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古老文化的根 (作者：杨亚长)

如果说现代汉中是棵大树，那么它那古老文化的根系就在南郑龙岗。如果说龙岗顶上那厚重的黄土是一本记录汉中古老文化的历史书，那么，考古学家们正试图能与大众一起一页一页的阅读它。

汉中市位于陕西省西南部，东连安康市，北接宝鸡市与西安市，西与甘肃省毗邻，南依米仓山与四川省接壤。汉中因“郡临汉水之阳，南面汉山”而得名，素有“西北小江南”和“金瓯玉盆”之美誉。

南郑县龙岗寺古遗址位于汉中市区西郊，遗址区与市区隔汉江而可相望。这个地方只所以名寺，应当与当地曾经建有佛寺有关。1983年，考古人员曾于龙岗寺遗址中发掘出土了一件僧人使用过的残陶碗，碗底部刻有“永光元年沙弥屠零记”等题记，永光是南朝时期宋前废帝刘子业的年号，永光元年为公元465年。沙弥是小和尚的称谓，屠零当是该小和尚的法号。这条题记表明，龙岗建寺至今至少已有1630多年的历史。寺名龙岗，则当与地势有关。由于寺院建于龙形岗地，故而名曰龙岗寺。这条龙岗平地突兀，龙面北而卧，龙首为梁山，龙身俗称中梁山，全长3.1公里，宽50~100米，高出汉江河床约30~100米。著名的龙岗寺古文化遗址就座落于龙身的尾端。

这条龙岗可谓地老天荒，它就象历史所搭建的一个舞台，从很早很早以前的古代起，人类就已经登上了这座舞台，并且演出了一幕一幕有关人类演化、文化进步发展的历史活剧。

据考古学家与人类学家共同考证，龙岗曾是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从岗顶10多米深厚的粘土堆积中，仍然能够看到古人类在此活动的身影。

早在二十世纪50年代，龙岗就曾发现有旧石器。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专家们又在龙岗顶上发现了大量的旧石器以及少量的动物化石。同时在勉县、洋县等地区还发现了10多处与龙岗层位相同的旧石器地点，在洋县倪家大坝沟还发现了动物化石，从而为研究龙岗旧石器的时代问题提供了参考依据。

据考察研究获知，龙岗古人类用以制作石器的原料主要有石英、石英岩、硅质砂岩或火成岩砾石，其中以石英岩和火成岩为最多。器形包括砍砸器、手斧、斧状器、石球、刮削器以及使用石片等。制作工艺有加工砾石与石片石器两种类型，以砾石石器所占的比重较大，打片方法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涉足汉水流域远古文化考察的学者认为，龙岗旧石器文化与华北“三棱大尖状器——砍砸器文化传统”的特征是相同的，也就是说，龙岗旧石器与分布于汾渭地堑的旧石器面貌雷同，从打制技术、石器类型和尺寸等方面观察，它和分布于秦岭北坡的蓝田以及匼河、三门峡和丁村等地点的石器特征十分接近。

关于龙岗旧石器文化的时代，由于目前尚未进行系统发掘与科学测年，因此学者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一种意见认为属于早更新世，另一种意见认为属于中更新世，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属于中更新世至晚更新世时期。

我们认为，龙岗旧石器文化的时代问题，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予以求证：1．由于在龙岗 自基岩以上约10多米厚的粘土堆积中，自下而上逐层都有打制石器与化石出土，说明古人类在这里的活动不是短时期的，而且是长时期甚至是连续不断的。2．洋县倪家大坝沟动物化石的发现证明，与龙岗旧石器所共存的野生动物应当属于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在这个动物群中，大熊猫、东方剑齿象、中国犀主要生存于中、晚更新世时期。据此或可作出推断，龙岗旧石器的时代应当主要属于中更新世，年代大约为距今80万年—10万年；并且一直延续以至晚更新世时期，年代大约为距今10万年—1万多年。

