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高考教材”《开成石经》》秘闻

又到一年高考时，莘莘学子们手捧高考教材，“复习练兵”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考。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在我国古代，“高考教材”不是纸印的，而是镌刻在巨大石碑上的石经。
走进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第一展室，仿佛进入了一个巨大的石碑阵。这里矗立着114块高大宽厚、气势恢弘的石碑，上面镌刻的是一整套中国儒家经典。这就是西安碑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开成石经》。唐时，由于当时的印刷技术不发达，与考试有关的儒家经典专著供不应求，很多人只能用传抄的方式来记录这些名著，很容易造成各种混乱和大量笔误，也影响了科举考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当时的朝廷之所以兴师动众地做了这么浩大的一个“文化工程”，其目的也是为了保证经典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所以有人说，《开成石经》是中国最早的“高考教材”。
《开成石经》刻于唐文宗开成一年，也就是公元837年，由114块巨大的青石组成，每块石碑有两米多高，碑上共线刻了 65.0252万个字，内容包括了中国古代儒家最重要十二部典籍，它们分别是《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孝经》、《微语》、《尔雅》，而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当时的陕西地方政府在十二部典籍中又补刻了《孟子》一书，于是，儒家十三经的石刻便得以完整地体现在西安碑林中。它们依次序整齐地排列在一起，在整个碑林中显得气势恢弘、规模庞大。
《开成石经》的书法是典型的唐楷，也是当时官方文字的标准字样，因此虽然是由许多人共同抄写完成，但书体风格却保持一致，整齐而严谨，完全是从初唐大书法家欧阳询的书体脱胎而出，这种书体后来又发展成为了雕版印刷字体的主流。《开成石经》的价值所在，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在封建时代的学校的模式之下，它作为一个文献上的重要的典籍，是必读的课本。在中国古代是要通过科举考试，来步入仕途，那么，《开成石经》所包含的这些经典的内容，就是旧式教育里面学生需要背诵的内容。在科举考试当中都是从这些经学的内容里面出题。所以，它在文献学的意义上价值非常大。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七次大规模的刊刻儒家经典的工程，每一次刻经都工程浩大，费时数年，举一国之力才能最终完成。在唐朝刊刻《开成石经》以前，东汉和曹魏两朝曾分别刊刻过《熹平石经》与《正始石经》，但随着战乱和朝代的更替，这两套石经不是被毁，就是被当作建筑石料，已所剩无几。特别是到了唐朝开元年间，石经已被毁弃大半，保留下来的不到十分之一。而这七次所刻的石经，除了最后一次刊刻的《乾隆石经》由于年代较近，至今完整地保存在北京国子监外，只有这部《开成石经》年代最久，经历千年风雨，依然完好地保存下来。
唐武德元年即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渊开始建立的唐王朝，是一个国家繁荣昌盛、气象升平的朝代。那时儒家学说在唐朝历代君主的重视与支持下得到了复兴，一大批儒士文臣们又动起了刻经的念头。可是谁也没想到，石经还没开始镌刻，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就爆发了。其后兵戈连年、世事不宁，刻经之事也不得不搁置了下来。直到唐文宗大和四年，也就是公元830年，才由翰林学士郑覃重新提出刻经的建议。
一天，翰林学士郑覃的府中十分热闹，原来，郑覃与他的好友、当朝丞相李德裕等官员正在家中摆宴饮酒、吟诗作赋。席间，郑覃忽然向李德裕说道：“丞相，吾等都自称是至圣先师孔夫子的传人，却实在是愧对了往圣先贤啊!”李德裕听完不禁诧异，问道：“贤弟何出此言?”郑覃接着说：“自前朝《熹平石经》与《正始石经》毁弃以来，儒家的典籍就再也没有被重新刊刻过，以至于民间的抄本都是以讹传讹，错误百出，长此以往恐怕儒家的真谛就要失传啦。”
丞相李德裕听完郑覃的一番说辞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当他听说郑覃想要向皇上进言，重新刊刻儒家经典时，马上表示同意和支持。随后，郑覃向文宗皇帝李昂呈递了奏折，很快便得到了皇帝的赞许。然而，就在郑覃准备好各种事宜，踌躇满志地准备刊刻石经之时，却因受到当时朝廷党派之争的波及，被罢官革职。这样，刻经之事又一次搁了下来。时光流转，转眼间过去了3年，到了公元833年，刻经之事才开始又有了希望。因为这一年郑覃又被官复原职，并受文宗皇帝之命，重新开始筹备刊刻石经的各项事宜。
