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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房间怎么这么热的啦,你把章老师热死了。”上周的一天下午,章小东接受笔者专访,坐下没几分钟,58岁的章小东嚷起来。出版社陪同的工作人员倒也不紧张,笑着找遥控器,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
章小东已经出了三本书,她的前两部小说《火烧经》、《吃饭》出手不凡,闪烁着充满异数的才华,心直口快的她的最新著述《尺素集》煞是好看,简直“口无遮拦”地记述了她眼中的21位文化人的行止。
真实的东西全部打开来
章小东的书中这样写当年的文化人:写萧红很会利用他人,而且疑似谋杀亲子,所以不但鄙视她,还说“真的是想当场掴她一个耳光”;她为鲁迅的小脚女人朱安打抱不平,“大家都说封建婚姻带给鲁迅很多的不幸,我说他没有一点不幸,鲁迅蛮开心的,他在上海有老婆有小孩,可怜的是朱安一辈子像个活死人”,她甚至假想“这个人是我的话,我一定会跟鲁迅打起来”;她当面求证黄源,当年萧军是否真的在上海和黄太“发生了床上的关系”,差点把89岁的老人呛到噎过去,她还一脸无辜:那个人现在又不是他老婆了咯,问清楚有什么关系,我不问大家也都知道的呀;她写柯灵的善变、势利甚至借张爱玲的笔暗示他的猥琐和下作、端木蕻良的阴暗怯懦虚荣和好幻想(可是她先生不但是《端木蕻良传》的作者,还是国内端木蕻良热的始作俑者之一);她为上海鲁迅纪念馆向她的充和“姨妈”求字,却被罕见地回绝,因为张先生觉得“这个人和我不是一回事”;她的锋利、真实乃至“刻薄”也及于自身,写母亲的私奔,以至于仍居沪上的姐姐哭笑不得:小心爸爸妈妈晚上来抓你噢;写95岁的冰心辞世前四年在医院贴着她的耳朵轻轻说:我爱你的爸爸……
让人最关心的已经不是她为什么要写这些,而是这样写有没有麻烦?
“我现在就在等待这些反应,我天天打电话问我姐姐,有没有人来讲什么话,我姐姐说,还没有,这次没有。”章小东看上去坦坦荡荡,毫不忐忑,“我讲的是真实情况,他们要告我,可是每一个地方我写的都是事实,而且在其他地方都讲过了。”
突然想起,晚年巴金讲得最多的就是“讲真话”三字,巴金正是章小东父亲靳以的挚友。小东去国六年后第一次回国省亲,就和家人一起赶到杭州汪庄探望他,没想到三轮车进不了,可她姐姐又是残疾人……电话打进去,好不容易进去了。小东说,“当时巴金先生坐在一个门厅里面,看到我大笑起来,说晓得就是你,没有人坐着三轮车撞进来的……”她心里就想,你现在住在这个地方了,其实这一路你也是这样走进来的……“尊重是应该的,但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不是一开始就是‘巴老’,也有‘小巴’的时候,也是从普通人过来的,只不过变成‘巴老’了以后,他的身边筑起了一道墙,跟大家隔开来了,我拆不掉这个墙,就挖一个洞好嘞,让大家都看看里面到底是怎么样一件事情,我不是说故意要抠他一个痛,人人都一样的,为什么一定要变成一个圣人呢?为什么要跟老百姓不一样呢?我只是想把他和大家拉得更加近一些,因为我跟他蛮近的。”
靳以是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不仅创作甚丰、更是了不起的编辑家,1959年去世时才五十岁,那年小东三岁。因为靳以的原因,小东这本《尺素集》里的大多数人物,对常人来说可能是“书上报上才能出现的名字”,对她来说,这些人却“没有一点点神秘感”。 “有句话叫‘奴隶面前没有英雄’,我跟他们太接近了。”她想把自己眼里所看到的“真实的东西全部打开来”,在写对他们看法的同时,“我也解剖自己”,如果读者看完以后觉得对他们有用处,“我就开心了。”
不光看到“后脑勺”
关于真实,她的认识倒是很清醒。“其实没有什么一定是真实的东西。有人说,一个故事讲十遍就是不一样的。我尽量在讲第一遍的时候,保证它是真实的……”
小东的先生孔海立在美国的一所大学教授文学和电影,他对夫人的作品有恰当的评价:有一部电影,里面有一句话说你看人老是看人的后脑勺,你是永远不会知道他的。小东不是搞纯文学或者理论的,她就是凭直觉感受来写,我们不会这么写。她在书中对每个人都写了正反两方面,你可以说她偏激、率直或者过分,但这就是她的想法,这本书本来叫“私信”,文学世界是非常个人的,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但我们看了以后又会觉得很有价值。章小东干脆把自己的写作叫做“瞎子摸象”,她坦承:“我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我讲不清楚那么多东西,我就只讲一点,我‘摸’一样东西把它讲得很清楚,让大家看到就好了。”
她永远不会写出一个木头人,因为她爱的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而且,“人是人,作家是作家,作品是作品,作品跟作家不一样,但又可以从作品当中观察他是怎样的作家,从作家当中想到他是怎样动笔的……现在人的思想已经开放了,没有那么多约束了,不像以前一说就是什么‘鲁郭茅巴老曹’,我在西方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说什么马克·吐温第一,福克纳第二,从来没有这种排名,不要做文霸,我反对做文霸,任何霸我都不喜欢,没霸,什么霸?!”