在距今1万年前后，随着末次冰期的结束，全球气候开始逐渐暖化，中国大部分地区开始陆续跨入了新石器时代。有考古学家认为，在距今约1万年­­­­－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与自然条件的差异等原因，因而形成了既有一定差别又有相应联系的六大文化区系。这六大区系是：1．陕晋豫及邻近地区；2．山东及邻省的一部分地区；3．湖北和邻近地区；4．长江下游地区；5．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6．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在这六大文化区系内，还可再细分出不同的地方类型。不同地区的文化，虽然彼此的渊源、发展道路、发展水平等不尽相同，但相互之间也存在着文化交流与渗透。

在距今大约8000—7000年时，生活在关中地区的居民可以华县老官台遗址为代表，因此被称作老官台人及老官台文化。据研究，老官台人具有高颅、中眶、阔鼻等体质特征，应当属于东亚蒙古人种。但其有些特征如梨状孔较宽和鼻梁扁塌等，则与现代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更为接近。

这个时期生息在汉中盆地以及周边地区的居民可以西乡县李家村遗址作为代表，因而可称作李家村人及李家村文化。考古资料证明，李家村人已经过着以农耕为主的定居生活，其聚落多营建于河旁两岸的台地之上。李家村人的体质特征与老官台人基本相同，两种文化的面貌亦大同小异，说明李家村人也许是从关中迁徙而来，李家村文化应当是受关中文化深刻影响而发展起来的。

在南郑龙岗寺古遗址，考古人员不仅发现有李家村人所修筑的窖穴和墓葬，同时还发现有李家村人所制作和使用过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主要是日用陶器）等遗物。

提起龙岗寺古遗址，不禁使人想起了30多年前的那次考古工作。1983—1984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现更名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魏京武研究员所率领的考古团队，对龙岗寺古文化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我和闫毓民研究员与秦小丽同志也曾参与主持过当年的发掘工作。四川大学历史系马继贤、宋治民、李永宪三位教授，曾带领该校考古专业八O级的22名同学进行教学实习，也曾参与了1983年秋季的考古发掘。当年进行考古发掘的地点位于龙岗南部的尾端，共开挖5×5米探坑27个，10×10米探坑12个，发掘面积累计为1675平方米。本次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是，发掘出土了一处保存比较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墓地。由于受后期扰动较轻，因而整个墓地保存得比较完整。423座墓葬不仅分布比较集中，而且排列有序；由于延续时间较长，故尔全部墓葬自下而上分6层相互叠压而葬，墓葬中的随葬物品亦比较丰富。龙岗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为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发掘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1989年，该遗址的发掘报告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需要说明的是，当年虽已查明了与龙岗寺墓地相同时期的居住遗址，但由于时间、经费等方面原因未能进行发掘。

从龙岗寺的考古材料中，我们仍能概知李家村文化时期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当时居民因储藏东西而挖有地窖，地窖的形状多为圆形，直径1~1.6米，深度1米左右。当时的成年人死后多实行单人二次葬，埋在长方形的土坑中，没有葬具，但人骨基本上是按照人体的生理位置摆放，一般呈仰身直肢状，头向西北或正北，面部向上。多有随葬品，大都放置于人骨的足下或小腿骨上。随葬的物品有石铲、骨锥等工具，还有陶钵、陶罐等日用陶器。小孩死后使用瓮棺葬，亦埋葬于土坑中，葬具多为三足陶罐和圈足陶碗。有的罐和碗的底部还有意敲打有小孔，以利于小孩灵魂出入。有的瓮棺中还放置有小型钵、碗、三足罐和凹底罐等随葬品。

当时人们多使用石质工具，主要有磨制的石斧、石铲、石刀、石锛和石凿；还有打制的砍砸器、刮削器以及石球和网坠。此外，还有数量不多的陶制锉子。

日用陶器有三足罐、圈足碗、三足钵、圜底钵、平底碗、细颈壶、折腹罐等器种，以三足和圈足为特征。陶胎多夹砂质，细泥陶很少。因烧制原因，陶器外表一般呈红褐色或红色，内表则呈灰褐色。总体来看，李家村文化的陶器与老官台文化的陶器基本上大同小异。

