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家庭运动之一：中国家庭变了

5月14日，国家卫计委首次发布了《中国家庭发展报告》，从国家层面上回归与重视家庭观念和文化。陕西省专家因此发出“重建家庭运动”的呼吁，称这种重建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回归与重构，让传承千年的家风、家学和家教重新回归每个中国人的家庭。、

“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玄曾，乃九族，人之伦”。《三字经》中对于“九族”的说法，正在中国社会的演进中慢慢消失。

6月2日，家住西安市凤城五路的赵辉一大早就带着妻子孩子赶回周至的老家，和兄弟姐妹们一起陪父母亲过端午节。“我们家已经是四世同堂了，但是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常年都在外忙于工作，很少有时间陪父母，也只有逢年才能聚在一起。今天是端午节，我们决定全部回家共同陪父母度过这个节日，让他们二老开心，也借这个机会团聚。”赵辉说。

在中国，像赵辉这样的大家庭已经不多了。在社会学领域，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主要包括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和扩大家庭，“四世同堂”则是家庭和睦、子孙满堂的代名词：老人含饴弄孙，悠闲自在；小孩子轻松愉快、茁壮成长。而目前，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庭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庭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的家庭模式远远超出简单的模式远远超出简单的三种分法，并且正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非传统意义上的家庭结构统意义上的家庭结构则呈现出单亲家庭则呈现出单亲家庭、单身家庭、重组家庭、丁克家庭、空巢家庭等多种模式巢家庭等多种模式。

2014年5月14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了首份《中国家庭发展报告》，全面展现中国家庭发展的现状，对中国家庭60多年来变迁的特点和趋势作出了系统的分析，并指出了目前中国家庭结构发生的变化。

变化1：家庭微型化

回家陪父母过端午节的赵辉说：“虽然我家是四世同堂，但是一个大家庭却被分割成了很多的小家庭。由于我们都分别在不同的城市工作，现在孩子也都各自成家，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很少有机会聚在一起。”

在以前，三世同堂或是四世同堂的家庭很多，几十口人的大家庭也不鲜见，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等的制约，家庭户平均规模开始缩小，家庭人口越来越少，目前的中国家庭呈现出微型化的结构。

据《中国家庭发展报告》显示，20世纪50年代之前，中国家庭户平均人数基本上保持在5.3人的水平上，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庭户平均规模缩小的趋势变得十分显著，到1990年已经缩减到3.96人，2010年缩减到3.10人，2012年居民家庭户的平均规模仅为3.02人。目前，中国已经是平均家庭规模较小的国家。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石英说：“传统家庭应是以中年人为主的核心家庭，也就是由一对夫妻及其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家庭。而目前，从户籍上来说，一个人也可以被算为一个家庭，这便是单身家庭。”据悉，2000年至2010年，中国1人户的数量翻倍，2人户数量增加68％。2000年这两类家庭户已占全部家庭户的1／4，到2010年已接近40％，共计1.6亿户。

在石英看来，家庭户规模微型化是这个时代的缩影和反映，中国家庭之所以微型化是社会、经济、文化、人口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传统的家庭本应具有生育繁殖、发挥男女性别特长的功能，还是一个经济共同体，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单位。但是目前由于女性地位的上升，男女性可以不再相互依赖，“原来一个男人没有媳妇可能意味着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一个女人没有丈夫可能无法生存下去，但是现在已经完全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社会变化使得传统家庭所具有的各项经济功能发生了变化甚至丧失，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户籍意义上的家庭，因而微型化家庭并不少见。”石英说。

“家庭微型化是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也是社会转型落实到家庭的一个突出点。”伴随着中国家庭规模的缩小，家庭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首先是年龄结构的变化，其次是性别结构的变化，”石英指出，“年龄结构发生的变化是因为过去的家庭是由老中青少共同组建的家庭，而目前在农村，很多中青年皆外出务工，只留有老人在家照看小孩，这样空巢家庭并不少见。同时由于丧偶、离异等原因致使的性别不完整的家庭也是家庭性别结构发生的一大变化。”

变化2：家庭少子化

“现在物价那么高，经济压力又那么大，根本没有能力养更多的孩子。我们兄弟姐妹三人每家都只有一个孩子，而且我的同事朋友都只有一个孩子。”35岁的崔女士告诉记者。

进入21世纪以来，少子化已经成为了中国家庭模式发展的另一大趋势。而追究少子化家庭增多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计生政策已经深入人心，并带来人们观念上的变革。除此之外的因素有：由于接受高等教育、自我实现需求的发展以及职业竞争的加剧，使得一些人不得不推迟生子；一些年轻人想要趁年轻享受二人世界，享受生活；还有一些人是因为生活方式、婚姻和家庭观念的变化，主动选择成为丁克家庭。

30岁的王先生说道：“我是个事业心特别强的人，而且现在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我想等到真正有所成就之后再要孩子，这样也能给孩子提供更优越的成长条件，否则养孩子都成了大难题。”

同时，由于中老年夫妇不与他们的成年子女同住，导致1人户和2人户的增加。一方面，老年夫妇家庭的增加导致2人户的增加；另一方面，更多的年轻夫妇选择推迟生育甚至不生育等原因，导致家庭少子化的趋势更加明显。据悉，近年来，由夫妇二人组成的核心家庭比重大幅提高，占全国家庭的比例提高了2倍。

