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现状：文体的时代尴尬？被权力招安？

1990年代以前，报告文学承担了相当多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相当于今天的深度报道。当时关注社会现实最敏感的不是教授，不是学者，而是报告文学作家。

64岁的李炳银自况“中国报告文学的管账先生”。

从1995年开始，他每年都编一本中国报告文学年度优秀作品选，为中国的报告文学做盘点工作。

这位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研究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的家，几乎是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图书馆，摞着一堆堆的《中国报告文学读本》、《中国报告文学精品书系》……

他与中国报告文学有着四十多年缘分，至今依然坚持在报告文学的第一线，高呼“报告文学万岁”。然而，他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拒绝当初无法接受的一些东西。

“当年报告文学相当于深度新闻”

1978年底，李炳银被分配到刚刚恢复不久的《文艺报》任编辑，负责散文、传记文学、报告文学的评论工作，就此赶上了新中国报告文学最好的时候。

早在1950年代，新中国已有《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等很少的一些报告文学作品。但作家动辄因为报告文学被打成右派，付出二十多年下放劳动改造的代价。李健彤的小说《刘志丹》被定性为“利用小说反党”。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写真实”甚至成为了一条罪状。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在“文革”还未被公开否定时，率先给予了委婉的批判，对一直被丑化的知识分子进行热情赞颂。这引领一大批作家投入采写知识分子、科技界人士，出现了黄宗英《大雁情》、陈祖芬《祖国高于一切》这样的作品。至今，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学会奖就叫“徐迟报告文学奖”。

作家理由写击剑运动的报告文学《扬眉剑出鞘》，标题本身是1976年“四五”运动中的一句著名“反动诗”。《新体育》杂志不敢用，要求作者换标题。理由坚决不换，投给《人民日报》，于1978年6月11日全文发表。在“四五”尚被定为“反革命事件”时，这句诗堂而皇之地登在《人民日报》上，引发巨大轰动。

1983年，李炳银调至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专职研究报告文学。这一时期，报告文学的批判火力极为强大，出现了大批控诉“文革”伤痛、控诉“四人帮”、控诉冤假错案的作品。江西作家胡平的《中国的眸子》，写“文革”后被冤屈杀害的李九莲，反响极大。

赵瑜、钱钢、麦天枢等另一批作家也出现了。他们提出一个敏锐的问题：我们只空喊改革有什么用，怎么改革，哪些地方需要改革？教育、生态、交通、体育、住房、婚姻、户籍……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需要改革。生活中的所有对象和存在的矛盾问题，都有报告文学作家的深入。

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当时在山西省作协工作，他印了一本书《禁锢下的呐喊》，评论1976年到1989年的重要报告文学作家。后来他总结：“当时，报告文学承担了相当多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相当于今天的深度报道。当时关注社会现实最敏感的不是教授，不是学者，而是报告文学作家。”

1988年，《青年文学》第3期发表了题为《人工大流产》的报告文学，在当年的“中国潮”全国报告文学征文大赛中获奖。作者叫“瘦马”，今天他的本名则广为人知：马未都。

“作家在作品中对于婚姻、性爱和人的情感生活是有不少真实深入思考的。”李炳银回忆。他当时是大赛的评委之一。这一时期，他开始认定报告文学这种文体是有价值和生命力的。

“你老说那些虚构的小说，而且编得不好的话，人家不相信。瞎编有什么意思呢？人家更需要了解社会的真相。”李炳银套了鲁迅的一句话，用来形容报告文学出现的必然：我们这个国家，蒙和骗的时间太长了。

两种报告文学路线

热潮持续到了1989年。之后，报告文学的作家队伍有所溃散。作家在题材的选择和表达上，开始有一些明了或不明了的限制，写“文革”、写反右的很多作品，就很难被放行。原定这年8月成立的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直到1993年秋天才成立。

两种报告文学应运而生。

其一是李炳银定义的“史志性报告文学”。在甲午海战100年时，钱钢发表《海葬》，充满了现实对历史的沟通与思考；卢跃刚的《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写三峡工程前前后后的争论，写参与这个工程的人尤其是反对的人，具有极强的史料文献性。

赵瑜的《体育三部曲》跟进和批判中国体育事业，邓贤追踪报告中国远征军史迹，麦天枢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反思历史事件，李鸣生揭秘报告中国火箭航天领域。

“这些作品，都是对某一个领域、行业有所关注，不再那么硬碰硬地、直戳戳地揭露社会矛盾。它采取了一种更柔和的，或者更加有活动空间的方式，但力量并未减弱。”李炳银对南方周末记者评价。

现在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当年还是地质系统的一名记者。他在至今仍陷争议的报告文学作品《科学大师的名利场》中，写了地质部老部长、“红色科学家”李四光的生平是非。尤其是在发现大庆油田一事的前因后果上，这篇报告文学引起了巨大反弹，致使他不得不离开地质系统。

另一种倾向，则是权力对报告文学的“招安”。企业家、官员都发现了报告文学的宣传性，出现了邀约写作式的作品。1996年，陈祖芬发表了赞誉时任大连市长薄熙来的报告文学《世界上什么事最开心》。她在回忆文章中称，这部作品感动了她自己，“自个儿冲着墙壁哭”。2013年，薄熙来被判处无期徒刑，微博上有人多次以讥诮口吻提到这部作品。