在《今夜的更声打着了多少行人?》一文中,她写王辛笛“文革”之后向国家捐了十五万美元,“那时候,淮海路上一条弄堂里三层楼的连体房,只要十一万人民币”,她感慨,为什么你们这代人都是一样的“天真到愚昧”,心痛之情溢于言表。“这是我自己解剖自己,我没有这么高尚。”大妈喃喃自语。接下来,她写了一段在我看来是全书之魂的话:
“……你们这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化人,想当年谁不意气风发、个性十足?到头来不知道是主动还是被动,是真心还是违心,一个个都变成了革命家……把自己的意气和个性统统自剐?”
章小东说,“我妈妈后来变得很激进、很滑稽,她是一个上海小姐哎,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可是后来她整天拿根竹竿,在外面打麻雀,大炼钢铁,把家里的东西统统拔光,金银首饰就不去讲它了, 把壁炉里面有铁的东西统统拔出来啊,全部是真心地奉献出去了。我外婆是资本家,以前有一种东西叫定息,我妈妈说这是剥削劳动人民,拿掉。”
永远不要失落目标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三十出头的章小东去了美国,她先是在科罗拉多的一家中文报纸做了五年,后来举家迁至费城,她在一家电力设计公司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做了十来年,因为金融危机失业。很快她就找到了新的工作,但一成不变的生活已然被唤醒,她“想做自己”了,于是两个礼拜的工资也不要了,她回家,坐到书桌前,开始写作。
“但是写不出来,我丈夫看我那么痛苦,就让我到牛津儿子那里去,在我儿子那边,听着钟声,我开始写作,慢慢就把《火烧经》写好了,《尺素集》事实上是对《火烧经》里提到的很多人物的一个补充,《火烧经》在这边还没有出版,‘补充’倒是已经出了。”对于文学,小东说,“人家写作可能是因为热爱,而我不是,我是爱我的爸爸,我要找我爸爸,所以一直在写。”不过在她的处女作《火烧经》出来之前,大多数的文字,于她只是生计。
“那时候我写的文章,署名都不叫‘小东’,叫‘小西’。在那边做报纸,是钞票的耳目喉舌,钞票进来了你就要写,比如有人死掉了,老板就要我写篇纪念文章,他是个什么什么样的人,这个人长的短的圆的扁的我都没见过,是黑的还是白的,好人还是坏人我都不知道,就大概跟我讲几句话,我要给他吹出一篇文章来,一千多字,写得来看的人哭为止。所以现在有人叫我‘写情老手’,我说大概这也是锻炼出来的。”
在笔者看来,《尺素集》实在是“靳以传”的雏形,难道小东就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不敢碰我爸爸,我觉得我写不好,我很紧张,我怕我写得不好,因为我要写的话,我会写真实的,就像我把我妈的私奔也写出来,即使妈妈还在的话,我也会写出来,我会跟她说,妈妈对不起,我只是想把当年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心情、情感的路写清楚。”她继续说道:“还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爸爸,你为他人做嫁衣,你就从来也没有为过自己。没有《收获》,我爸爸不会死的,太辛苦了,他是活活累死的,但是《收获》在它四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把他的名字也忘记掉了,他是杂志的创办人、首任主编。他为他人做嫁衣做得连自己都没有了,很多人都忘记掉他,爸爸是最谦虚虔诚的,那么多年,他为文学事业做了这么多的事,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一个文霸!”
一个小时的采访很快接近尾声,我请章小东给写一句平常萦绕于心的话在书上,她说自己的字不好,坚持写在另纸:永远都不要失落目标。那她的目标是什么,书的自序中似乎已有答案:“用我的这本书来寻找真实,这就是我所追求的”,因为,“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真实深深地隐藏,常常隐藏到了自己也找不到的地方,让周边的人甚至自己迷惑,直至磨损”,而我恰恰“就是在这种迷惑当中一路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