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民歌大赛：留存现代文化背景下的乡愁

苏永良和邓涵睿、邓寒睿组成的演唱组合叫“谷僚” ， 6月27日，他们身着壮族服装，在甘肃和政县松鸣镇的山脚下，唱了两首壮族民歌，分别为山歌《初见妹》和末伦(壮族曲种，用壮语演唱的一种坐唱曲艺形式) 《别情》 。壮族民歌以情歌居多，这两首歌正好构成了一个爱情故事。第一首唱的是男女初见，阿哥唱：“阿妹你就像木棉花一样漂亮，能够跟你在一起，我就很高兴。 ”阿妹唱：“阿哥你就像木棉树一样挺拔高大，如果你能够满足我的条件，今天我就答应你。 ”第二首是讲一对青年男女离别时的场景，阿哥要暂时离家，阿妹怄气说不等他了，离他而去，阿哥很伤心。

24岁的苏永良和22岁的邓涵睿、邓寒睿双胞胎姐妹，看着都比实际年龄小，说话语调柔和，三人既是同学也是同事，在广西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系上学时就组成了演唱组合，现在均在南宁市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工作。“谷僚”是院长给起的名字，是壮语的音译，在壮语里的意思是木棉树。“在广西壮族地区，有很多木棉树，枝干挺拔。春天时其他植物还没发芽，木棉树已经开花了，从远处望过去，红红火火，非常壮观。 ”苏永良告诉记者，“组合起这个名字，就是想表达广西民歌能够代代相传的愿望，像木棉树一样繁盛、挺拔、坚强。 ”

6月26日至30日，由文化部主办，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化厅等联合承办的第七届中国原生民歌大赛在甘肃和政松鸣镇举办，“谷僚组合”和其他20多个民族的共160多名选手来此参赛，背靠青山，在露天搭建的舞台上唱民歌。

“非常古老，非常优美，非常好听”

苏永良介绍，“谷僚组合”是“非遗保护工作者” 。他们这一代的父母，已经不会唱壮族民歌了。他们是考入大学后才学的，在校时被老师带着下乡采访调研、整理民歌，现在的工作依然是到南宁民间采风，收集整理民歌，然后不经过任何改动，直接在舞台上演唱，在民歌进校园活动中，他们会把这些民歌教给更年轻一代。苏永良说起他们做的这种活态传承的工作时，眼睛里闪着光。下乡采风时，会唱民歌的老年人会很热情地教他们，但他还是会感到有些难受，因为他发现：“现在没有多少年轻人会唱民歌了。 ”

“壮族民歌非常古老，唱腔非常优美，非常好听。 ”苏永良一连用了三个“非常” 。邓涵睿、邓寒睿姐妹披着壮锦，说话经常异口同声，在《初见妹》里，阿妹给阿哥提的条件里有一个就是送几条壮锦。在舞台上，姐妹两人一人饰阿妹，一人饰阿妹的闺蜜，配合默契。她们说，上大学前，很不喜欢唱民歌，“觉得很土” ，但在大学经过系统学习后，“发现民歌蛮好听的” 。

流传于内蒙古、陕西、山西等地的歌种二人台，也主要是歌唱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二人台表演专业的大二学生樊鹏和孙晓娟，最早是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老师转发的比赛报名链接，报名参赛后最终入围决赛。樊鹏的故乡土右旗，一个内蒙古的小县城，是二人台之乡。孙晓娟是山西人，高考时才知道二人台，发现这个专业能学到特别多的东西，“唱歌、跳舞、表演、戏曲都要学” ，所以选了二人台专业。入学两年，两个人搭档演出多次，把二人台唱到了校内外和内蒙古乌兰恰特大剧院。

这次两人带来的参赛曲目是《栽柳树》和《昭君坟》 。樊鹏告诉记者， 《栽柳树》是二人台里的漫瀚调，讲的是一对相爱的青年男女，想偷偷见面，于是利用栽柳树的时机约会。他介绍，二人台的代表曲目是“三打一挂一放一走” ，包括《打金钱》 《打樱桃》《打连成》 《挂红灯》 《五哥放羊》《走西口》 。

为了强调原生性，大赛要求不能使用伴奏带，选手们演唱均为现场伴奏。樊鹏和孙晓娟带的伴奏魏强，是52岁的内蒙古地区的民间艺人。他的乐器是枚，平常经常跟民歌手合作演出，这次来参赛，他还遇到了曾经合作过多次的一个唱蒙古长调的参赛选手。因为二人台比较随性，他们比赛前并没有反复练习。“他们只要告诉我这个地方唱的几板，这个板是快是慢就行，上台后就没问题。 ”魏强对记者说。

要给真正的民歌加上“原生”两个字

中国原生民歌大赛已走过了12年。前三届时，叫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本届大赛评委会主任、中国音乐学院原院长樊祖荫是大赛的发起人之一，他回忆：“2002年，浙江省仙居县想举办一个民歌比赛，我说要办就不要只在一个县或者省的范围里办，要搞一个全国性的。 ”当年，首届比赛在仙居顺利举办，此后每两年举办一届，每一届举办地都不同，包括山西左权、陕西西安、北京宋庄、湖北武当山等地，均是露天舞台，选手们来自全国多个民族。