在距今大约7000—6000年这一时期，生活在关中以及邻近地区的居民以西安半坡遗址为代表，被称作半坡人及半坡文化。

据研究获知，半坡人与之前的老官台人在体质方面明显具有传承性，因而当属同种同宗。从半坡人的复原头像来看，半坡人有着高高的脑门，清秀的面颊上颧骨稍高而外突，眼睛上盖有眼皮层迭的“蒙古褶”（这是长期在黄土高原生存下来的特征），这使得他们那双黑亮的眼睛更加炯炯有神。他们的面皮微黄，鼻部平直，嘴唇厚度中等。男性居民的身高约165.24~172.48厘米，平均身高约169.45厘米。如果给半坡人穿上现代人的衣服，你也许会把他们当成现代人呢！

半坡人时期的气候与当今大不相同，当时西安地区的年平均气温要比今天高2~5℃；年平均降水量也要比今天多300毫升左右。也就是说，半坡人时期西安地区应属于北亚热带气候，而今天这里则属于暖温带气候。

半坡人时期生息在汉中盆地及邻近地区的居民可以南郑龙岗寺遗址作为代表，因此可称作龙岗寺人及龙岗寺文化。

研究获悉，龙岗寺人与半坡人应属同一人种，他们有着大致相同的身高和体型。

和关中一样，在龙岗寺人生存时期，汉中盆地的气候也与当今有所不同，不仅年平均气温要比今天高出许多，而且年平均降水也要比今天多出许多。当今汉中盆地属于北亚热带气候，而龙岗寺人生活时期则当属于南亚热带气候。推测当时这里的气候条件，应当近似于现在的成都地区。

和半坡人一样，龙岗寺人也过着以农耕为主的定居生活，兼营家畜饲养和采集、狩猎，以摄取生活资源。当时的村落大都建在汉水或支流两岸的二级台地之上，但由于考古发掘尚不充分，我们目前对其村落的总体布局以及建筑结构等情况尚不了解。

龙岗寺人的村落就建在汉江西岸的龙岗顶上，这里濒临汉江，取水方便；这里地势高亢，可避水患。通过考古，可以遥想当年。当时汉江河畔土地肥沃而平坦，可供人们进行耕种；当时汉江中曾有大量的鲤鱼、龟鳖和河蚌，可供人们从事捕捞；当时梁山脚下的缓坡山梁上，则生长着稀疏的灌木和茂密的丛林，并有许多野果、野菜，可供人们采摘；灌木丛林中还时常有野猪、猪獾、豪猪、豺、狼、水鹿、华丽黑鹿、狍子、小麂、林麝等野生动物栖息出没，它们应当都是当时人们狩猎的对象。可以想象，房前屋后，栽瓜种豆；并常见有喂养家猪、家羊、家牛和家鸡等动物的圈舍。

在龙岗寺遗址中，曾发现有大量的石斧、石铲、石锄、石刀、骨铲等工具，它们都是龙岗寺人曾经进行农耕和收割的实物证据。遗址中还发现有农作物（粟）的碳化种子以及豆类的籽实遗存，并有采集植物藜和朴树籽的遗留。遗址中不仅发现有大量的家养或野生动物的遗骸，同时还发现有石球、网坠、鱼钩等狩猎与捕捞工具。这些遗物，都是当年龙岗寺人进行生产活动的生动见证。

龙岗寺人生于龙岗，世世代代居住和生活于龙岗，身后亦长眠于这条山岗。龙岗寺人死后被统一安葬于氏族公墓，其墓地就在居住地的南侧。1983—1984年，考古人员对这处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在不足800平方米的范围内，共发现龙岗寺人的墓葬423座。由于整个墓地延用的时间很长（估计接近1000年），因此这些墓葬自下而上分作6层，相互叠压。每层墓葬排列有序，墓主的头向基本一致，似乎有过总体规划和安排。

423座墓葬中，共有土坑墓409座，瓮棺墓14座。土坑墓中埋葬的主要是成年人，但也有少数埋葬的是未成年人。瓮棺中埋葬的绝大多数是儿童，但也有极个别的埋葬成年人。

在409座土坑墓中，单人葬墓共383座，合葬墓12座，此外还有没有尸骨而只有随葬品的迁葬墓14座。除合葬墓外，所有单人葬墓的墓坑大小差别不大，墓主的葬式以及随葬品的多寡亦基本相同。说明当时尚未出现贫富分化，在氏族内部，每个成员的地位应当是基本平等的。

