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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繁华喧嚣的城市中,城市贫困人口的确生存不易。低收入家庭的困境,贫困的代际传递,让这些特殊人群更加渴求着幸福生活的到来。然而,到底贫困离他们有多近,幸福离他们有多远,不仅要让他们心里有个底,全社会都得有个底。
在西安市新城区八府庄北路九号院内,走过林林总总的住宅楼,在小区的尽头看到的是一排整齐的平房,与繁华的都市不甚协调。这里居住的,都是这一区域生活困难的贫困户,张宝荣就是其中的一位。
张宝荣和读大三的女儿相依为命,这位深受肝硬化折磨的母亲,在病痛与昂贵的医药费的双重压力下,已经度过了数十年。靠着每月640元的低保金、正上学的女儿做兼职挣的钱、亲戚的接济,这个家庭的生活艰难维系着。“要不是社区、街道时不时的一些帮助活动,我们的生活可能会更加狼狈。”张女士坐在空无一物的床上感慨地说,在她旁边的桌子上,还放着几包没有拆开的中西药。
4月12日,2014年中国贫困问题与救助扶贫政策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认为,目前,我国贫困问题仍然较为严重,而且贫困代际传递已经出现,两极分化的社会风险在不断积累。在乡村贫困问题已经得到极大缓解的同时,城镇贫困问题日益突出。
在繁华喧嚣的城市中,城市贫困人口艰难地生存着。低收入家庭的困境,贫困的代际传递,让这些特殊人群更加渴求着幸福生活的到来。
低收入家庭的困境
今年50岁的陈春,24岁时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失去了一条腿。生活之于他异常艰辛,因为行动不便,因此除了必要的一些购买日常生活用品、买菜等,他很少出门,即使出去也只在小区门口转转。
“因为没念过太多的书,加上又是高位截肢,想学门手艺养活自己也成了问题,现在只能依靠每月480元的低保金和父母、社区的救济勉强度日。”陈春坐在去年街道办为其买的沙发上怅然地说,“像我这样的人想找工作也太难了!想给一些单位、企业看门,能挣些钱,但人家都不要。”
陈春的父母几十年前从河南逃荒而来,后来在西安燃料加工厂当工人,兄弟姐妹六人,这个八口之家的成员大半在燃料加工厂上班,但随着国企的改制,他们相继下岗。当年没读过多少书的兄弟姐妹,下岗后也只能给别人干些体力活,挣取微薄的收入度日。80多岁的父母,至今也只能靠极其有限的退休金生活。
“即使绝对贫困已经基本消失,相对贫困的标准还在不断上升。在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大量从农村向城市流动,这些人口在城市里缺乏相应的社会网络作为支撑,在融入过程中所需支付的成本非常高。”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王建康分析,“同时,城市原有的居民在就业竞争和市场中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就业、低层次就业,也会导致城市贫困的产生。”
2011年8月,中国社科院发布报告,我国城市贫困人口5000万,该报告同时指出,基于统计数据测算,中国目前城市合理的贫困线在人均年收入7500至8500元之间。另一个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2年底,我国贫困人口总数为9899万人,这个数据是按照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国家扶贫标准抽样调查而来。近几年,虽然陆续出台的众多民生政策完善了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但在专家看来,也存在着力度不足、扶持资金有限和享受人群面窄等问题,城市贫困问题仍然严峻。
相比农村贫困人口,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负担更加繁重。物价上涨、看病贵、看病难、子女哺育、孩子上学……众多的压力无一不触碰着他们敏感的神经。
西安市新城区作为早期的工业区,在众多小型国企破产后,也累积了一定的贫困人口问题。张晓梅早前是西安胶鞋厂的职工,“我1984年参加工作,几十年了,直到单位破产,连一套房都没分上。”2014年,年近50的她终于买了一套仅70平方米的城改房,而且“还是一辈子的资产。”“工作一辈子,还是穷。”和老伴同住的她,对一直上涨的物价感受很深:“前些年,拿十块钱就敢出去买菜买肉,如今,拿几十块钱,才能勉强买几天的吃食。”
在西安市东元路元丰怡家小区,年逾70的韩秀娥坐在自家的小沙发上,这个拆迁安置置换而来的50平方米的房子,只有一室一厅,须和儿子儿媳同住。当记者问及为什么不加钱换一套两居室时,韩秀娥无奈地说:“能换到这么大的房子,都是托了福了,哪里有钱再加面积啊。”儿子腿脚不便,也没怎么上过学,只能在附近的超市打扫卫生。媳妇带着刚上小学的孩子,也没有多少收入,一家人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年迈的韩秀娥要去体检、看病,也只能去社区医院,“大医院不敢去,去了孙子的学费怎么办?”她有些无奈。
