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发展之惑

摇曳在风中的蓬蒿

——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发展之惑

本报记者 许亚群

7月13日，一个盛夏里平常的午后。北京的口腔医学教授王翔像往常一样脱下白大褂，匆匆赶往东棉花胡同的蓬蒿剧场。从他踏入剧场大门的那一刻，他的身份转换为了蓬蒿剧场艺术总监。当晚，由蓬蒿剧场出品、中国瑞典联合制作的话剧《两个费德勒的命运》在这里上演。

最近两个月，王翔一直为蓬蒿剧场主办的“第五届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奔走忙碌着。几十天来，紧密的活动安排伴随着巨大的资金压力，让身心俱疲的王翔眉头紧锁。在旁人眼中，他仿佛突然苍老了许多。只有当晚间戏剧上演时，沉浸在艺术世界里的他，脸上才会浮现出些许笑容。

“第五届南锣鼓巷戏剧节，是社会各界最为支持、关注度最高、反响最为热烈的一届戏剧节，但也可能是最后一届戏剧节了。”王翔说。小小的蓬蒿剧场，承载了很多艺术梦想和社会担当。然而，在现实的压力下，这些梦想和担当似乎成为了其“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缘起蓬蒿

诞生一方艺术净土

2008年，伴随着举国欢腾的奥运会，王翔开始筹建自己的艺术梦想舞台——蓬蒿剧场。在他眼中，奥运标志着全社会商业化、娱乐化已经达到了一定阶段，而这个阶段应该有与之匹配的文化。蓬蒿剧场自建成时就是一个与商业利益几乎绝缘的地方。“完全不计回报，只为整个社会的文化艺术发展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是蓬蒿剧场一贯坚持的使命。作为中国第一个获得社会公演资格的独立民间剧场，蓬蒿剧场6年间上演了150余部、1600余场戏剧，独立出品了20余部戏剧，绝大多数是重文学、重美学、重理性、重灵动，反映当下社会现实的实验性、探索性作品，几乎没有收过演出团队场租。同时发起和承办了6个在民间颇具影响力的戏剧节，并积极向各级政府提出了大量改进文化政策的建议。这里也逐渐成为了诸多文艺界人士的“心灵净土”。“每当我在蓬蒿这美妙无比的人文之地看看话剧，在顶楼平台聊聊天的时候，我仿佛感觉到自己摆脱了琐事，回归了自己。”演员蒋雯丽说。

时光流转，蓬蒿剧场今日俨然已演变成了北京的文化地标，“蓬蒿现象”也引发了业界、高校等方面的广泛关注。“蓬蒿剧场虽然小，但其扩散艺术的动力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中国某些斥巨资修建的大剧院，这种现象是值得深思的。”德国柏林世界文化中心原艺术总监柯汉思说。但在王翔看来，蓬蒿剧场承担起如此之大的社会责任并非正常现象。“靠政府支持和社会支持的非营利性小剧场，在纽约是1000多所，在柏林、巴黎、伦敦是300至500所。而在中国，民营的非营利性的小剧场一共不足10所。”王翔说。在他看来，戏剧的活力在民间，而民营小剧场是戏剧艺术创作的动力和源泉之一，正是因为这类剧场的缺失，才导致了当前中国戏剧艺术发展的滞后。

举步维艰

身份之惑困难重重

不久前，在北京颇有知名度的另一座民营小剧场——北京木马剧场关停了。这使得原本就属孤军作战的蓬蒿剧场显得更加形单影只，也生动地反映出了当前民营小剧场生存的艰难。

与娱乐业等同的高税率、昂贵的地价房租、无福消受的产业发展补贴……都是民营小剧场要面临的残酷现实问题。多年来，王翔一直将其诊所每年70余万元的收入用来维持蓬蒿剧场的日常运营。“王翔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最大的理想就是用戏剧让社会的文化氛围变得更好。为了这个理想，他可以倾尽所有财力。”一位圈中好友如此评价他说。

为何小剧场的生存会如此艰难?“近年来，北京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然而从构建文化生态的角度而言，却显得有些过度依赖商业元素。”北京市剧协驻会秘书长杨乾武说。在他看来，当前的中国小剧场正“被迫”承担着一种商业责任。大量的小剧场作品既要保证艺术质量，又要获得商业利益，这其实是违背戏剧发展规律的奇怪现象。“艺术性和商业性结合，虽然看起来圆满，但对于小剧场而言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杨乾武表示，美国百老汇承担商业演出的剧场只占10%，而剩余的90%都具有非营利组织身份，承担着戏剧人才培养、实验探索、孵化创意等基础性工作的小剧场。“事实上这种方向才应该是小剧场发展的真正归宿。”杨乾武指出。

因为成本高而数量少，因为数量少而被遗忘。小剧场就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艰难地生存着。2012年，北京小剧场演出数量高达2000场，演出剧目200余部。但自2013年开始，投资者发现回报太低，小剧场演出数量明显下降。2014年上半年，无论是北京小剧场数量还是演出场次，再度大幅缩减。在王翔看来，小剧场的企业身份问题是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本应是非营利机构的小剧场拥有了企业身份，就等于让本应承担社会公益责任的民间组织被迫去琢磨商业演出。那么，在戏剧发展中本应属于小剧场承担的那部分文化职责究竟由谁来负责?”这个困惑让王翔多年以来始终无法释怀。在他看来，小剧场演出若是以获取商业利益为根本目的，其行为无异于是在杀鸡取卵。