在12座合葬墓中，计有成年女性二人合葬墓5座；成年女性与小孩二人合葬墓2座；成年男性二人合葬墓1座；成年男性三人合葬墓1座；一成年男性与二个成年女性合葬墓1座；三成年女性与一小孩四人合葬墓1座；六个成年男性合葬墓1座。总体来看，合葬墓与单人墓之间只是埋葬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墓主之间的身份与地位则看不到有任何差别。应当说，埋葬于同一墓穴中的合葬者，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可能要更近一些。

 14座瓮棺墓所使用的葬具有陶瓮、陶盆、陶钵三种，其中以一件陶瓮作为葬具者2例；以两瓮相互套合者两例；以瓮、盆相合者3例；以瓮、钵相合者4例。陶钵与陶盆的底部往往有意敲打成一小孔，可能寓意死者的灵魂能够出入。用瓮棺安葬儿童，则显示了对未成年人的重视。

在409座土坑墓中，有陪葬品者为241座，共出土各类陪葬物品2000余件。从用途来看，这些陪葬品主要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三大类。

其中生产工具共有729件，按质料可分为石、玉、骨、陶四类。石质工具共240件，以磨制为主，打制次之。器型主要有斧、铲、锛、凿、刀、锤、镞、砍砸器、刮削器、碾谷盘等。引人注目的是，在345号墓葬中出土有二件大型石铲，其中一件长48厘米、宽8.8厘米、厚0.2厘米；另一件略小，长46.8厘米、宽7.6厘米、厚2.2厘米。这种大型石铲，在同时期文化中非常罕见，并且恐非实用器物。

玉质工具共24件，系用淡绿色或白色半透明状软玉磨制而成，器形有斧、铲、锛、凿、刀、镞六种。其中二件双面斜刃玉刀，一件长17.8厘米，宽7.8厘米，厚1.6厘米；另一件稍小，长16.6厘米，宽7厘米，厚1.6厘米。磨制得非常精细，柄部并各有一个钻成的小孔。玉料来源问题另人关注，但目前尚不清楚。

骨质工具共有400多件，器形有锥、刀、匕、镞、针和鱼钩六种。其中骨匕极可能为织布用的打纬刀，锥和针为缝纫工具，镞和鱼钩为渔猎工具。

陶质工具24件，器形仅纺轮和锉子二种。纺轮为拧线（绳）工具，锉子则可能为粮食加工过程中的去皮工具。

生活用具主要为日用陶器，共1200余件。器形有钵、碗、盆、盘、杯、勺、簋形器、豆、壶、瓶、罐、瓮、盂、澄滤器和器盖等，共约15种。

不同用途的器类分别选用不同的泥料制作，细泥红陶多用来制作饮食器具，如钵、碗、盆、壶、瓶、杯、盘、勺等；夹砂红陶多用来制作炊煮器和储藏器，如罐、瓮等。

陶器的颜色一般比较纯正，说明制陶技术较前已有了明显进步。部分器物外表饰有纹饰，以绳纹最多，弦纹、戳刺纹和指甲纹次之，还有相当数量的彩绘陶器。

彩绘纹样较多，设色以黑色为主。彩绘多施于饮食器和水器上，绝大多数绘于器物的口外或上腹，亦有个别通体施彩者。有些钵、盆的内壁也饰有彩绘。彩绘纹样除宽带纹和折波纹外，还有平行条纹、网纹和人面纹等。

有些器物的底部还留有席纹和布纹，这是制陶时作为敷垫所留下的。席纹有十字形和人字形两种，布纹经纬清晰，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各7~11条，粗径0.8毫米。席、布纹的发现，说明当时的编织和纺织技术已有了一定的水平。

