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六一儿童节 让孩子的节日由孩子主宰

       一本立体书，一百多元，一顿训斥，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梦碎了。多物质、少时间，重智商、轻情商，重结果、轻过程，在这种中国式家庭的教育下，中国的孩子承受着父母们的意志，出了校门进补习班，上了这个课上那个课。孩子的童年与欢乐无关，而是与书本为伴。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中国家长们嘴里说着“为了你们好”，对幼小的孩子实行超前教育，而成绩成了衡量孩子好坏与否的标准。
 

       又到六一儿童节，这是孩子们的节日。阳光报、阳光网联合腾讯·大秦网共同发出倡议，在这一天，我们希望孩子能做一回自己的主人。
 

      我们倡议，在儿童节这天，孩子想要的东西，只要在承受范围内，家长请送给孩子。

      我们倡议，在儿童节这天，孩子想要去的地方，家长请带孩子去游玩。

      我们倡议，在儿童节这天，家长请遵循孩子的意愿，让孩子做想做的事情。

      我们倡议，在儿童节这天，家长反思、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让孩子能够全面发展。

 

赵爱国 55岁 商洛人 西安一家公司老板
 

       赵爱国说起话来像开机关枪，语速很快，逻辑清晰。用他的话来说，“我们这代人是最苦的一代，我们一直遵循父母的教导，不能做对不起国家的事，不能做犯法的事，不能伤天害理。”
 

       赵爱国是一个很能吃苦的人，如今虽然已是公司老板，但仍然衣着朴素。记者见到他时，他穿着一件在地摊上买的T恤，下身一条西裤，脚上蹬了一双起褶子的皮鞋。“我们这一代人知道什么是苦，经历过吃不饱饭。”赵爱国说，小时候家里孩子比较多，父母顾得了这个顾不了那个，那时候的生活就是苦中作乐。
 

       “我父母没有文化，他们那个年代没钱也没条件上学，所以也教不了孩子什么。小时候我和邻居小孩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去村里一户有钱人家偷东西吃，被发现了，人家就来我们家告状。我父亲知道后也没打我，只罚我站墙角。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父亲的话，‘不能做对不起国家的事，不能做犯法的事，不能伤天害理’。”赵爱国摸了摸发白的头发，长叹一声。
 

        赵爱国说，父母是农民，用了他们能懂的大道理来教育孩子。也就是这一句话，让赵爱国引为做人之道。
 

        对赵爱国来说，童年就是不断寻找食物的过程。“当时的理想就是能吃饱饭。”说着，赵爱国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如今，赵爱国教育孩子的理念也变了。“孩子的童年要自己做主，但家长也要正确引导，不能强行干涉，也不能放任自流。”

 

王光辉 45岁 富平人 铁路工人
 

       王光辉下班了，穿着一件沾满油污的工作服，嘴上咂个烟卷。看见记者，他开口就说：“我不太懂理想这个东西，但我感谢我的父母，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我。”
 

      “在我们那个年代，童年还是比较快乐的。其实当时也不懂什么是快乐，现在回想起来，心里很温暖，全是草堆、树林、小河什么的。”王光辉说。
 

        在王光辉的童年记忆里，那个年代父母说的话是不能反驳的。“我从来没和我父母说过什么，特别是父亲。我记得小时候每次我和父亲说话都不超过十句，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王光辉口中的严父，如今已是和蔼可亲的七旬老大爷了。
 

        王光辉的父亲一直遵从着中国传统家庭“棍棒底下出孝子”的理念，小时候王光辉没少挨打。王大爷说：“我们那个年代不懂什么是教育，只知道孩子做的不对就打，再犯就再打，打到改为止。现在不一样了，我知道那种教育方式不对，但多年养下的习惯，一时也改不了。父亲就得有父亲的威严。”旁边，王光辉听着老父亲说的这些话，无奈地笑了笑，始终没有反驳。
 

       直到现在，和父亲说话时，王光辉依然显得小心翼翼。“我儿时的理想就是快快长大，当时条件不好，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父亲的工资，他靠着这份工资把我和哥哥养大。在那个年代有一个能挣工资的父亲，在小伙伴跟前我太有面子了。”王光辉捂着嘴大声笑了起来。
 

        如今，王光辉的孩子也17岁了，今年就要面临高考。谈起教育，王光辉说：“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和我儿子也没有很多话说。我尊重孩子的想法，他想干什么就去干吧，能考上就考，他读到哪里我就供到哪里。”

 