摆脱贫困代际传递
贫困代际传递,并不是一个新鲜的名词。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发现贫困家庭、贫困社区存在贫困的代际“传承”现象,从而提出了这一概念。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达斯古普塔也提出了类似的“贫困陷阱”: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家庭、群体、区域等主体或单元由于贫困而不断地再生产出贫困,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不能自拔。一旦掉进这种“贫困陷阱”,要想跳出来,十分困难。
学理性的研讨毕竟生涩,然而,现实的例子却一再证实着“代际传递”绝对不容乐观。
老家在铜川的伊先生,早些年在未央区某小区买了套50平方米的老旧小房,妻子在某酒店内打扫卫生,伊先生自己因为年龄和身体的原因只得赋闲在家。大女儿、二女儿都已结婚,三女儿因为家里太过狭小加上离上班的地方太远,也在外面租房子住,拼搏了大半辈子的老两口现在也只能独自蜗居于此。
“因为我没本事,不能给女儿找个好工作,可连婚姻也因为我们……女儿去年谈了个西安的男朋友,两人都已谈婚论嫁了,可人家嫌我们家条件不好,怕拖累他们,生生与女儿分手,我们虽然心痛,但却实在是无力改变。”伊先生一手捂着眼睛,一手紧握成拳,颇有些痛心地叙述。
代际贫困,能因教育而改变,也能因教育不足而沉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认为,一些城乡低收入家庭在教育、就业、收入、发展机会等方面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贫困代际传递现象已经出现,这值得高度重视,也亟须采取有效的行动来加以解决。
“我现在的知识水平、身体状况也只能发发宣传册、广告了!我也想有个安身立命谁都抢不走的技能、本领,可现实却不允许。只恨当初没好好读书,没学到本事,要不然现在也不止于此,还连累孩子受累。”张宝荣说,“别人的孩子念大学是享福,可我女儿却是遭罪,吃的苦、打的工比谁都多,可却没福可享。现在我只盼着她大学毕业后能找份好工作,摆脱贫穷的境况。”
“公平就像空气和阳光一样重要。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对社会稳定有着致命的威胁。”王建康说。“财产继承、教育环境、社会资源分布都会导致这一问题的出现,对于贫困和弱势群体,子女有向上流动的空间,实现自己的价值的可能,这样才能保持社会的公平和稳定,让贫困人口看到希望。而当下教育资源严重失衡,优质师资、生源等不断集中。学生的竞争很多时候就是家长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竞争。一旦缺乏公平和规范,很多人会在竞争中丧失发展的机会和空间。”
幸福也是他们的梦
2013年11月,专为困难家庭设计,具有救济性质的“爱心直通车”超市在西安市保亿风景大院开业,有百余种救助物品供有需求的困难家庭免费挑选,主要来源是善款采购和单位、社会爱心人士的捐赠。
今年伊始,在新城区运行的“阳光直通车”,对贫困人口的救助则更为直接。在一张简洁的贫困人口统计单上,贫困家庭、人口的姓名、需求都通过入户调查一目了然。电视机、柜子、生活日用品、食品等形形色色的救助物品,都依据个人需要一一发放到位。
“街道办、社区只能通过这样一些简单的物质帮助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如果能为他们充满希望、健康积极地生活起到哪怕一丁点作用,我们也就知足了!”西安市太华路街道办社会事务科副科长王亚南说。
追求幸福,是人的基本权利。对城市贫困人口来说,幸福更是他们日思夜想的梦想。
居住在吉祥村的租户刘金刚和儿子挤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中,大人打工,孩子即将大学毕业。“我儿子学的是金融管理,实习过几个月后,他准备继续进修会计。只要能学好,拿到资格证,我们的日子一两年就翻过来了!听说今年会有近一千万大学毕业生,现在我最期待的就是政府对大学生的就业多给些政策,提供又多又好的岗位。”
“现在年轻还能干些活计、挣些钱,我最担心的就是年龄大了以后干不动了怎么办!”一位在西安一处建筑工地打工的30岁的蔺师傅说。“我要的不仅是现在的安逸,需要的是未来家人的幸福生活,两个孩子都眼巴巴地看着我呢。如果政府能扶持我们有个一技之长,进城落户,有房住、孩子有学上,该是多好的事情!”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救济手段以外,完善社保扶贫、树立产业扶贫,通过技能学习脱贫;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建设家庭友好型的社会福利项目、甚至探索建立“负所得税”方案,阻止贫困代际传递的秘诀,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