在龙岗寺遗址中，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印文白陶。这是和关中地区有所不同的，是龙岗寺人的一个创造，也是制陶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白陶泥质很细，其中羼和有少量的云母片末，器表油滑而略泛光泽，并压印剔刻有浮雕式花纹图案，非常美观漂亮。

另人叹为观止的是，在龙岗寺人的日用陶器中，有部分彩陶和雕塑非常美观，它们有些既是当时先民们的日用器具，也是一件件精美的原始艺术品。试举数例，以飨读者。

网纹彩陶钵，出土于龙岗寺第334号墓葬。质地为细泥红陶，器形为敞口，深腹，圜底。口径15.6厘米，高6.7厘米。口沿外饰一道黑彩宽带纹，器内壁绘有三组基本对应的黑彩三角形网格纹。器形浑圆美观，纹彩鲜丽和谐，具有自然的流感美。

人面纹彩陶尖底罐，龙岗寺23号窖穴出土。是一件敛口深腹尖底罐，质地为细泥红陶。口径18.4厘米，高48.4厘米，为大型器。在口沿下绘有三条平行线纹，其下平分器体圆周绘画出六个平行并列的人面纹。人面外廓呈圆形，大小基本相同，高宽均在10厘米左右。六个人面呈现出两种表情：一种作闭目沉思状；一种作双目圆睁状。好像表现人们对事物观察和思考的两种态度，俗话说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两种表情的人面分别作相间排列，间隔等距，人面之间填充有上下顶角相对的三角纹。在人面的下面画有三道平行线纹，线纹之下又画出六个并列的人面纹，其特点与上层的六个相同，人面之间也填充有对称三角纹。这两种人面纹，第一种和第二种形态上下垂直相同。在下层人面纹的下部画有一条横线，横线之下画有五个横向对称排列的花瓣状图形。这件陶罐上的人面纹颇为生动的表现出人们进行观察与思考时的两种不同神态，可能是当时一件具有特殊用途的重要器物。

在西乡何家湾遗址242号窖穴中，还出土了一件与龙岗寺人相同时期的人面纹彩陶盆。该盆质地为细泥红陶，器形是直口宽平沿，深腹曲壁，小平底。口径30.8厘米，高14厘米。口唇饰黑彩三角纹，器内壁绘四个对称排列的人面纹，人面呈圆形，圆眼，小口，头戴羽状饰物，耳际有齿状环饰。该人面纹很可能是一位受当时先民所崇拜而且具有祖神性质的人物。

人面器口细颈陶壶，龙岗寺第376号墓葬出土。是一件细泥红陶质的细颈、折腹、小平底壶，通高14.6厘米。器口的人面作桃形，直径6.4厘米。下颏尖而突出，双目呈扁圆形，鼻梁高高隆起，鼻根下有两个圆形小鼻孔。双耳呈弯月状，凸起于两颊的上部，左右基本对称。嘴、眼及鼻孔均与器腹腔穿通。

 兽头形器口尖底瓶，龙岗寺第394号墓葬出土，质地为细砂红陶。器口为兽头形，短颈，深腹，弧凸曲壁，双耳，尖底，通高18厘米。兽头的双目作弯月形，双耳微耸，耳廓上各穿有一个小孔。鼻梁凸起，鼻翼下有两个圆形小鼻孔。嘴部前突而略上拱，口呈扁圆形。头部满布戳刺纹，以表示鬃毛。兽的双目、鼻孔和口均与器腹腔穿通，头顶也有一个直径1.2厘米的小圆穿孔。

 兽面纹细颈彩陶壶，出土于龙岗寺第315号墓葬。质地为细泥红陶，顶部作伞盖状，小口，细颈，扁腹，小平底，通高21.6厘米。口外画4道条纹，上腹画有3个形状相同的兽面。兽面外廓呈扁圆形，圆睛，有鼻无口。兽面之间涂黑，但露白出半圆形与弯月状图形。