梁勇 27岁 安康人 湘潭大学在读研究生
 

        端午节快到了，梁勇专程从学校赶回了家。
 

        梁勇的父亲是一个乡村教师，母亲则是农村妇女。梁勇的成长，受了父亲太多的影响。在父亲画好的框架下，梁勇度过了此前的二十多年。
 

       “从小父母就给我设置了一个方向，在这个大方向下，我可以适当发挥自己的兴趣。但这一切都是以优秀的学习成绩为前提的。”梁勇说，在父亲的观念里，只有学习成绩好，才算是一个好学生，如果成绩不好，无论其他方面多么优秀，父亲都觉得那是不务正业。
 

        从小学到大学，梁勇一直遵循着父亲设定的轨迹，父亲希望他毕业后能成为一名教师。虽然心有不愿，但梁勇还是感觉父亲的设计没有错。
 

        在父亲的指挥下，梁勇上高中时学习格外努力，每次考试都在年级前三名。2007年高考时，梁勇发挥失常，成绩刚够二本线。父亲希望他放弃上大学，复读一年继续高考。“我爸说，一年不行就考两年，两年不行就三年，直到考上陕西师范大学或者西北大学，毕业后当一名老师。”2008年，梁勇第二次参加高考，但成绩依旧只够二本线，这次他放弃了再次复读。
 

         两次高考都失利，这对梁勇的打击很大，他变得沉默了，也不自信了。“我在家里是最大的孩子，在农村，家里人对老大的期望是最大的，这在无形中也给了我压力。我一直在努力，想着如何能得到家人的认可。”梁勇说，比较起来，弟弟就不同了。“我弟弟在家里的自主性大多了，拿高考来说，我弟要考体育特长生，我爸虽然不同意，但最后还是妥协了。放我身上，想都不敢想。”梁勇说。
 

        如今，梁勇考上了研究生，但他的性格还是有点软弱，自信心尤为欠缺。这和父亲在家里的权威性不无关系。“父亲好像从来意识不到我们心理的变化。他要我做个正直、踏实、与人为善的人，这些我都做到了。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他也造就了我现在这种软弱的性格。”梁勇说。
 

        说起自己的将来，梁勇说：“如果我有了孩子，我也会给孩子设计一个框架。但同时，我也会任由孩子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我会给孩子提供相应的物质保证，不会决定孩子看什么书，也不会强迫孩子考大学。”

 

王辰 23岁 榆林市靖边人
 

       “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大学再到工作，我的事情都是我父母一手安排的，我只有听从的份。”王辰说，在家里，父亲是最严厉的一个人。父亲决定的事情，没有一个人能改变，对王辰的教育也是如此，王辰从来没说过一个“不”字。
 

        王辰刚满六岁时，考虑到西安的教育条件好，父亲就把王辰一个人放到了西安的寄宿学校，生活方面全由老师来照顾。所以，王辰从小就缺乏安全感，每次母亲到学校看他，他都会抱着母亲嚎啕大哭。母亲割舍不下，毅然决定让王辰回到家乡读完了小学。
 

        小学毕业后，父亲又一次将王辰送往西安读初中。由于成绩不理想，王辰被分到了不好的班级。“由于榆林和西安的教学有差距，学习上我很吃力。我在家乡上小学时没学过英语，刚上初中时我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英语，而同班的同学都是打小就学习英语。”王辰说。
 

         初一到初二的两年里，王辰的成绩很差劲，父母就请来了家教老师。王辰每天除了上学，就是参加各种辅导班，如果不好好上课，回家还要挨父亲的打骂。“上了初三后，我实在跟不上课程，就又回到老家上学。”在这期间里，王辰也经历了人生第一次离家出走。“那次还是因为学习成绩问题，父亲二话没说就打了我几巴掌。那天晚上我就一个人跑了，跑了两天，后来还是我妈把我找了回来，我都没敢回家，直接去了学校。”王辰说。
 

        上哪所高中、大学学什么专业，父亲都选好了，从来没有征求过王辰的意愿。王辰不敢反对，因为他知道反对没有用。
 

        “父亲是一个特别细心的人，在他的观念里，只有学习好才能出人头地，任何兴趣爱好都是虚的，唯独学习好才是硬道理。”王辰说，自从上了高中后，他和父亲的沟通就越来越少，有时都躲着父亲，“有事情也不敢告诉他，有打算也不敢说”。
 

        “我从小就爱踢球，也有天赋，初中时我在全校都是数一数二的。那时候学习不好，我就想着发展足球，犹豫了两个星期，终于鼓起勇气告诉了父亲。我现在还记得父亲说的那句话——你想都不要想。”知道父亲的脾气，王辰再也没有跟父亲提起过这事，他的童年梦想从那时起就破灭了。
 