因此，由少子化的形势所趋，一对夫妻需要照顾四个老人，养老问题便随之暴发出来。石英指出：“家庭养老是中国自古的模式，同时中国传统家庭的养老包括经济上的养老、生活照料上的养老以及情感慰藉三个方面。但是目前中国家庭少子化的趋势使得养老成为一大难题，养儿不能再防老，养老将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现实困难。”

同时，据石英介绍，现阶段的养老模式已经由过去的家庭养老衍变为传统的家庭养老、现阶段主流模式的社会养老以及正在发展且将会成为未来养老主要趋势的机构养老相结合的模式。

但是，目前这三种模式也存在相应的问题，“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传统观念很重的国家，很多老人自己根本不接受机构养老，因为那会是儿女不孝的代名词。即使有部分老人思想逐步开化能够接受机构养老，但所占比例也很小。而且费用问题也是多数老人不接受机构养老的一个原因，别看一个月一千多，貌似不多，但老人家都是从艰苦年代过来的人，舍不得花钱。”高新区的上班族刘莉说道。

石英也分析说：“目前中国的养老机构资金问题十分严重，除非是高端的有一点利润外，民办的利润率极低，甚至要依靠政府的补贴过活，社会资本根本没有介入的冲动。同时，养老机构也缺乏照护老人的专业人才，以及受过专门训练培养的护工、营养师和老年公寓的管理人才等，因此需要其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和专业能力才行。”

针对目前中国家庭少子化的趋势和现状，以及由此引发的养老难题，石英建议：“首先，这需要政府认识到目前中国家庭模式和结构的趋势和改变，在此基础上引导鼓励利用民间资金新建养老机构；其次，应为养老投资方减免税，让老人在养老机构比在家里过得更好；再次，应当通过社会舆论扭转人们在观念层面上的误区；同时，养老地产需要有明确的界定和监督；最后，重视对老年照护专业人才的培养，日本的介护专业是值得借鉴的，它对如何照护老人，如何与老人交流都有专业化的培养。我国的医学院校可以开设相关老年照护的专业

变化3：家庭长者化

《中国家庭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家庭4.3亿户左右，其中，有65岁以上老人的家庭已超过8800万户，占全国家庭户的比重超过20％。同时根据全国城乡失能老年人状况研究显示，2013年全国失能老年人数达3750万，预计2015年失能老年人数将超过4000万。

目前，“421家庭模式”已经非常明显，一对独生子女结婚生子后，家庭结构由4个父母长辈、1个小孩和他们夫妇2人组成。两个年轻人要负担的是4个老人的养老责任，而在长者化的背后，某些老人不仅要照顾好自己，还要替子女承担起孩子的教育重任。

“我家条件不太好，现在种植粮食也根本挣不了几个钱，为了养家糊口，我和丈夫只能选择出来打工，孩子在家由老人看管。”在西安市雁塔区鱼化寨靠卖煎饼果子谋生的孙芳告诉记者。而谈及孩子的教育问题时，孙芳却露出尴尬的表情，她说：“孩子一直在老家上学，学习成绩很不好，但是老人年纪大了，没有什么文化，也不能辅导孩子，上完初中后他就去深圳打工了。”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为了赶上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大部分的农村年轻人选择外出务工，导致人口流动愈加频繁，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全国妇联去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有6100多万农村留守儿童，每5个孩子中就有1个农村留守儿童。如今，农村留守儿童成为很多农村都存在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选择将自己的孩子留给自己的父母扶养，可是在特殊阶段，留守儿童厌学、逃学、成绩差等问题相当普遍。由此，石英提出“家庭长者化导致的最重要问题就是养老和教育，目前，养老变得不再可依赖，并且由于留守儿童的增加，子女的教育问题已经被严重冲击和淡化。”

常年在家看管孩子的65岁张大爷也抱怨道：“儿子和媳妇出去打工，我一个人要在家照看孙子上学，有时候他爸妈还说我没有把娃管好，考试也考不好，可是他爸妈不在家，我根本管不住娃，我也没有多少文化咋给他教呢。”

“父母在远方，身边无爹娘，读书无人管，心里闷得慌，安全无保障，生活没希望。”这句流传于网络上的顺口溜，不仅点出了留守儿童遭受伤害的直接原因，也反映出了许多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亲情、教育、安全，缺失了这些至关重要的环节，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也引人担忧。因此，在家庭结构长者化这样一个充满转型与阵痛的“流动时代”，如何让追逐梦想的流动人群告别候鸟式的“半城市化”状态，如何使留在农村的儿童避免过早被“社会性断乳”，又如何避免父母为孩子外出打工挣钱、下一代却在留守中荒芜发展，这些都值得关注和深思。

但石英指出：“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下一代的流动人口将定居下来，因为留守儿童的教育在近10至20年来将成为一个突出问题。”过去人们常常将教育子女的责任推给学校，而现在却推给了长者。石英建议：“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也应当成为最重要的环节。目前回归和重建家庭尤为重要，应当通过户籍、就业、住房等政策使未成年子女随父母一起走，让未成年子女尽可能多地和父母在一起。另外，我们还要在更大多数人的心里普及一种‘重建家庭’的理念，这种重建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回归与重构，让传承千年的家风、家学、家教重新回归每个中国人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