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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能力做二三十米口径的巨型望远镜。”2014年两院院士大会间隙,中科院院士崔向群为人们描述着中国大望远镜的未来。
从大学毕业要求改分配到边远山区,到努力考上“文革”后首批研究生;从放弃欧洲南方天文台工作回国当LAMOST项目“敢死队长”,到发起南极冰穹A天文观测,崔向群把为国奉献作为一种单纯的坚持,将毕生才华献给了中国科学事业。
学有所用:哪里用得上,就到哪里去
年过六旬的崔向群没想到,当年爱看《十万个为什么》的小姑娘,会“磨”一辈子镜子。
1975年,24岁的崔向群从华东工程学院光学仪器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南昌某大型飞机制造厂。
为了学有所用,她把目光投向了大茅山深山沟里的军用光学仪器厂,坚持要求改分配。
飞机厂在省会,不少大学生做梦都想分在那儿,而那个光学仪器厂,从南昌出发要走三天,乘一趟火车倒两趟汽车。厂干部看到年轻姑娘分来很惊讶,但崔向群说:“好多同龄人上学的机会都没有,我学到东西不能不用。”
到了军工厂,崔向群只在车间里做一名普通工人。但这没有打消她学以致用的信念:修磨透镜工人的手总被卡出道道印痕,她就设计了一种手持夹具;高速抛光机因无人会用被闲置一旁,她就自学工艺把机器用于批量透镜磨制……
“我在厂里做了些有益的尝试。”崔向群说,在工厂的三年虽然辛苦,却锻炼了她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977年,崔向群听到国家恢复招考研究生的消息,兴奋得一口气骑40里崎岖山路单车到县城报名。那是“文革”后第一次招考研究生,中科院南京天文仪器厂天文光学专业只招8个人却有120多人报名,崔向群把三个志愿都填了这个专业。1978年,崔向群正式走进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开始了新的人生——从事天文光学望远镜研究。
毅然回国:LAMOST项目的“敢死队长”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各国都投巨资对天文设备进行“巨型化换代”。我国著名天文学家王绶琯和苏定强提出开展大规模光谱巡天的设想。建造创新的大口径兼备大视场的天文望远镜成为突破口,这一希望被寄托在崔向群身上。
1993年,远在德国的崔向群收到导师苏定强来信,表示希望她回国参加LAMOST(大视场光谱巡天望远镜项目,又称郭守敬望远镜)研发。欧洲南方天文台得知消息一再挽留;慕尼黑的朋友也劝她为了孩子的学业留在国外……崔向群谢绝了所有挽留,在1994年初回国。
在国内一家三口挤50多平方米的房子,每月工资一下降至原来的40分之一。面对落差,崔向群对美国《科学》杂志记者说:“我很高兴回国,这架望远镜将使中国为世界作出贡献。”
天文望远镜口径越大看得越深远,视场越大看到的天体越多。当时国际上最大口径的大视场望远镜是澳洲的3.9米口径2度视场望远镜,配有400根光纤;配备光纤数最多的是美国的2.5米口径3度视场斯隆巡天望远镜,配有640根光纤。而中国的LAMOST要做成最大光学镜面6米多,视场5度,并配备4000根光纤的望远镜。不少国内外同行都觉得做不出来,苏定强院士说,“搞LA-MOST需要敢死队”,崔向群硬是接下了“敢死队长”的任务。
研制最困难的时候,有人退出,也有人泼冷水。崔向群既要当“滤波器”稳定军心,又要当“推进器”鼓舞干劲。繁重的工作让她落下了严重的颈椎病并伴有高血压,而她仍然通宵达旦地忙碌,还经常介绍“经验”:困了喝咖啡,睡不着吃安定。
一切辛劳化为单纯的坚持,崔向群的坚持有了回报。2008年10月,LAMOST项目落成;2013年9月,LAMOST正式巡天一年加上先导巡天观测共发布200多万条恒星光谱,超过有史以来全世界观测到的恒星光谱数量总和。LAMOST的成功给天文界带来“超强地震”。
不改初心:奉献科学没有止境
通过光谱巡天获得大量天体的物理、化学性质,研究宇宙的结构和演化,是天文研究的重要工作。如果LAMOST放到更理想的观测台址,成果会更惊人。南极冰穹A是地面最好的天文观测台址,崔向群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在南极的天文观测进展。
2005年,崔向群和天文学家王力帆共同发起南极冰穹A天文观测和天文望远镜研制的建议。次年12月,中国南极天文中心正式成立,崔向群领导的团队仅用10个月就完成了南极光学望远镜阵CSTAR的研制,并在南极成功连续运行了3年,记录和传回了大量南极点附近天区的星图,获得了重要的天文台址信息。
类似的探索仍在继续,目前,崔向群正在参与建设“十二五”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南极天文台,并积极准备开展20-30米级极大光学/红外望远镜方案和关键技术的预研究。
“我希望学到老、干到老,为科学贡献更多力量。”崔向群说,年轻时求知报国是很单纯的坚持;现在依然不改初心,学有所用才是人生最大的意义。(新华社南京6月1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