 陶塑浮雕式的鸟与蜥蜴，发现于龙岗寺第143号窖穴中，质地为夹砂红陶。完整器形为一深直腹陶罐，罐的上腹饰弦纹，中腹饰指甲窝纹。在弦纹之上浮贴了捏塑出的一只小鸟和一条蜥蜴。鸟为扁头小晴，嘴巴张开。鸟身与鸟颈不分，且非常细长，表面并被压印成间断状，近尾部有一圆饼。蜥蜴头部残缺，细身四足，作爬行状。鸟与蜥蜴均作抽象处理，超乎自然。从总体构图来看，似乎表现鸟欲啄食蜥蜴的瞬间。

 桃形陶罐，出土于龙岗寺第③文化层中。质地为夹砂红陶，腹径11.6厘米，通高约18厘米。器似桃形，但顶部尖长而突出。上腹有四组小穿孔，每组各有4个小孔，并上、下作菱形分布排列。此器用途不明。

 在西乡何家湾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件与龙岗寺人相同时期的骨雕人头像。是用截取的一段兽类管状骨雕刻而成，采用圆雕技法，生动而真实地刻划出人物的面部形像。脸面作瓜籽形，粗眉大眼，颈部直径0.9厘米。从颈部残断痕迹看，这件雕像原有身躯，应是一件完整的半身或全身雕像。由于雕刻技法古朴精犷，其性别尚难作出准确判断，仅从面部特征来看，似为一中年男性的头像。

 在何家湾遗址第168墓葬中，还出土了一件与龙岗寺人相同时期的线刻人面纹骨管。管体作圆柱状，中空，下端略粗。上端直径3.2厘米，下端3.5厘米，高4.4厘米。骨管的上部雕刻一圈连续的细线波折纹，其下用细线雕刻出三个紧密相连的人面像，人像的头顶之间加饰倒三角形线纹。三个人面皆呈圆形，神态各异，表现出喜、怒、哀三种不同表情。

 表现喜悦的面像作椭圆形，面宽3.5厘米，高3.7厘米。两眼作弯月形，鼻子高大，鼻底翻转而露出鼻孔，鼻孔呈扁形，口大而扁，牙齿硕大外露。嘴角有向两侧分开的弧线以表示胡须。两眼的上部有向两侧分开的弧线以表示眉毛和头发。人面的神态作开心欢喜状。

 表现恼怒的面像呈椭圆形，面宽3.3厘米，高3.7厘米。高鼻、大扁口，两眼圆睁，牙齿硕大。口外有两道分开的胡须，额上有向两侧分开的头发，其神态作怒目龇牙状。

 表现哀苦的面像呈圆形，面宽3.1厘米，高3.6厘米。眉毛和鼻子联结作 “T”形，两眼呈扁圆形，下眼睑下垂似布袋状，中间各刻划有一条斜竖线，似乎表现正在哭泣之状。口大而扁，口中用一条横线分成上下两半，上半并用三道竖线分隔以表示牙齿。人面的神态作悲哀伤感状。

 上述这三个人面像的雕工比较精细，线条亦颇流畅，看来是用竖硬而锋利的工具雕刻而成。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人面像既有较强的写实性，也富有艺术夸张之处。如鼻子呈“T”形，鼻梁高大，鼻底翻转，嘴与牙齿都较硕大等形象，都与常人有所不同，因而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尽管这些人面有不少夸张或失真之处，但仍不失为一件原始古朴、形神兼备而富于夸张和浪漫色彩的艺术珍品。

 透过这件原始艺术品，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当时先民在农业或渔猎有了收获之后，或在劳动之余心理上的欢愉；也可看到当时严酷的生存环境，艰辛的生产条件以及伤残病死等因素给人们心灵上所带来的创伤；还可看到先民们面对现实，向大自然怒目抗争以求生存的顽强精神。当然，这只是我们的猜想而已，至于当时这件骨管的真正用途与寓义，目前仍不很清楚。

 上述各种艺术品除骨雕人像外，其它器型既是日常生活实用器物，又是精湛的原始艺术品。实用与美观的和谐统一，说明当时艺术创作是和现实生活密不可分的。这些着意刻划的艺术题材，理当是当时现实生活和思想活动中密切相关事物与概念的生动反映。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龙岗寺人也不例外。从考古发现来看，龙岗寺人所经常使用的装饰品主要有发笄、璜饰、环饰和坠饰四种。

