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福柯曾患有抑郁症 两次自杀未遂

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尤其在法语国家中)、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他被认为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但也有人认为他的早期作品，尤其是《词与物》还是结构主义的。他本人对这个分类并不欣赏，他认为自己是继承了现代主义的传统。他认为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本身就非常的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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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约翰·雷契写过一本书《敲开智者的脑袋——当代西方50位著名思想家的智慧人生》(新华出版社2002年出版)，书中最年长者是生于1844年的尼采，最年轻的是生于1932年的艾柯。50人中，有一半的思想家来自法国。如果算上讲法语的思想家，这个比例就更高了。

现代的学科划分并不存在“思想学”这个门类。因此，所谓“思想家”，往往指的是那些无法简单归类的人物，比如尼采，比如弗洛伊德，比如阿伦特。雷契把乔伊斯、卡夫卡、杜拉斯这些小说家也划归在思想家的行列中，这当然是一些人意想不到的。

为什么当代法国会成为盛产思想家的国度？主要的原因，一是跟法国人“百科全书”式的传统有关系，法国人喜欢发散性的思维方式，他们涉猎广泛，心有旁骛，热衷在不同学科的边缘结合部位做文章，语不惊人死不休。二是跟彼时彼地的知识生产方式有关系，20世纪的法国，杰出的大脑聚集在巴黎一地，形成一个智慧密度极高的“知识村”，大家彼此低头不见抬头见，谁有什么思想成果马上就被知道了，很容易改头换面嫁接到自己的“知识树”上，于是形成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

在雷契遴选的50人当中，米歇尔·福柯是极其引人瞩目的一位，他被称之为“法兰西的尼采”、“萨特之后法国最重要的思想家”，而其影响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福柯通常为他心目中的一、两千读者写作——因为他估计能够读懂他的人大致就这么多——结果总会有数十万的人去买他的书。著述的艰深晦涩成为畅销的时尚理由——这已经不是孤例了。

他是标准意义上的思想家，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吉尔茨所说：他是“一个令人无从捉摸的人物：是一个非历史的历史学家，一个反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个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说他是哲学家，但他考察的对象是疯癫、医学、监狱和性的历史；说他是历史学家，他看见的又不是疯癫、犯罪、疾病和性的客观事实，而是背后的“观念”、“知识”、“话语”；他自称研究的是“科学史”，但他研究的是“人文科学史”，他在人文科学中发现的不是“真理”，而是背后的“权力关系”；他用理性的方式来从事研究工作，但现代理性话语却是他批判的对象……

他的思想复杂多变，他用一种调侃的方式说，“当人们说‘哎，几年前你那样说，如今怎么又这样说了？’我就回答他们，‘唔，你想我干了这么多年，难道就是为了说一些一成不变的话么？’”

不过，他有万变不离其宗的一面，那就是借助尼采主义逃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牢笼，他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话语实践分析、权力-知识理论等等，都是他试图逃离“现代性”牢笼的话语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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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0月15日，福柯出生于法国巴黎西南方向300公里外的一个古老的小城普瓦捷，他自己所谓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外省环境里”。他的父母两方都是医生世家，也是天主教徒。

1942年，福柯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12年的学业，进入了为中学毕业会考做准备的“哲学班”。他的任课老师在回忆“少年福柯”时说，“我把我教过的哲学班的学生分两类。第一类学生总是把哲学当作求知对象，他们喜欢钻研宏大体系、重要著作，第二类学生对个人焦虑的问题更感兴趣。第一种学生带有笛卡尔的印记，第二种学生带有帕斯卡的印记。福柯属于第一种。在他身上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求知欲望。”但后来的福柯表现得更像帕斯卡。

报考大学时，福柯的父亲希望他成为一个医生，维护家族的传统。但福柯自己对文学和历史更感兴趣。他母亲支持他。他对自己的母亲保持着尊敬和依恋，他把自己的第一本书献给了母亲，而同父亲的关系一直紧张，他对“规训和惩罚”的早期体验来自父亲。

福柯的目标是考入巴黎高等示范学院(简称“高师”)，高师是法国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柏格森、萨特、梅罗·庞蒂、列维·斯特劳斯等等都毕业于这所学校。1946年，20岁的福柯第二次应试，终于得偿所愿，进入这所“才子的修道院”。尽管福柯因为古怪的性格很快被大家视之为不受欢迎的人，但同学发现他的文化素养之高、学习能力之强、涉猎范围之广，罕有其匹。他喜欢上梅罗·庞蒂的课，热衷读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的书，海德格尔对这个时期的福柯影响最大，他的反人本主义就来自海德格尔。

福柯在临死前回忆说，“我的全部哲学发展有赖于我对海德格尔的研读。当然，我承认，尼采比他更重要……我的尼采知识超过了海德格尔的知识，但是，二者是我的两个基本经验。如果我没有研读海德格尔的话，很可能也不会研读尼采。”

另外一个对福柯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是巴什拉，巴什拉在科学哲学、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方面，贡献极多，巴什拉是靠自学而成为大家的，他的严谨的逻辑、深刻的思想、丰富的想像，跟任何人比起来都不会逊色。福柯说：“在所有在世的当代哲学家中，我读得最多的是巴什拉的著作，从中汲取了大量的东西。”

可能是由于过于刻苦的阅读，福柯的面相发生变化，谢顶以及眼睛深陷，这使他看起来像一只狐狸——这正是同学给他取的外号。在高师，他的抑郁症日趋严重，1948年和1950年，福柯两度自杀未遂。

