革确立全新的发展模式，实现长期可持续的绿色发展？

赵正永：对祖国西部来说，环境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发展问题，更是民生问题、政治问题。通过多年不懈努力，粉色大地主色调实现了由黄到绿的历史性转变，但长期形成的生态欠账在短期内很难完全改善，我省生态环境整体上依然脆弱。要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绝不图一时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断送后续发展的根基。要牢固树立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的理念，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健全保护制度，划定地方生态红线，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建立项目审批责任终身追究制，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全面推行污染源在线监测第三方运营制度，推进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机制创新。建立以关中地区治污降霾为重点的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完善政绩考核体系，强化“不以GDP增长率论英雄”和“功成不必在我”的理念，将环境保护纳入目标责任考核体系，充分发挥好考核的导向作用。

记者：统筹城乡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陕西省是如何筹划的？

赵正永：新型城镇化是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我们按照“城乡政策一致、规划建设一体、公共服务均等、收入水平相当”的思路，强力推进有条件的农民进城落户、避灾移民搬迁、统筹城乡发展试点、重点镇建设等重大工程。全省城镇常住人口由2005年的1384万增加到去年的1931.2万，城镇化率达到51.3%。统筹城乡发展，关键是紧紧抓住三个重点。第一是农业转移人口，我省约为400万人，要顺势而为，降低落户成本，按照自愿、分类、有序的原则，条件成熟一批就地解决一批，促使他们尽快融入城市生活。第二是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涉及人口，我省约为230万人，要坚持分类施策，妥善协调好利益关系，通过保障房等政策逐步把他们纳入城镇化进程。第三是在中西部地区实现城镇化的人口，我省约为370万人，要按照“做美城市，做强县城，做大集镇，做好社区”的思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全省抓好35个重点示范镇和31个旅游文化名镇建设，坚持规划先行、严把质量，重点镇突出公共服务功能，文化旅游名镇突出历史文脉，实现城乡同步建设，为全省城镇化建设探索新路、做出示范。同时，要遵循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演进规律，集约化推进镇村改革，大力发展新型农村社区，引导农村人口向行政村、中心镇聚集。

（原载《求是》2014年第16期）

责任编辑：孔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