         王辰的性格有点内向，也有点孤僻，不愿意和别人打交道，这都是父亲给他造成的影响。“在家里我一直都是一个受众，从来没有做过传播者。”王辰一句话总结了他在家里的地位。
 

         如今，王辰在一家文化单位工作，他说，等他有了孩子，一定不会把父亲的教育方式用在自己孩子身上。“我深知这种教育方式对我造成的伤害，顺从孩子的天性应该是最好的教育方式吧。”王辰说。

 

刘毛毛 13岁 家住锦园小区
 

       29日，因为感冒刘毛毛请了一天假，可以不用去学校。早上六点半，闹铃准时响起，小姑娘嗖地从被窝里钻出来，大喊：“老李，我今天不用去上学吗？”
 

       老李，刘毛毛的爸爸，41岁。前段时间和女儿一起看了《爸爸去哪儿》，在女儿毛毛的提议下，“爸爸”变成了“老李”。
 

       这一声声的“老李”刘毛毛叫着还挺顺口。可老李有点抵触，时间长了，慢慢也就只能接受了。“也算一种教育方式吧，不管叫爸爸还是叫老李，都只是一种称谓。”老李认了。
 

       因为下午还要去医院检查，刘毛毛只能和记者说一会儿话。
 

       说起童年，刘毛毛露出两颗小虎牙笑嘻嘻地说：“童年就是好丢人的那段时光，学了三年舞蹈，其他小朋友都会劈叉，就我不会。”顿了顿，小家伙咯咯笑了几声后说，“我的童年就是上完这个兴趣班，再上那个兴趣班，一点都不好玩，而且老妈还常给我摆脸色。”
 

        童年应该是什么样的？刘毛毛捂了捂嘴说：“老李说他小时候学校为了提倡节约，要学生们交牙膏皮和废报纸。我去乡下姥姥家时，很多小朋友围在一起玩泥巴，还开那种商店假装卖货，钱是用纸画的，可好玩了。”
 

        旁边的老李赶紧插话说：“其实我们家的教育还算开明，我小时候很快乐，但女儿的童年多少有些不幸，我和她妈把我俩的意志过多地加在孩子身上。娃四岁时，我们强制给她报了舞蹈班，五岁时又给她买了电子琴，后来还报了绘画班。这些没一个她喜欢的，每次去上课都是连哄带骗，她累我们也累。”
 

        家里一般谁做主？刘毛毛马上举起了小手：“我们家现在我说了算，老李特别听我的话。有一次我在家读古文，我妈嫌我跪在地板上看。然后我们就讨论了一下读古文时应该站着还是跪着，我觉得老李和我妈的说法都不对，我觉得应该抱着爆米花读，因为古人作诗时还喝酒呢！”
 

        刘毛毛接着说：“后来老李和老妈觉得我说的有道理，老妈还给我道歉了，再后来我妈说只要我理解了古诗，不管是坐着理解还是跪着理解，都行。”
 

        老李说，以后只要是女儿能做主的事，他和妻子都不会干涉了，“我们已经把过多的意志加在她身上，她的童年是残缺的，以后只要她开心，我们放开手让她去闹。” 

 

记者手记
 

         从父母拒绝为男孩买喜欢的书，到日前西安跳楼身亡的女研究生，从对孩子兴趣爱好的压制，到对孩子心理疏导的忽视，一出出悲剧不断冲击着中国式家庭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在这种冲击下不断摇晃，但依然未倒。
 

        中国大多数家长愿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他们不顾孩子生理和心理的发育规律，盲目实施超前教育，“拔苗助长”，甚至“棍棒教育”。
 

        中国式的家庭教育出来的孩子，不论从自理能力、自我思考能力，还是创新思维能力都往往有所欠缺，孩子甚至在性格方面也会出现缺陷。教育家陶行知说：“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中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然而中国的教育向来以孩子听话与否为标准，父母却从未听过孩子到底想要什么？
 

        我们一直在思考中国式家庭教育，也在试图改变这种教育模式，但成果甚微。在悲剧发生后，我们有的却只是惋惜，在惋惜后思考，但却未有改变。
 

        在教育孩子中，家长们多重视孩子的天性，多给孩子一些自由的时间。在这些时间中，孩子们学会忍让、宽容、合作等人际交往的优良品质。在孩子的玩耍和游戏中家长有意识地培养其学习兴趣，而不是违背孩子成长的发展规律，管束过严，结果只能与家长的愿望相反。与此同时，家长们本身要注意树立积极健康向上的人生价值观和健康高雅的兴趣爱好，以给孩子们提供模仿的榜样。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 张洋、凤晨、范启彬采写 （另：大秦网赵崇霖对稿件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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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