也是因为这个比赛，原生态民歌这个词一度引发了音乐界的大讨论。樊祖荫不记得是谁先提出这个词，但他记得是在山西左权举办第二届比赛时，评委们在一起开会，就已经开始讨论原生态、次生态这些问题了。樊祖荫的观点是：“同意这个精神，但不同意这个词，改成原生性会更好。 ”在他看来，民歌的存在方式，一种是存在于这个歌种的民间活动区域，在这个环境中唱，把它的生态保留了，叫原生态。但如果离开这个区域，上了舞台，歌者的服装、心态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变成了表演，这就不是原生态了。“但唱的歌还是原来的歌，所以可以叫原生民歌。 ”这个观念得到了学界广泛的认同。从第四届起，比赛也正式更名为中国原生民歌大赛。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原生”两字?樊祖荫告诉记者：“当时的情况是很多人，包括音乐界的人，把民歌的外延无限扩大，一些民族风歌曲和新创作歌曲都被叫做民歌，我觉得这样不对，民歌是老百姓口头唱出来、口头流传的歌曲，而不是作曲家写的，所以我们要把真正的民歌加上原生两个字。 ”

在他看来，这样的不同民族选手们参加的比赛，比的不是哪个民族的民歌更好，而是比的唱歌。“各民族的民歌从文化层面来讲都有它的价值，但是唱得好不好，一听就知道了。 ”他说，“所以唱原生民歌是可以比的，比的是旋律好不好听、嗓子好不好、能不能打动人。节奏能力、音准、音乐上的要素都可以比。 ”但音准方面也会尊重不同民族的音乐观念，他举例，比如新疆的木卡姆，选手们唱的音跟钢琴上弹出来的音是不一样高的，“哪个准?从木卡姆的角度就是选手们准” 。

改编，让民歌更好地传播

24岁的欧尼尔来自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 6月26日第一场比赛时，他是独唱组唱蒙古长调的选手巴图苏和的马头琴伴奏，真正属于他的比赛，是在两天后举办的民歌改编组，他和剧院的其他4个小伙子组成的组合，用呼麦的唱法演唱了改编版蒙古族民歌《四座山》和《老黄马》 。欧尼尔告诉记者，对于这两首歌，他们在配器、编制、和声上都作了改编，节奏上也有很多创新的地方。“蒙古族都会唱这两首歌，但每个组合去演示这些歌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我们有我们的表达方式。 ”

民歌改编组为本届比赛新增组别，共有11个组合参加了决赛。樊祖荫介绍，一开始评委会把关很严，不允许选手们有改编，虽然每届都强调这点，但他们发现各地推荐来的民歌都或多或少有加工。“一旦加工就属于改编的范畴了，我们又不能完全拒绝，所以就加一个改编组，使各地的歌者能够发挥创作的积极性。 ”对于改编组，评委会有很明确的要求：要尊重民歌本身，在传统民歌基础上改编，包括风格、情感表达的基本方式等，其他的节奏、音高、伴奏方式甚至语言，都可以改编。“新增民歌改编组，也能够更好地保护其他几个组别的原生民歌。 ”樊祖荫说。

在他看来，改编对民歌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王洛宾，他搜集整理的歌曲多数是自己改编过的民歌，符合汉族人的审美趣味，填的歌词也是汉语。“如果没有他，这些歌曲不可能得到如此广泛的流传。 ”樊祖荫说，“不仅是作曲家，老百姓在民歌传播的过程中也会将其改编，比如江苏的《茉莉花》传到甘肃后，已经是两回事了，动了很多的曲调和歌词。 ”

听听传统的声音

本届比赛评委会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乔建中，听完多人组合组中由6位维吾尔族选手演唱的《刀郎朱拉木卡姆》和《木夏吾热克木卡姆》片段后很兴奋，“很多年没有听过这么出彩的木卡姆了” 。“由于长期面对城市听众表演，木卡姆逐渐雅化，变得典雅文气了，但原来的生态不是这样的，是完全在老百姓生活中唱的。 ”他说，“这些演员在舞台上全部放松了，放开了来唱，不那么典雅，可每个人都唱得那么好，手鼓也打得好。 ”来自青海的汪黎英演唱的青海花儿拔草令《维哈了一腔子眼泪》 ，乔建中也很欣赏：“这个女孩子声音太清纯了，像一股山间的清泉。 ”

“在主流社会领域里，应该知道我们传统的声音。知道它们的存在、丰富和珍贵，予以关爱和保护。 ”大赛的发起人之一、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表示，这是当初组织大赛的初衷。举办7届以来，第一届的报名人数不到100人，今年的第七届达到了近1100人。在李松看来，这12年间，原生民歌也由2002年时“非常边缘化的一个状态” ，发展为今天在社会上有了广泛的认知度，收获了更多的关注。

“这种关注并不全是因为这个比赛，是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对传统文化表现出来的一种乡愁状态。 ”他分析，“改革开放后老百姓生活富足，有更多的时间关注自己的传统文化，加上‘非遗’抢救和保护工程等，这些综合因素使得民歌复兴。 ”

经历了多届比赛的评委们，也看到了中国原生民歌大赛对传统民歌的传承和弘扬。樊祖荫说，有一届一个唱蒙古长调的歌手在比赛中获了奖，整个内蒙古就掀起了学习长调的热潮。“这样的现象很多。 ”他对记者说，“再如山西左权，原来是民歌丰富的地区，但新中国成立后慢慢就不怎么唱了，第一届比赛举办后，左权就在全县开展了恢复民歌的活动，现在左权唱民歌的人很多，很久不唱的一些民歌都唱起来了。 ”高艳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