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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文化自觉自信 传承弘扬历史文明
再说岭山寺及宝塔。嘉岭山的岭山寺建于唐代中期。据佛经《感经传》载:“元和十二年(唐宪宗李纯、公元817年),菩萨大慈悲,欲化陕右(教化陕北)示现为美女子。人求之配,曰:‘一夕能诵《普门品》(佛教界向信众赠送阅读的经、律、论等方面的普及读物)者事之。’黎明,彻诵者二十辈。女曰:‘一女岂能配众?可诵《金刚经》’。至旦,诵者犹十数人。女复不然其请,更授之《法华经》七卷,约三日。至期,独马氏子能通。女令具礼成姻,客未散而死。葬之数日,有老僧持锡杖谒马氏,问女所由。马氏引之葬之所,以钖拨之,尸已化,唯黄金锁之骨存焉。僧以锡(杖)挑骨,飞空而去。”此女即观音菩萨之化身或称锁骨菩萨。相传这个故事发生在延州,延州信众为之“设大斋,起塔”。这个故事也属于附会夸张之说,但岭山寺虽毁,宝塔犹在。佛塔的建造,都是与安放佛舍利和埋佛骨或纪念高僧大德相关,不是随意所建,更何况如此宏伟之塔。在唐代,建这样一座仅次于长安大雁塔和法门寺佛舍利塔规模的佛塔,其规格和技术含量之高,所需人力、财力之巨,是非同一般的。如果没有信众的鼎力捐助和官方的倡导是难以建成的。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佛教在这方土地上的影响力和延州百姓的菩萨崇拜情结。此外,延安城周围还有许多佛教寺院,如:城南的三台寺,北关的石佛寺(石佛沟一带)、归一寺、碧云寺等,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总之,延安的佛教文化是源远流长的,延安人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是有其深厚的文化根基的。
延安古城北门外的文庙则是儒教的代表(其实孔孟之道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算作宗教)。孔庙始建于宋代,经历代扩大整修,规模宏大,金碧辉煌。祀奉儒学先祖孔子(唐开元27年即公元793年,皇家追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室王”),正殿大成殿供奉孔子,两侧依次供列四大弟子和72贤人,每年农历8月27孔子诞辰日举行盛大庙会,四方文士举子前来朝拜,典礼隆重。庙北与延安府学和龙溪书院毗邻。这里也是文人学士以文会友、讲经论道的场所。明代后期,随着社会动荡渐渐破败。在嘉岭山上还有范仲淹知延州时所办的嘉岭书院,后经明代知府王延奇等相继整修,均为延安培养了大批科举人才。这些均能说明延安尊师重教,也有辉煌的历史。
三
崇武尚义 英勇顽强
——延安城的变迁与文化内涵
(一)五环连城拥延安
延安自古为五城雄踞,三山相对,二水环绕。“宝塔钟声三川闻,肤施鸡鸣五城应”,这是古今人们赞美延安城的佳话。五环连城之说历代均有记载(民间也说五花莲城,这是指太和山上的古城形似莲花状),岁月沧桑,各个城池均已颓残,但遗迹尚存,依稀可辨。
最早的是秦汉时修筑高奴故城(今热电厂、尹家沟山上一带),五代后梁时期,高万兴任延州刺史,加固高奴城,将其作为东卫城;又向西修筑州城,这就是清凉山上的肤施城;南有嘉岭山故城即南卫城;北有云梯山故城即北围城(今军分区后山);河西凤凰山上、山下的延安府城。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述:“高万兴典郡(延安郡),始展南、北、东三关城”,即延安三卫城。可见五代时期延安城的军事防御已初成体系,后来各朝代只是增修加固而已。到宋代,已开始河西修筑城池,范仲淹镇守延安时仍在延州城即东城。范仲淹有诗句:“延水正中出,一郡两城雄”,宋庆历5年(1045年)府城正式由河东迁往河西凤凰山下的新城,一直延用到民国时期,历时一千多年。古代为什么要把城堡建在山上或半山半川?这是战争防御的需要。冷兵器时代,短兵相接,再加上少数民族军队的骑兵优势,城在山上便于瞭望敌情,且易守难攻。
有些史籍将延安东三十里的周家湾丰林故城(遗址尚存)作为“五城”之一的东围城,我认为不妥。从军事防御角度讲,此城在古代不具备与延州城的呼应功能。据有关史料记载,丰林故城原为赫连城,是大夏国君赫连勃勃所筑,北周在此设丰林县。宋熙宁5年(1072年)降丰林县制,经历五百年繁荣的丰林城随着延安府城的发展逐渐衰落、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