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见义勇为可多一个“能力视角”

从“一边倒”到“七嘴八舌”，对见义勇为的不同态度，见证着社会治理观念的转变。在计划经济时代及其以前，对见义勇为等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通常采取社会动员的方式，将人们看成一个同质性整体，简单生硬地强调见义勇为的主观意愿，却忽视人们在年龄、身体状况、救助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这不仅造成遵守道德规范的成本过高、道德规范缺乏使用价值，也会带来一些意外伤害事件。

对见义勇为的倡导，既注重对行动者的差异性、个性化选择，也注重对见义勇为的选择性激励。就此而言，李本超的遭遇，浓缩着社会变迁的集成影像。看似缺乏人文关怀，实质上却是一种理性回归，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见义勇为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技术问题。作为一种法律义务之外的主动的社会责任担当，见义勇为不仅要求行动者对他人的遭遇有着敏感的反应能力、当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也要求行动者具备充足的体力、丰富的救助经验和专业的救助技能。

一个成熟的社会，既需要激励那些有行为能力的人们挺身而出，也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避免让人们承担他们并不胜任的事情，尤其是要避免他们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走出“道德绑架”的思维误区，不再“一刀切”，不再强人所难，而是根据见义勇为的客观实际来进行社会评价，说到底是人文关怀的提振。对人们见义勇为的行为能力进行差异性区分，倡导人们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再去救人，在本质上是对爱与善的力量进行前瞻性保护。从这个角度上说，对见义勇为评价可多一个能力视角——见义勇为固然值得肯定，也要讲究科学的“挺身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