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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大都市需要大工业支撑”
记者:请您描述一下西安工业布局的现状。
曾昭宁:作为一个长期关注产业经济和区域发展的学者,针对西安工业的发展现状,我曾经多次呼吁加大工业投入。一个大都市,仅靠服务业是无法支撑其产业体系的,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必须要有发达的工业体系支撑。相对于其他副省级城市,西安市工业绝对总量规模偏小,这也是西安的经济总量在副省级城市中处于落后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几年,西安对工业的投入开始增大,这次规划更是突出工业地位,西安的产业发展思路值得肯定。
记者:合理的产业布局对于一个城市发展的意义是什么?
曾昭宁:工业布局是产业发展的空间载体,布局调整是整个工业经济结构调整的前提。布局问题不解决,产业集群、企业做强做大就只能流于空谈产业布局战略是关系到区域经济、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研究产业布局的目的就是实现布局的优化,即寻求各产业空间组织的最佳形式和一般规律,以求合理利用区域资源,实现最大效益。产业布局战略既要遵循经济学规律,以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又要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以环境学、生态学理论为指导,实现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统一与可持续发展。
“西部绝不能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垃圾场”
记者:目前出现的污染企业向西安周边转移的现象,您怎么看?
曾昭宁:这些污染企业负责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想方设法争取让这些污染企业搬到其他地方去。为此,一些中西部省份的招商引资官员不惜代价竞相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工业用地可以优先,税收可以减免,企业主可享受高于当地居民的一系列优待等等。最重要的是,招商引资官员们纷纷承诺,会想办法在环评和治污等方面给搬过去的污染企业以方便,绝不为难他们。
于是,本该在中央和地方政策层层打压下无路可退的东部污染企业,反而成为中西部地区争取新一轮加快发展的重要增长点。而在中部要崛起、西部要开发的大势之下,只要有办法促进GDP快速增长,并解决更多当地就业问题,招商引资来的企业是否是污染大户,似乎没有人深究。有关调查也显示,一些行动迅速的污染企业,已经顺利搬迁到中西部地区。
记者:据您了解,西安有哪些产业布局需要调整?
曾昭宁:比如2002年,《西安工业振兴计划》中曾设想将陕重汽、比亚迪和陕飞三个汽车项目在空间上聚集在特定的区域内,组建西安汽车工业城,形成集群效应。但是实际的结果是,陕重汽与比亚迪是一南一北的格局。因此要防止西安各类各级开发区利益驱动下自成体系的产业结构同构化现象出现,避免不利于专业化园区的形成和产业集群的发展。
“产业布局真正落实仍需打破利益藩篱”
记者:根据目前的产业布局,你觉得未来实施的难点是什么?
曾昭宁:对区域优化布局而言,工业资源存量的调整难度最大,核心在于调整好经济利益关系。我建议西安市成立由市长、政府职能部门和专家组成的权威机构,统筹安排,协调合理布局。做到“富规划,穷开发”,并以立法的形式树立规划的绝对权威,克服政府各部门,各级地方政府和各级各类开发区利益驱动下的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乱抢项目和自成体系倾向。
总的来说,产业布局真正落实仍需打破利益藩篱,工业资源的整合配置必须无条件地服务于总体布局规划,决不允许规划服从于招商的现象继续存在下去,这方面政府要加大干预力度。
记者:面对西安周边区县出现的产业结构雷同且门槛较低的现状,您有何建议?
曾昭宁:我们的各级各类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几乎都是“大而全”,“小而全”。很多开发区在建设之初,抱着“捡进篮子都是菜”的想法,引进项目“饥不择食”,没有一个很好的规划。现在,高新区和经开区在“二次创业”中都开始重视布局规划,宁愿穷开发,也要富规划,要裂变成若干个专业化园区。
严格意义上的专业化园区,就是产业集群,相同企业聚集在一起,内部实行高度专业化分工,成本降低,竞争力就提高了。否则,成本就会上升,效益必然下滑。在招商引资的增量上防止各个开发区在利益驱动下争抢项目,每个开发区应该有明确的产业定位,在这个基础上形成西安市的产业布局规划,并以立法的形式确立规划的绝对权威,要向布局规划要速度,要效益。产业集群一旦做大,形成经济带和经济区,就必然要突破行政地域的界限,这就要求很好地解决产业发展与传统行政区划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