深层困惑民办公助谈何容易

2014年初夏，第五届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开幕前夕，王翔得知，本届戏剧节政府支持资金将由往年的150万元缩减为50万元。此举使得原本资金颇为紧张的戏剧节出现了近百万元的资金缺口。为保证戏剧节的艺术质量，王翔准备变卖个人房产弥补缺口。

得知王翔的这一想法之后，表演艺术家蓝天野联络召集罗锦鳞、王育生、王晓鹰、朱琳等十几位艺术家来到蓬蒿剧场开会，讨论向社会倡议以义捐形式支持南锣鼓巷戏剧节。然而此时大家又发现，蓬蒿剧场的企业身份从法律上讲是不能接受社会募捐的。霎时，会场的气氛变得更为凝重。“蓬蒿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剧场演变成了当下的文化热点，这仿佛就是一个美梦成真的童话。然而当童话遇到现实的时候，竟是那么地无力。”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王晓鹰感叹地说。

王翔曾试图向社会发起招商，但3个月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后经众筹、艺术家募捐等多种形式筹资，本届戏剧节依然存在近80万元的资金缺口，而这些费用，最终只能由王翔一人独自承担。

历经几年成长，南锣鼓巷艺术节已获得了良好的口碑，也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对于这样一个还算“稀缺”的民间戏剧节，政府为何会减少投入?对此，北京市东城区政府有关部门给出的回答是：“要改变政府包办节庆活动的形式，逐渐尝试由单一投入向民办公助转变。”对于这一说法和改革方向，王翔和诸多业内人士表示赞同和支持。然而事实上，大家却有了更深层次的困惑：民办公助的形式若想成功实践，往往需要社会、企业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使命感以及良好的政策激励保障机制。而这两个前提，目前都不具备。因此，对于市场营利能力较弱的戏剧而言，在这种大环境下坚持办节，势必困难重重。这一次，蓬蒿面临的困境前所未有。

追梦之路期待受益政策红利

蓬蒿怎么办?民营小剧场生存怎么办?多年来，王翔一直在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为使小剧场回归其在戏剧发展中的地位，他一直呼吁给予民营戏剧小剧场非营利组织身份。同时为使戏剧发展有更好的社会基础环境，他一直呼吁从国家财政立法层面改进文化政策。围绕这两个方面，王翔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收效甚微。

记者采访北京市东城区政府有关部门时发现，在政府眼中，蓬蒿剧场具有营利能力的企业身份是毋庸置疑的，而其所面临的困境，也应该依靠改善自身经营管理，依靠市场机制来解决。这种观点与王翔所持观点相差甚远，而近年来，东城区除了出台《戏剧发展公益性补贴资金的暂行办法》之外，几乎再无一例特别针对戏剧产业发展的文化政策性文件。因此，在文化产业热钱大量跟风涌入、产业发展模式亟待转型升级的当前，指望资本给予市场营利能力较弱的戏剧行业更多关注的愿望，自然也难以实现。

“事实上，我国当前戏剧行业发展观念并不明晰，管理方面也是简单、笼统地套用文化产业的现行管理办法，缺乏对细分行业的具体指导。民间小剧场数量较少，这部分群体更是很难得到有关部门的关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齐勇锋表示。而对于北京木马剧场的关闭，其总经理唐虓珲的观点则显得更为客观理性：“一个行业的发展总要有一些人去先行尝试，而历经挫折也是必然。戏剧发展环境和社会整体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必然联系，这需要一个长期的培育过程，其责任也不应该完全由政府来承担。”唐虓珲说。但谈到文化政策和文化立法方面，他同样在税收政策区别对待、提供宣传平台等方面对政府部门提出了更多希望。

多年来，王翔一直认为文化基金应该成为社会资助戏剧行业发展最为重要的手段。“我国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文化发展基金，但为什么没有多少关注戏剧行业的?”王翔百思不得其解。2013年底，国家艺术基金正式设立，这给予了王翔新的希望。然而他浏览这一基金的章程发现，2014年蓬蒿可以申报的项目只有“大型舞台剧”一项，全国名额只有60个，而且要和几百家转制国有文艺院团竞争，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记者随即从国家艺术基金有关负责人那里了解到，事实上除此之外，蓬蒿剧场还可以申报“小型舞台剧”项目，奖金20万元，名额300个，希望较大。该负责人还进一步透露，像蓬蒿剧场这种民营、公益性较强的小剧场，也正是国家艺术基金日后即将研究重点加强关注扶持的对象。

“蓬蒿剧场什么时候才能不孤单?”王翔时常这样感叹。早年他创办蓬蒿剧场，本想通过一己之力引起社会对小剧场话剧，对具有公益性、注重人文表达的艺术作品的关注。“在我的设想里，原本这个市场是应该愈发红火繁荣的。”王翔说。然而，时至今日，他身边的“战友”却一个个倒下，几乎只剩他自己在梦想的道路上踽踽前行。“蓬蒿的梦想，绝不是我王翔个人的梦想，而应该是全社会戏剧文化健康、合理化发展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