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时陕西已有“报纸”揭陕报刊的诞生与变革

报纸，作为反映时代的主流声音，大众传播的主要载体，是百姓生活中非常重要的舆论平台之一。作为文化大省，在陕西出版的报纸远比想象中的更多。你知道陕西第一份报纸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吗？陕西报纸是如何演变为今日现代报纸？报纸的发展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昨日，记者采访了陕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尹维祖，与他谈起了陕西报纸的历史故事。

早在唐玄宗时陕西已有“报纸”

报纸在陕西的历史，远比想象中的更长。事实上，早在唐玄宗时期，陕西就已经有了现代报纸的雏形。那是在公元720年前后，当时的首都长安就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批报纸，当时称为“进奏院状报”、“报状”、“邸报”或“杂报”，是由各地方官府在京城派驻有办事官员抄下或木刻印下的朝廷发布的各种政令以及有关活动的文书。因为抄写人的住所称为“邸”（相当于现在的办事处），于是，当时的“报纸”就被人们称为“邸报”或“邸抄”。

1896年陕西第一份近代报刊诞生

以“邸报”为代表的原始报纸一直持续到清朝时期。不过，因为这些报纸除照录上谕、奏折、皇帝起居及官吏任免奖惩消息外，没有自己采写的新闻，没有评论、广告及其他副刊文字，所以不同于近代的报刊。19世纪起，国内已经有了外国人创办的报纸，不过陕西却是直到1896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引进了第一台印刷机器，才有了官办和民办的近代报刊。“陕西最早的报纸叫《秦中官报》，是在晚清时期以线装本的形式出现，这也是当时政府的官方报纸中最早的。”尹维祖介绍说，“当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或文人主张办报，最有名的就是《关中日报》，《关中学报》和《广通报》。这些报纸共同开创了陕西现代报纸的先河。”这时的报纸还不是我们现在习惯的开版，更像是期刊杂志，以线装订。但是它已经具备了传播一定新鲜事物的条件。

于右任的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

从第一份报纸诞生起，报业在陕西的发展就一发不可收。尤其是辛亥革命前，为了唤起民众的革命精神发起舆论引导，陕西涌现出了一批报人。说起这一时期，在尹维祖看来，有一位在陕西报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不能不说，那就是于右任。这位老革命家，不仅是著名的书法家，也是著名的报人。“于右任是咱们三原人。当年，曾追随孙中山到日本去积极参与辛亥革命的发动。为了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基础，于右任组织留日学生集资三万多元回到上海创办《神州日报》。这可以说是革命时期最早的报纸。可惜的是，这份报纸只发行了一年多就因为受到火灾波及被烧毁。然而，于右任并没有气馁，紧接着他又办了三份报纸，就是很著名的“三民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以及《民立报》。这三份报纸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起到了舆论支持作用，也让人们看到了报纸的力量。于是，就曾有人给于右任这样的评价，“于右任的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很有战斗力，这绝对是中国报史上非常光辉的一页。”

张季鸾和他的“四不”新闻理念

除了于右任外，陕西还有一位报人相当重要，那就是张季鸾。光听这个名字，你可能不知道他是谁，但要是提起《大公报》，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份著名的报纸。而张季鸾正是《大公报》的创办人之一。“张季鸾是咱榆林人，现在埋葬在长安区。1910年的时候他曾协作于右任创办‘三民报’。辛亥革命后，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负责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并且发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1926年9月，《大公报》复刊，张季鸾以公司的3个发起人之一，分工担任总编辑兼总经理，主持该报笔政达15年之久。当时《大公报》在国内国外都影响很大，是张季鸾一生的骄傲。”而张季鸾最可贵的贡献是提出了“四不”新闻理念。在人们刚走出封建社会时，张季鸾已经意识到，报纸不应该成为任何个人的宣传工具，“这是张季鸾最可贵的地方，他办报纸时一直强调报纸要有独立性，不受当时统治集团左右，并且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原则。他曾经写过三篇评论名为三骂，一骂吴佩孚，二骂汪精卫，三骂蒋介石。文章针砭时弊，犀利独到，敢于说真话的态度让毛主席、周总理都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为‘报界宗师’、‘文坛巨擘’。而这个理念在我们今天看来，都是非常超前的，在新闻史上评价很高，直到现在人们还是在研究其新闻思想。”

