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首届中华国学论坛散记

（原标题）杜维明说，有些事情，你不做便没有人做

——香港首届中华国学论坛散记

陈祖芬

台上是来自华盛顿大学的中气很足的声音：“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台下是全场的大笑。不是因为这位康达维教授的中文不标准，而是因为太中国。而且每个字用同样的力度和同样的音量，乃至每两个字之间的间隔，也是“均码”。他越是字正腔圆，大家越是欢喜地大笑，他怎么不是中国人呢?

台上他讲到编写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世界汉学资料汇编》，台下有人告诉我，他和夫人历时两年把《文选》中的赋，翻译成十二卷本的英文本。

这部《文选》，是梁武帝长子萧统，在东宫招贤编选了从先秦到梁的八九百年的诗文选集。从萧统太子到华盛顿教授，真应了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康达维教授演讲结束时说：“今天时间有限，到此结束。”全场又是大笑，太中国啦。

在香港举办的首届中华国学论坛，有各国的学者，更有各界的文化追随者。薪传的“传”字，那是一个个人的专心专注。我好像看到香江的维多利亚港，一条文化龙舟，港人和新香港人，中国人和外国人，嗨吆嗨吆通力划吆。

香港浸会大学校长陈新滋在论坛上讲到，国学研究对于教育下一代具有重要意义。国学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国学，而是全人类的资产。陈新滋常见各国酒店摆着《圣经》，就想，能不能把中华文化整理出来，成一本《圣经》那样的书，放在各国酒店的客房里，让全世界的人看，把中国文化传播出去。

这次会议的开篇是，香港嘉徳丽幼儿园的孩子，背诵《三字经》、《大学》和《弟子规》。听说香港一位老板希望在幼儿园推广国学，相信儿童可能不认字还不知其意，但是儿童的记忆，是潜移默化终身受益的。老板去几个幼儿园游说不成，情急之下，自己收购了五家幼儿园，于是孩子们开始“人之初，性本善”。幼而学，壮而行，儿童读经，香江先进。我想起我幼时背的第一首唐诗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我不知道也不会去想老大意味着什么，鬓毛衰是什么样子，我只知道那唐诗三百首就是那时一首首植入我的脑海的。

香港这五家读经的幼儿园很快成了热门，有的妇女刚怀孕就来给未来的孩子报名。

嘉徳丽幼儿园的孩子在台上背完《三字经》背“大学之道，在明明徳”。很本色，没什么表情，好像在家里背书给爸爸妈妈听。童稚的就是可爱的。没有电视上那种大人设置的儿童模式：孩子本来是天真的，却非把他们弄成故作天真。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叹曰：小孩子把《大学》全部背出来了，了不起!

杜维明教授的一位博士生，是一家上市公司的CEO， 四十来岁，学机械，做机械。后来在长江商学院上课时，听了杜维明讲儒学，决定人生重新起步，报考杜维明的博士生。他说他不要靠关系，要硬碰硬地考，终于很硬气地当上了杜维明的“书童”。杜维明笑指他说：“他读的书比我读的还多。”这位四十岁的书童痴迷中国文化，他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都长寿，九十岁以下去世的算夭折。

真觉得越来越多的志士仁人，本来好像和国学没有什么关系的，偏偏涌进中国文化的道上，握住中国文化的接力棒。

杜维明的演讲题目很吸引视听：《二〇一八年的儒家哲学》。去年八月上旬第二十三届世界哲学大会在雅典召开，一百多个国家的三千来名哲学家，要表决通过二〇一八年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的地点。巴西在会前作了充分的准备，制作了精美的资料，强势申请。但是，杜维明走上讲台，用他特有的演讲魅力，尤其是深厚的中国文化的背景，阐述哲学大会是开放的、多元的，有自我反思、自我批评能力的，是超越政治、经济、文化，关乎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起来的中国需要哲学，理智和信仰在中国文化里是融合在一起的，哲学如果不能够拥抱中国智慧，就不能称其为哲学。

投票结果，形势大变：巴西二十票，中国五十六票!一百一十三年前，一九〇〇年(庚子年)的八月，首届世界哲学大会于巴黎召开。同是这年八月，在八国联军攻进紫禁城的前一天，慈禧偕光绪弃城而逃。在庚子赔款的一百一十三年后，以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为主席的申报团队，赢得二〇一八年世界哲学大会的承办权。一百一十三年以来的中国首次。终于!

我认识杜维明是一九九九年，那时他是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他去各国讲学，已经没有了时差，下机就演讲，或者演讲完就去机场。一次遇上恶劣天气，飞机在天空盘旋不能降落，哈佛的学生们已经走进课堂——杜教授呢?他回来了，在天上，还没有下来。

杜维明在哈佛推出一门儒家伦理课。开始在普通教室讲，后来学生太多，改在梯形教室上课。学生又坐不下了，改到哈佛最大的山得斯剧院讲课。满满坐着六七百学生。杜维明看到教室的地上、门外都挤坐着学生，说希望你们不要走错了地方——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一下子来这么多听讲者。

偌大一个哈佛，杜维明教授的课堂最大，中国文化的课堂最大。在山得斯的第一堂课结束时，全场掌声哗哗，好像中国鞭炮，在西方世界震响。我想起杜维明在一篇文章中写到的：“哈佛已经成为在英语世界中经常用普通话谈论《国学》(中国文化)的道场。”

杜维明说，有些事情，你不做有的是人做;有些事情，你不做便没有人做，做了也不见得有效果，不见得被人称道，但做和不做，就不一样。

这席话，也完全可以用于痴心研究或推广国学的人们。这次参加香港的中华国学论坛，我也是来给人当“书童”的，帮人背书包拖电脑，就差提考篮挑书筐了。抵港已是傍晚，放下行李就参加晚宴。席间会议方就给我们，给从内地、日本、美国、欧洲等前来共商国学的教授们，一一送来往返机票钱和讲课费。这种香港效率!

