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基层法官职业化改革诉求:法官也想熬个行政级别

　　法官实行完全的行政化管理，已经多年成为颇受争议的一个话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拉开了新一轮司法改革的序幕。

　　如何改、怎么改，对司法人员应该如何管理？4月以来，记者费时一个月走访了多个基层法院和多位基层法官，和大家聊起司法改革的新期盼，“晋升空间小”、“行政化管理过浓”、“加快推进职业化改革”，是大家谈论最多的话题，也是许多法官的期盼。

　　法官也想熬个行政级别

　　年近半百，已经干了20多年法官工作的老曹，是周至县人民法院终南法庭的庭长。终南法庭位于大山之中，法官们工作比较艰辛，有时送一份法律文书都要耗费半天的时间。在审理好案子，让百姓满意之余，老曹最“操心”的就是何时能给个副科待遇。

　　“我现在虽然是庭长，但还只是个科员，退休前看能不能解决科级待遇。”说起行政级别，老曹有些无奈，不是我非要争个什么职位或者级别，因为我们法官完全实行行政化管理，工资福利甚至退休后的薪酬都和行政级别挂钩，“你说当了一辈子公务员，退休了还只是个科员，有点抬不起头吧。”

　　不只是在县级法院，中级法院的法官也一样为了行政级别“头疼”。商洛市中院的小罗从西安一所名校毕业后进入法院，工作十年现在也只是个科员。“我有一个同学在市委组织部，现在已经是科长了，我确实有点惭愧。”小鲁自我解嘲地说。

　　和老曹和小鲁一样，在办好案件之余都想熬个行政级别，在法官队伍之中绝非个例，可以说是广大法官们共同的“需求”。周至法院的王党民1999年从西北政法大学毕业，在基层法庭、办公室工作了14年，2013年9月当上了法院政工科长。虽然是科长，但也只是副科级别。

　　“我14年干了个副科，在县法院算是快的了，但和我同届进入政府部门的比就差远了，很多已经是副处、正处了。”说起法官的职业化改革，王党民感受颇深，“法官也是完全按公务员进行行政化管理，所以大家对行政级别特别看重，这关系到一个法官的方方面面。”

　　“庙小人多”，想晋升很难

　　既然按行政方式进行管理，大家对行政级别晋升特别看重，但是由于法院“庙小人多”，而且相对封闭，交流困难，所以出现“僧多粥少”的局面，想晋升相对较难。

　　旬阳法院副院长童兴林说，基层法院的规格低、较高行政级别的职数较少。县级法院的院长一般是副处级，党委班子成员一般是正科或者副科级，到了各个业务法庭，庭长基本上是副科级，一般法官就只能是科员了。

　　“有的法官干了一辈子，还只是个科员。”王党民说，如今“人性化”了，退休时最少给个副主任科员或者主任科员。

　　在基层法院工作多年的法官老张说，法院本身的级别太低，很多时候，县上只是把法院当做一个科级部门来对待，我们觉得给的干部编制太少，县委觉得给的还太多了，“其他县级部门一般六、七个科级领导，你一个法院就有十多个科级，已经不少了。”

　　一位在县委组织部工作多年的干部介绍说，县委也有自己的难处，县上的领导职位设置是有严格规定的，不能超编，“法院干部编制在县上干部编制的整个大盘子里来统筹考虑，给法院已经不少科级职位配置了。”

　　在西安市以外的中级法院，法院本身的级别太低这一情况同样存在。余高奇1990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如今成为商洛中院审监庭的庭长，正科级别，“和同样当公务员的同学相比，我的职位算低了。”他说，地市中院院长一般是副厅级，副院长等党组成员是正处或者副处，而作为中层的各个庭长就只能是科级了，“在法院系统要想干个副处，那就太难了。”

　　55岁的钟庆生在法院工作20多年，如今是安康中院政治部副主任，正科级。他分析说，法官之所以职务晋升慢，除了整个法院系统级别低、编制相对少，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法院是一个业务单位，工作技术含量高，也就相对封闭，除了上下级法院之间的流动外，和同级党委、政府的流动相对要难得的多。而到政府部门则交流的空间大，晋升的机会多，所以同是公务员，进政府和进法院若干年后职位相差就明显了。

　　晋升难压力大导致人才流失

　　基层法官的工作艰辛也是有目共睹的，在周至法院，法官平均一年审案80件，而且周至很多地方位于山区，法官办案耗时费力。

　　在经济相对发达、人口相对较多的旬阳和大荔县，一年下来法官办案多的超过了100件。“庞大的办案量，加上这些年注重调解率的考核指标、高质量的办案标准，让法官的工作难度更大，强度更高。”大荔法院办公室主任陈文全说。

　　“同样是公务员，当法官不仅辛苦，而且晋升较慢，当然不如到非审案岗位，或者到党委政府。”这是记者采访很多法官的共同感受，“法官职业缺乏吸引力，导致了人才的流失。”

　　葛峰和李丽丽都是法学专业的大学生，2002年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安市的两个区法院，十年后，两人都已离开法院。葛峰从区法院到中院，最后到了市政府，刘丽丽重新考入了省级某部门。

　　葛峰在大学是班长，在法院工作时因为表现优秀还到香港做了一年交流学者。谈及为何离开，葛峰说，其实学法学的人都有一些法律情结，轻易不愿意离开法律岗位，之所以选择离开，一是工作需要，二是同为公务员，政府部门的发展相对要好一些，这是大家的共识。

　　“晋升空间狭窄，工作辛苦，待遇低，使不少年轻人在基层法院待不住。”王党民说，一些年轻人到法院一心想着两件事，一是准备司法考试，二是紧盯电脑，看看有什么地方招公务员，随时准备考走。周至法院2011年分配来12名大学生，3个考走了，2个辞职不干了。

　　虽然离开法院岗位，葛峰对法官群体完全行政化管理还是有着深深的忧虑，曾经发表长篇论文《警惕法官职业“泛公务员化”》。

　　“完全的行政化管理模式，使法官时刻操心行政级别，不能全身心办案。”葛峰说，“更重要的是‘培养’了法官的行政化思维，这种下级服从上级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影响了法官办案的独立性，这也是影响公平公正司法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工作10年，至今仍是普通科员，但小鲁表示，将来自己肯定会选择走法官这条路。他说：“这是作为法律人的职业追求，如果不想从事法律工作，我当初何必考到法院来。但是希望能不要以行政级别来考量管理法官，这样就算当一辈子法官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