延安时期主流媒体都在陕西

从报纸诞生起，报刊的发展一直跟随着革命发展潮涨潮落。1926年至1936年，全国的报刊都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高潮。不过好景不长，，国民党开始对进步报刊通过各种法规条例限制扼杀。而这时，红色革命根据地中的报刊事业却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尤其是陕西的报刊事业。“延安时期，党中央向世界宣传的主流媒体，都聚集在了我们陕西延安的清凉山上。”

尹维祖告诉记者，长征结束后，来到延安，党中央决定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党报委员会。当时一个新华社，再一个《解放日报》，还有《解放周刊》，这是党中央在延安向世界宣传的主要新闻媒体。“最开始的环境非常艰苦，没有电只能用油墨手推印刷报纸。但就在那样的环境下，为了前线的胜利，报人们都是日夜加班。当时《解放日报》的第一任总编辑杨松就连写27篇评论，因为劳累心脏病发作牺牲在工作台上。直到1937年4月，延安才印出了第一份铅印的《解放周刊》，虽然当时的纸质不好，但是有了铅印，就立刻叫人耳目一新，成为了战士和群众的精神食粮。那个时候形成的新闻观点、新闻思想和新闻理论，到现在仍然是我们指导新闻工作的重要财富。”

《解放日报》带来的空前新闻改革

在共产党办报的历史中，有一张报纸可以说凝聚了办报的最高成就，这就是《解放日报》。之所以说它凝聚了办报的最高成就，缘于这份报纸带来了一次空前的新闻改革。“原来的报纸受旧的办报模式的影响，在办报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缺点，一个缺点就是太重视国际，缺乏对国内情况的报道，而且总是大量刊登领导的讲话、决议和文件。只讲好的不讲坏的，不说老百姓身边的事，不说与他们生活有关的事，这样报纸慢慢地好多人就不喜欢看了。于是，当时党中央就决定要改版。”

尹维祖说，这段历史是新闻史中最光辉的一段。“那个时候就提出了要密切联系群众，提出了新闻要尊重事实，当时对新闻做的定义在现在还在用。就是陆定一最早提出来的：新闻就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客观报道。这些改革对我们整个中国新闻界理论的发展起到奠基性的作用。”1940年3月25日，《陕西日报》的前身《边区群众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尹维祖说，那时候还有百姓编民谣赞扬报纸，“当时就流行这样一个民谣：‘有个好朋友，没脚就会走，七天来一次，来了不停口，说东又道西，肚里样样有，交了这朋友，走在人前头。’这充分说明了，报纸对于百姓生活有着积极的影响。”

数字化时代报纸何去何从

在历史基础奠定下，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百姓对于信息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陕西报业同全国所有地方一样，都在飞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信息化变革，进入21世纪后，新媒体的愈渐成熟让报纸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现在新媒体的崛起改变了传播的格局，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这次应该讲打破了传统媒体主宰传媒市场的一个局面。”当人们越来越习惯于拿着手机阅读新闻、接受消息时，“纸媒会被取代”的说法开始出现。而对于这样说法，尹维祖却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报纸的存在仍然有其绝对的必要性，“现在新兴媒体对传统媒体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很多人感到纸媒没有前途，其实纸媒是不会消失的。在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消息的可靠性非常重要，网络新闻海量、快捷、互动，但砕片化、情绪化、可信度低。纸媒就有比较好的权威性，特别是深度报道是特有优势；报纸发展至今，已经奠定了很好的群众基础，而且报纸可以存查，所以纸媒是无法代替的。”当然，尹维祖也认为，这是存在于纸媒必须积极改革的前提下，“只要坚持改革，坚持走群众路线，与新媒体联合进行优势互补，报纸行业一定会发展得更好。”（记者 谢燕南 实习生 祝爱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