也许香港的现代感掩盖了其他，常有人以为经济发展的影子里，是文化沙漠。误读。康达维教授说他参加过很多国际学术会，这一次是组织得最好的。香港来客济济，一九九七年有一千三百万，现在年年有四千五百万至五千万人，想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租到会场都要提前一年预订。但是，这一回，与会者踏踏实实地在会议中心坐下了。

从中心回住地，车经香港理工大学，就见两边延伸出陈丽玲楼、吕志和楼、荣民伟楼，等等。港人有个习俗，即，谁捐建的楼，就写上谁的名字，以资纪念。我一时来不及看两边有多少楼，就看到从香港一直延伸到宁波的一座座港人投资的教学楼。

那是一九八四年十月，包玉刚第一次从香港回故里，说宁波的面积是香港的十倍，但是没有一所综合大学。宁波要改变面貌，高等教育这么落后怎么行?

两年后，一九八六年十月，包玉刚捐赠的宁波大学开学典礼举行。然后港人捐楼不止。

李达三外语楼，是用李达三的子女送给父母的金婚纪念的礼金如数捐建的。

范思禹建筑工程楼，是范思禹去世后由他的亲属把遗产变卖之后捐建的。

李景芬捐灯光球场后，在香港立一遗嘱，办好公证，写明四分之一的遗产捐给宁大。

赵安中，捐建“林杏琴会堂”等，又卖掉美国和加拿大的别墅，设立教育基金。

赵安中的三个儿子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留学，家里每次给儿子们寄的衣服，都是赵安中的旧衣服。

赵安中自己的皮拖鞋，皮已脱了，口快开了，一穿二十年了!

赵安中八十五岁生日那天，儿子们送他生日礼物： 一千五百万元的支票，给他买房。他转送宁大。

我在宁波大学走，一眼望去，包玉刚教学楼、包玉书科学楼、包玉刚图书馆、包玉刚体育中心、逸夫教学楼、逸夫职教楼、逸夫图书馆、黄陈月莉楼、曹光彪科技楼、李兴贵球场、宗瑞航海楼、锦绣学生活动中心、应虞房医疗中心、魏绍相天象馆、杏琴园、杏琴楼、杏琴苑、至真楼、至善楼、至美楼、范桂馥教工活动中心、绣山工程楼、汤于翰医疗中心，龙赛理科楼、曹光彪信息楼……

这一栋栋楼，像一座硕大的碑林，每一栋楼都是情的回归，每一栋楼都是心的丰碑。

王宽诚，一次出资一亿美元设立教育基金。他说：积财于儿孙，不如积德于儿孙。

包玉书五个子女立下碑文：“我兄妹五人，自幼耳濡目染，深知父辈创业维艰，以不骄不侈自律，更以秉承家风反哺故土，报效国家为荣，特此立碑，以示永铭。”

这座碑林是中华儿女爱中华的见证，每一栋楼都在把中华文化延伸。

邵逸夫先生在内地各处兴建的教学楼、图书馆等，有两千来座，他说：“中华民族要繁荣昌盛。”

香港中国文化院二〇一一年创办的刊物《国学新视野》，已经成为一个中华文化的交流平台。他们推出的《国学汉学名家访谈》，一出来就卖了一千本。香港没有内地那么多的人口，销售一千册已是畅销书。这次中国文化院举办的国学论坛，来了六百人，坐不下。论坛围绕“国学现代化与中华文化复兴”，进行上、下午共十五场的主题演讲。有台湾大学的傅佩荣教授，有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科学院院士、东京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香港大学教授，当然更有内地的教授们。为文明的发展，为世界的美好。

文化的薪传，包括全中国的学人，和各国各界热爱中国文化的人，对文明走向的责任。

实难想象的是，华盛顿大学康达维教授英译一千五百来年前萧统的《文选》，历时两年!太子萧统在东宫藏书三万，礼遇文人，“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梁书·昭明太子传》)然他公元五〇一年生人，五三一年去世，史上叹其未及即位。这位太子，或曰“官二代”，真正的是以中国文化为己任，是中国文化的薪传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过劳死，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呕心沥血，堪称悲壮!

从萧统到康达维，乃至港人在宁波大学的丰碑，叫我又想起杜维明说的，有些事情，你不做有的是人做;有些事情，你不做便没有人做。

萧统太子的谥号为“昭明”，故又为“昭明太子”。《文选》也被称为《昭明文选》。昭明二字，意思光明、彰明也。学则明，“大学之道，在明明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