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预见性”的李鸿章：曾重视海疆防务

近来一些研究认为，李鸿章在晚清最高决策层中，是极少数富有“预见性”的官僚之一。他曾说：“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他奏准设立的福州船政局，应“是中国海军萌芽之始”。他创办北洋水师，是因为“日本国小民贫，虚骄喜事。长崎距中国口岸不过三四日程，揆诸远交近攻之义，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的确，李鸿章是晚清重臣，“独立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人当其冲……近世所未有也”。但这无法改变一般人对于李鸿章作为中日甲午战败主要责任者和《马关条约》签订者的记忆。

其实，在整个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的“富有预见性”也随处可见。早在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的谈判期间，李鸿章就坚持在条规中列上“所属邦土不可侵越”的条文，以隐指日本应“为朝鲜等国预留地步”。他还对来华朝贺同治皇帝“大婚亲政”的日本外务卿说，日本“若用武强逼断无能相和好之论”。

问题是这一切对于正在崛起且野心勃勃的日本来说都是耳旁风。1885年2月，日本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前来中国谈判所谓“朝鲜问题”。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谈判的焦点是中日撤军问题。

李鸿章力主中国有保护朝鲜的义务和单独派兵援助朝鲜的权利，可伊藤博文诡辩说两国都有共同的派兵权，导致谈判进入胶着状态。最后，李鸿章奏准清廷作出了妥协，表示“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各可派兵，互相知照”。

李鸿章对条约的签订极为乐观，以为当“西国侵夺朝鲜土地”时，中日“可会商派兵，互相援助”。不过，李鸿章又颇有“预见性”地说：“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

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政府向清廷求援。当中国军队刚刚踏上朝鲜的土地，早已急不可待的日本立即派兵直驱汉城，短短的十几天，日军由800人增至8000人，而且尽占朝鲜的险要之地，其吞并朝鲜、染指中国的野心，已是众目昭彰。对此，清廷出兵朝鲜仅有1500人。日本却“著著占先”，清廷则“面面受制”。

到7月25日，日军在朝鲜丰岛对中国海军发起突然袭击。次日，李鸿章还复电清廷说：“倭先开战，自应布告各国，俾众皆知衅非自我开。”并提出清廷驻日公使“应撤回，倭驻京及各口领事应讽令自去。倭土货多赖华销，应檄行各关暂停日本通商”。

清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于8月1日颁布宣战上谕。日本是周密筹划，主动进攻，而清廷全无精神准备，完全是仓促应战，被动防御。清廷把防御的重点放在平壤和奉天，而独独忽略了黄海、渤海的防卫。日本海军十分狡猾，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不时地窜到威海、旅顺等处“施放空炮，旋即远飏”。李鸿章却认为，中国海军“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有余”，故不与日本海军“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那么日本“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

这种放弃制海权，消极防御的方针，一开始就将北洋海军引进死胡同。正是消极防御的方针，使得北洋水师的一些将领专门敷衍差事。当得知“倭兵之队来华，头队指黄海”的消息时，李鸿章令定远、镇远等舰“出巡威湾旅一带”，但舰队虽然“出巡”，却从旅顺驶向威海。在这“出巡”的十天中，日舰已将陆军护送至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李鸿章又令舰队驶往旅顺湾，舰队又故伎重演，由威海驶入旅顺，并泊锚不动。日军进逼金州，旅顺防务岌岌可危，可舰队却逃离旅顺，返回威海。

1895年2月17日，威海陷落，北洋舰队覆灭。李鸿章被弹劾，并被“拔三眼花翎，褫黄马褂”。日本的铁蹄已逼近奉天“根本重地”，清廷无以对策，只得“遣使议和”。光绪谕令李鸿章“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并赏还翎顶、黄马褂。

李鸿章“预见”到自己使命的不合时宜，他说：“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机万紧，更非寻常交际可比。”所以，凡是中日谈判的重大问题，他从不“擅作主张”，而是函电交驰，随时奏报，最后由清廷定夺决定。

1895年3月20日，他和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春帆楼谈判。他就中日和谈作了长篇谈话，其要点有三，首先赞扬日本“近年改革事业的成就”；然后，他说“日本促成中国发奋图强，帮助其将来之进步，可谓得益非常巨大”；最后，他呼吁“中日同盟”，理由是“中日两国为东亚两大帝国，日本有不弱于欧洲各国之学术知识，中国有天然不竭之富源，如两国将来能相互合作，则对抗欧洲列强亦非至难之事”。

但在伊藤博文的强势恫吓下，李鸿章已是“力竭计穷”。4月17日，在奏准清廷后，他与伊藤博文签署割地赔款、承认朝鲜独立的《马关条约》。李鸿章此前的“预见”再次言中，失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贵冠，本是“一路扶摇”的仕途，顿时坠入沉底，以致哀叹说：“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张家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