又过了4年之后，即公元837年，也就是唐文宗开成二年，《成石经》终于得以刻成，因为是开成年间所刻，故称《开成石经》。就被放置在都城长安的国子监中，供读书人学习、研究之用。同时，《开成石经》作为全国最具权威的儒家典籍的范本，供人拓印传录。但是，经过安史之乱之后，此时的大唐帝国早已不复往日的辉煌，朝廷内部腐朽不堪、政权摇摇欲坠，只过了几十年，便彻底土崩瓦解。从此，中国开始陷入五代十国分裂战乱之中。而刚刚刊刻不久的《开成石经》也和古老的长安城一起，面临着历史风暴的冲击。
说到《开成石经》，就无法绕过一个人，他就是曾驻守长安的将军韩建。
韩建是唐末及五代将领。天祐元年（公元904年）朱温挟逼昭宗迁都洛阳，“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昭宗迁都后，朱温奏请以长安为佑国军城，徙洛阳佑国军驻长安，以韩建为佑国军节度使、京兆尹。韩建率军抵达长安，长安城已是一片瓦砾废墟，当他面对已经被焚毁得不成样子的长安时，为了驻军和防守方便，决定实施改造计划。唐朝的长安城本来由内向外分为宫城、皇城、外城三道城墙，而韩建却把皇城的城墙作为了新的外城城墙，这样就大大地缩小了长安城的范围和面积。如此一来，原本放置在皇城以外的《开成石经》，就被孤立在了断瓦残垣的荒野之中。
看到石经裸露荒野，面临着被劫掠毁坏的危险情景，长安城中德高望重的儒生们心急如焚。于是，集体求见韩建，希望把石经保护起来。但同时，他们的心里也直犯嘀咕，这韩建是个武夫，从来只懂得带兵打仗，大字都不认识一个，他会懂得石经的宝贵，并同意迁置入城吗?这几个为《开成石经》请命的儒生，尽管有着满肚子的疑问和不确定，却也不得不这么做了，因为保护《开成石经》已是刻不容缓。
“大敌当前，这件事可以暂缓再办。”当有人提到应该马上把《开成石经》迁入城内的时候，韩建似乎有意推脱。见此状况，长安城中最有名的儒生尹玉羽开口说道：“将军此言差矣，想我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正是靠这些前人的成果才代代相传。此刻大敌当前，恰恰应该赶紧加以保护，否则一旦遭到兵戈涂炭，悔之晚矣。而且对于将军您来说，保护石经是大功一件，毁坏石经，可是一大罪过。”
韩建沉思良久之后说：“尹儒生的话说得好，你们保护石经的心情我也知道，其实这个问题我早已想过，石经孤悬城外，确实很危险，今天尹儒生的一番话，使我下了决心。请大家放心，我一定马上安排，尽快把石经搬运进城。”儒生们听了韩建这样说，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后来，韩建果然派出一队兵丁，陆续把《开成石经》运进新的长安城内。但是不到一年，石经还没有来得及全部运进城里，韩建就失利被赶出了长安城。幸运的是，后来驻守长安的另一位将军刘寻，也十分重视《开成石经》，在他的努力下，石经终于全部被运进了新的长安城中。
《开成石经》再造中国版的《圣经》
时光荏苒，到了北宋崇宁二年，也就是公元1103年，《开成石经》被运进了“府学北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碑林所在地，妥善加以保护。其后，碑林中收集的石刻碑文越来越多，西安碑林也才由此而生。《开成石经》虽然刻立在唐文宗的开成二年，但是经过几次的迁移之后，最后落脚现在西安碑林的时候，实际就是西安碑林历史的一个源头。今天矗立于西安碑林之中的《开成石经》，共计114石，每座石碑高216厘米，宽83-99厘米不等，这些石碑比肩连接、绵延百米，两端有石柱夹护，俨然一道森严的碑石之林。
为了弘扬和传承优秀的历史文化，去年6月,陕西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合作交流项目推介会在北京举行，陕文投文仿公司与国家文物出版社及西安碑林博物馆就《开成石经》大型典藏项目合作开发事宜达成一致出版协议。
“再造《开成石经》这一文化项目具有深远的历史文化意义。”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黎荔说，由于唐代当时的印刷技术不发达，加之传抄方式形成各种混乱和大量笔误，《开成石经》便成为古代士子研习经典的语言文字规范。作为经典典籍其装帧设计必须突出一个“正”字，体现与配合经典中折射出的“合乎礼法”的意义。《开成石经》在形式上有自己独特的地方，那就是改变了以往刻碑一行直下的方式，采取每石8列，分段书写的方法。这样的形式有利于拓印之后，装成册卷，可以说和当时印刷术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开成石经》不仅在碑刻史和书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且为后人研究儒家典籍，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版本，是一件弥足珍贵的国之重宝。
“由于1556年关中大地震造成石经断裂，完整的拓本已经很难找到，目前碑林博物馆出具的拓本属于关中段氏‘翰墨堂’收藏的民国精品拓本，从拓本的完整度到装帧都为上品，因而保证了《开成石经》资料的准确性和权威性。”西安碑林博物馆书记强跃说，《开成石经》这套影印册的出版，无疑有利于中华原典的保护和传承，对西方而言这将是中国版的《圣经》，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文化符号。
文/图本报记者赵争耀
编辑: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