顽强地活在今天

市场化媒体和网络，哪一个对报告文学的冲击更大，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但进入21世纪之后，它们联手挤压了报告文学的生存空间，是不争的事实。

“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在减弱。”李炳银对南方周末记者承认。他同时强调了另一个名词：浅阅读。信息的快速和巨量，使得读者已经不习惯追求深层次思考，而只满足于信息。这令报告文学失去了大批读者。报告文学“衰亡说”不胫而走。

“比如李敬泽先生，他现在是我们中国作协的副主席了。他就在你们《南方周末》发文章，认为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已经失去了意义。”李炳银说，“我认为他的这种看法是片面和局限的，实际上他对报告文学的问题没有更深入全面的研究和理解。”

李敬泽发表于2003年的观点是：报告文学是一种“权宜之计”。

就在这一年，中国作协召开年度总结会，特别推举了一系列小说，没谈报告文学。李炳银当即“愤然离席”，引发一片议论。

报告文学的衰落，是中国文学整体不景气的一个侧面。2008年，由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主办的杂志《报告文学》被媒体爆出收钱卖版面，轰动一时。即使被媒体曝光，收费发表的栏目依然存在，直至2010年底杂志停刊。

2009年，吉林大学教授黄浩等人发表论文《报告文学：文体的时代尴尬》，提出一个观点：报告文学的盛行，同20世纪中国低下的信息传播与制作生产力水平有关。社会必须寻找到可行的传播工具，以替代新闻，满足对深层次信息的需求。在新闻媒体发达，基本消灭文盲的现代中国，“就是报告文学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

李敬泽、黄浩等人的这一预言并未成为现实。报告文学顽强地活到了今天，尽管作品数量完全不能与80年代相比，但优秀作品的质量依然不低。

李敬泽主持下的《人民文学》从2010年起增加“非虚构”栏目，推出了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等叫好又叫座的作品。这些作品与“报告文学”到底有什么严格意义上的区别？没人说得清楚。“我已经把报告文学界的人得罪得差不多了，这个问题等以后再说吧。”李敬泽对南方周末记者提出的采访请求称。

文化学者丁晓原在专著《中国报告文学三十年观察》中指出报告文学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变化：进一步被边缘化，同时篇幅越写越长。三届鲁迅文学奖共有十五部报告文学作品获奖，长篇十三部，中篇两部。从文本长度上，报告文学与新闻界的深度报道拉开了距离。这或许是它维系自身生存的一种方式。丁晓原也将媒体的一些深度报道，列入了报告文学的范畴。

如今，李炳银间接主持了一本刊物的主编工作：河南省文联的《时代报告》杂志社的中旬刊，取名《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从2011年6月份他接手至今，已有三十多篇作品被其它报刊转载，这令李炳银有些自得。

但他没有否认：这份杂志给作者的稿费很低，同时，也设有当年他坚决不接受的，面向官员和企业家收费的宣传栏目。

“我们没有任何政府拨款，完全是靠我自办发行。对于刊物吸收社会资助，我觉得这种现象应该客观地看，因为中国的环境就是这样的。”李炳银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很多基层单位有成就，想做些宣传，主流媒体又不肯光顾，基层报告文学作家有这个兴趣，而且有这个需求，两厢情愿，各得其所，应当不是个坏事吧！别人为地将问题搞得过分的严肃和复杂……”

正式诀别

在“报告文学”这一体裁已经淡出时代视野的时候，“四川省内江市人民银行宣传干事”、业余作者向思宇开始自发写作报告文学。

2004年，内江发生特大水污染，“这是纯粹的人祸——简阳市一个大企业违规排放污水。环保局有心无力，经费不到位，说话没人听。企业的税收高，政府都要保护它。”向思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自己本来想写小说，但老婆儿子都觉得，这样的事，应该写报告文学。

文章叫《哭泣无泪的沱江》，发在《报告文学》上，“两万五千字的稿子，《报告文学》给我开了千字70元的稿费。扣掉税，到手一千零点。”

他刚写完云贵川三个省代课教师题材的报告文学。也是自费，坐了7个小时的车到了云南，有些学校根本不接待。后来他才知道，当地刚出了一个假典型，被曝光了，怕人来采访。最后向思宇把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证拿给老师们看，说自己也是老百姓，是真想来帮他们的，才采访到了几个人。前后用了三年时间。

全书25万字，算是“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的作品”，给了1.8万元补助，而且“不扣税”。《北京文学》节选了3万字，给了他1万块稿费。向思宇当即震惊了，是不是给错了？编辑说，报告文学作家投入太大，社长说一定要多给你开点，最后“按照千字400元给的”。

采访难，发表难，评奖难。向思宇被毙掉过很多选题：有写四川食品安全的，有写底层“低保群体”生活的，有写职业教育的。

“现在报告文学的名声也不好，给领导歌功颂德的很多。”为了生计，向思宇也写过收费的宣传文学——简阳要推广羊肉，需要一本书推介他们的养殖业，介绍简阳的历史，向思宇写了六万字，谈好千字千元。至今也没收到稿费。

2014年向思宇退休了，他高兴地给几个朋友发了条短信：“从今天起，本人正式与一切官话、假话、废话、套话文章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