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信札将亮相拍场 曾与300余位日本友人通信

新加坡著名学者郑子瑜旧藏的一批学人手札即将亮相匡时2014年春拍，这组手札以周作人致郑子瑜的84通信札为主体，尚有丰子恺致郑子瑜信札9通，以及俞平伯、简又文、吕叔湘、陈子善等人致郑子瑜信札45通及周作人为郑子瑜撰写的书签等，表现了文人相重、学人相亲的一面，反映了前辈学人对晚辈的提携关爱之情和晚辈学人对前辈的崇敬之意。

在6日的“周作人与郑子瑜通信”座谈会上，周作人之孙周吉宜表示，作为周作人先生的家属，有责任把相关的研究资料尽量提供给学术界，作为文化遗产保存下来。我们也有这样的计划正在准备出版《周作人和友人通信集》，包括国内和国外。现在正面临从日本方面收集祖父的信件，工作量非常大，“今年年初我们委托了一个日本朋友，授权他代表我们在日本联系和收集，统计出我祖父跟日本友人联系的人数至少300多位，其中还有大量日文的翻译、辨别和认读”。

前鲁迅博物馆的馆长孙郁认为，随着周作人文献资料慢慢被发现多起来，关于他的《年谱》、《传记》的写作也会相应地丰富起来。现在有两部影响很大，一部是钱理群先生出版的《周作人传》，还有一部是止庵写的《周作人传》，两个人的角度不一样，钱理群带着鲁迅的参照、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写的《周作人传》，止庵这一代对周作人的理解有另外的一套模式，不用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让史料来说话，打开历史的窗口，呈现周作人的世界。止庵如果能够看到更多的材料，他的传记会写得更丰富。

他指出，周作人的研究非常值得做，而且空间特别大，现在一个人、一个单位是做不了，应该集全球或者是华人圈里喜欢现代文学的人，大家一起做这个事情，首先是资料的整理，然后是文本的研究。

1964年至1965年，郑子瑜在任早稻田大学客座教授时，曾编纂《周作人年谱》，为写作时间最早的《周作人年谱》，开启了一个历史先河。在编纂《年谱》时，郑子瑜请周作人自写幼年及八年抗战时情况，周作人寄去《知堂童年谱大要》、《知堂解放后著译书目》，并于1975年1月香港《南北极》登载，为周作人生平研究留下了珍贵的材料。

杂诗的创作则是周作人晚年最重要的创作，1958年至1961年之间，在郑子瑜的热情要求下，周作人前后将《老虎桥杂诗》等旧体诗寄给郑子瑜欲合成一辑，托他代为出版，后因种种机缘一直未能问世。郑子瑜为此努力奔波，前后努力三十年，又经上海陈子善奔走，终于在1986年由岳麓书社正式出版。而这批信札便是涉及杂诗的整理与出版，因此可以说是周作人晚年杂诗创作最重要的资料佐证。

郑子瑜与周作人通信，时间自1957年至1966年，难得的是84通信札的信封也都保留了下来。两人通信时间跨度达十年之久，不仅涵盖面广，而且内容详实，其中提到的关于《知堂回想录》的写作与出版的资料更属难得。这些内容都是他们密切交往的记录和历史见证，更是研究周作人建国以后生活与思想转变的珍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