正是从自身的经历出发，福柯对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学、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乃至影响了终身的学术志向。一个人的人生怎样才算是正确的，这真的是一件难以说清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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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出版的《疯癫与文明》是福柯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的成名作。在这本书里，福柯试图探究一个问题：为什么怀疑一切的笛卡尔没有怀疑癫狂？为什么他自己健全的理智本身不是一个可以怀疑的对象？

福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为癫狂成为监禁和放逐的对象描绘了一幅路线图。在15世纪，癫狂者往往是一些流浪汉，他们被认为是真理和智慧的一个源泉。在文艺复兴时代，癫狂占据着非凡的位置。非理性的理性与理性的非理性并行不悖。

在古典时代，也就是17、18世纪，癫狂被简约为沉默，癫狂没有了声音，然后以放纵者、同性恋、堕落者、流浪汉或者巫师等等反社会形象存在着，这些人被囚禁在医院、劳改营和监狱。

到了19世纪，癫狂或者精神错乱被认为是警察的事情而不是医生的事情。福柯据此证明，即以癫狂为例，历史是非连续性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癫狂的理解非常不一样。

福柯在他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两本书——《规训与惩罚》和《性史》——开始侧重探讨权力和工艺学。他把作为法律惩罚的主要形式的监狱跟各种建制如学校、军队、工厂等量齐观，他认为不是改革者的善良意志与人性和刑法的变化导致了监狱的出现，而是规训社会和对权力的一系列新的阐释导致了监狱。知识与权力联系在一起，而监狱是知识的工具。

在《性史》一书里，福柯更为专注地探讨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在启蒙运动的时代，在哲学和法律的视野中，权力本质上是一种压抑的力量，因而是应该被否定和避免的。但在当代，权力扩散到几乎所有的角落，发挥着肯定性的作用。权力不再有任何实质的内容，它不可被拥有和中心化，而成为一种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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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虽然是一个研究观念或者观念史的人，但是，观念却不是他关注的重点，他关注的是“实践的策略”。他看见的历史是没有把意义投射进来的历史，这其中甚至没有什么因果关联，事物的背后没有本质的意义，行为的背后没有本质的主体，历史也没有什么本质的秩序。福柯着迷的是实践成了以“它们的逻辑、它们的策略、它们的证据、它们的理由”进行思维的方式。

福柯对实践的看重，在认识论上是为了否定这样一种历史主义的观点：原因支配结果，过去是现代的先导。在福柯看来，观念总是连续性的，而实践则是非连续性的，因此，历史叙事应该是反过来的：鉴于现代总是在不停地变换，实践总是在花样翻新，新的事件使过去获得了新的意义。过去不能依据过去自身来理解过去，历史因此只能是当代史，这样历史主义的危险就可以避免了。福柯因此建立了他的“现代观”。

既然历史总是事后解释的，从实践的层面来说，历史就是一种介入，而历史学就是一种“谱系学”。这意味着知识框架和认识模本总是变化的。认识论就是把这些变化看成是知识生产的“语法”加以研究，而这些语法则是通过科学、艺术、哲学和文学的实践来揭示的。

福柯在他晚期的著作中特别注重工艺学或者说技术的概念，因为行为的规则跟技术往往几乎就是一回事。作为一种工艺学，技术可以在不同的实践活动中传递，而规则也被传递下去。这里，福柯对技术和工艺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仪式——仪式是实践的工艺学，是技术活，是人类行为的重复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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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6月25日，福柯因艾滋病猝死于巴黎的一家他曾经仔细分析过的古老医院。福柯的学生德勒兹在他所著的《福柯》中最后说：“极少人能像福柯般以自己所构思的死亡概念死去。”在事实死亡和概念死亡的暧昧关系中，福柯一手缔造了属于他自己的生存美学。

台湾学者杨凯麟在《分裂分析福柯》(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写道：“有两种超越练习对福柯不可或缺：越界与褶曲。福柯的每个概念都不应视为简单的经验归纳或经验法则，因为思想从不会是一种由经验到经验的天真过渡，亦绝不来自经验的历史加总与反思，这是遗忘先验思想的人类幻象。越界与褶曲正是福柯的‘记忆术’，是意图在每一个被给予的历史实证材料上回忆其先验场域……”

杨凯麟继续写道：“研究福柯，意图重返福柯思想的现场，回忆他所曾致力于鼓动的抽象风暴，抟聚一切再联结到他概念的力线，召唤他思想的N次方威力……这将是意图重复无法重复之物。然而，不正是在此有一切庆典的最终意涵吗？”

然而，重复无法重复之物谈何容易。就像我们都知道爱因斯坦，又都不知道爱因斯坦一样，我们都知道福柯，又都不知道福柯，一切天才的命运大抵都是这样的吊诡。要之，不如就从最浅近的着手，我在这里推荐翻翻一本小书《权力的眼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在这本书的第一篇里，福柯谈到沉默：“我提倡把沉默发展为一种文化特质。”福柯谈到他的个人生活——这可能是福柯在学术圈外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的一个原因——他说：“我的个人生活毫无吸引人的地方。如果有人认为不联系我的生活就不能理解我的著作的话，我倒是愿意再考虑一下个人生活的问题。”这个典型的福柯式的回答，似乎暗含着我们重返福柯现场的路径。◎王绍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