 发笄是束发用的，当时人们除披头散发外，也将头发盘结在头上，再用发笄束住。龙岗寺人的发笄多为骨笄，器呈圆棍状，笄身细长，一端略粗，一端或两端锐尖。

 璜饰为佩件，发现的数量不多。龙岗寺第308号墓中所出土的一件用泥质板岩磨制而成，器呈窄长条形，一端稍宽。长12.3厘米，宽1.8厘米，厚0.7厘米。璜的两端各有一个小穿孔，可以穿绳佩戴于胸前。龙岗寺第314号墓中所出土的一件系用绿松石制成，长条形，器身扁平，两端折曲向下，出土时一端弯曲部分已残缺。璜饰中部上下两侧各有一对斜向对钻而成的小孔，可以穿绳佩挂，全长22厘米，宽2.6厘米，厚0.8厘米。

 环饰以陶制的最多，石制者次之，较大者当戴在手腕，作手镯来用，较小者应当悬挂于胸部或耳下。

 坠饰大多是用绿松石做成的坠子，有圆形、长方形、梯形、蝉形、枣核形等形状。多数有穿孔，亦有刻成凹槽系绳悬挂者。它们有些是耳坠，有些则是串饰中的下坠。

 通过以上介绍，相信看官们对龙岗寺人以及龙岗寺文化已经有所了解。然而毋庸讳言，由于目前的考古工作仍非常有限，以致我们的认识仍然有限。因此，到目前为止，仍有许多谜底还未打开。

 在距今大约6000—5500年时，龙岗之上仍有人们居住生活，但其文化已较衰落，远不如龙岗寺文化兴盛发达。在距今大约5500—4500年时，龙岗之上似曾无人生息，这个时期亦出现了文化中断现象。此后，在距今大约4500—4000时，龙岗之上又有人类居住生活，但目前对他们的情况则知之尚少。

 在距今大约4000年前后，中国进入了夏王朝统治时期，中国亦跨入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但到目前为此，汉中盆地内仍未发现明确属于夏王朝统治时期的遗迹。

 在约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属于历史上的商王朝时期。据考古学家考证，这一时期，今城固、洋县一带曾经存在过一个方国，该方国文化以位于城固县北约4公里的宝山镇宝山遗址为代表，因此被称作宝山文化。另据考证，该文化很可能属于早期的巴蜀国文化。

 在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史称西周时期。据文献记载，其时在今汉中市西北部的褒河一带，曾经存在有一方国——褒国。 在《史记》、《国语》等传世文献中，都记载有周幽王娶褒人之女的故事。如《史记·周本纪》谓：“三年，幽王嬖爱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废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为后。”近年新发现的战国时期楚竹简亦记载道：“周幽王娶妻于西申，生平王。王或（又）娶孚（褒）人之女，是孚（褒）姒，生伯盘。孚（褒）姒嬖于王，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目前可知褒国为姒姓，但其都城所在与文化遗存尚不知晓。

 据传在西周末年，周幽王和郑桓公被犬戎（又称西戎）所杀，郑邑（在今华县一带）的居民迁住在今汉中一带，故尔南郑从此而得名。

 据《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秦厉共公二十六年（公元前458年），“左庶长城南郑”，此即汉中建城之发端。又据《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秦惠公十三年（公元前312年），“庶长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丐，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汉中之名，即由此开端。由此可知，汉中建城的历史，距今已有2470多年。

 从考古发现来看，在夏代以至秦代，龙岗寺遗址应处于荒废状态。到了汉代，龙岗寺古遗址又成了当地居民的墓地。

 以上我们主要对龙岗旧石器时代遗址，龙岗寺人以及龙岗寺文化作了概要介绍，不难看出，该遗址应无愧于被称作：汉中古老文化之根！鉴于龙岗寺遗址的重要价值，2006年国务院批准并公布，龙岗寺遗址为第六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因此，每位当代公民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都有责任保护好这条根，使她永存，并“子子孙孙永保用”之。（作者简介：杨亚长，现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上世纪80年代曾参与南郑龙岗寺遗址、西乡李家村遗址和何家湾遗址考古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