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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亲情是陪伴
2014-5-10 9:01:00 来源：三秦都市报 进入论坛
透过铁丝网，园内几株月季悄然开颜。距此地不到400米处，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建筑群之一的大明宫。昨天下午，记者经陕西省监狱管理局允许，来到陕西省女子监狱，采访了
一位服刑人员。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对她进行了采
访，听她讲述自己的忏悔和反思。
“号服”是浅蓝色，上面挂着她的照片——那是一张精致的脸，漂亮、温和。如今，37岁的她已经有了白发和厚厚的眼袋。李虹执意要把最上面的一颗扣子也扣上，服刑9年留下的印记，还包括接受采访时的习惯性立正。
我问李虹，如果不贩毒，你是一个合格的母亲吗？她回答说，不是。
“想挣钱，想给儿子一个衣食无忧的未来。”这话，听着没错，但是，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有太多比钱更重要的东西，比如尊重，比如引导，比如心灵陪伴。湖南卫视热播的《爸爸去哪儿》曾引发关于亲子教育的讨论，其实，孩子需要的是父母在孩子生命成长中积极陪伴，见证孩子成长的每个过程——这段亲子共处的时光，都将是他们人生路上最值得追忆的往事。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才常常会有感恩的心，会有敬畏心和善良心。
遗憾的是，她显然没有这种意识。在母亲和儿子最需要她的时候，她在监狱中度过，直到她的罪行在这里得到救赎。
4岁时，李虹的父母离婚了。虽然被判给了母亲，但她仍被送到爷爷家，和两位老人一起生活，这是典型的“军人家庭”。李虹的爷爷年轻时是红军，家教很严。“吃饭时不准说话，坐姿要正，不准打骂人。”那时，父亲重新组建了家庭，母亲独自一人南下做生意。她开始变得懂事，“我可乖，可听话。”她说，对于一个单亲孩子，母亲不在身边，只有乖，才能不挨打。即便如此，她从来没有责怪过母亲。
在她看来，她一直都是母亲的累赘，“如果没有我，或者不必考虑照顾我，我妈肯定早就改嫁了，过得也能轻松些。而不是天南地北地跑，忙着挣钱。”也许是母亲觉得亏欠，李虹说，从小到大，只要开口要钱，不管多少，母亲都会满足。她从小就学会了看人眼色行事。这些性格特质让她深受家人宠爱和老师欢迎。加上她身材苗条，长相甜美，尤其是歌唱得好，很快就成为学校的文艺骨干——那正是最好的年华，她笑容灿烂，自信骄傲。
让她骄傲的还有学习成绩。“我算是聪明的孩子，一点就通，初中时，语文、英语和体育都很棒。”回忆起久远的初中生活，她笑了笑，“那时，真的是天真无邪，无忧无虑。”1989年，母亲从广州回来，从爷爷家接她回家，那一年，她12岁。她有了追求者，“有递纸条的，有请看电影，也有请滑旱冰的。”她似乎游刃有余，且无比享受这份虚荣。初三时，表哥带她去南大街的“福康夜总会”玩，灯红酒绿的生活吸引了她，“我要当模特。”初中毕业，她辍学回家，1994年，只身一人前往广州。这座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城市，盛满了这个17岁女孩的梦想和野心。
李虹清楚的记得，第一次吸毒时的情景。“我有次牙疼，当地的一个朋友让我吸海洛因。”这是她第一次听到“海洛因”三字，“我只知道这是毒品，不知道会让人上瘾。”一切都因愚昧和好奇。第一次吸食后，李虹一发不可收，她开始上瘾，最多时，一天抽了三次，每月仅用来买毒品的钱就高达两三万元。好在她经营的服装生意不错，她小心翼翼地保管着这个秘密，一直到结婚以后。
婚后，她有了儿子，丈夫和儿子在西安生活，她留在广州做生意——她很清楚，留在这里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毒品多，熟人少，方便。”此时，身为母亲的她并不是不牵挂儿子。事实上，她一直试图寻求一种平衡：既能挣钱买毒品，又能攒钱给儿子最好的生活。这显然是个无解的恶循环。毒瘾越来越大，她已经捉襟见肘，顾不上每月给儿子寄钱，“后来我开始‘以贩养吸’，这个来钱太快了，几分钟，十几万就到手。”在广州进货，回西安售卖，她成了很多毒贩子口中的“大姐”。2005年3月，她在西安洒金桥的家中前往南小巷附近取货。这是一桩大买卖，仅海洛因就有800多克。货刚到手，她被守候在此的警察抓获。强制戒毒后，她被判处死缓。但为时已晚
“进监狱后才知道，警察早就跟踪我了。”她显得有些尴尬，很不自然地笑了笑，“后悔了。”她刻意扭过头，避开记者镜头说，“太迟了。”2012年4月，李虹的母亲带着15岁的儿子来女子监狱看她——此时，她和儿子已经整整7年没有见面。“我根本认不出儿子了。”她没有想到，一心想着挣钱，想着给儿子一个衣食无忧的未来，竟然以这样一幕收场。在会面的半小时内，她没有停止过哭。“我出事后，我妈一直骗我儿子，说我在外地演出。”她说，从儿子出生到他长大成人，她陪在儿子身边的时间少得可怜，“儿子三岁那年，我从广州回西安看他，他看见我，像看见一个陌生人，不叫妈，一个人坐在床上玩气球。”
同样，她终于有时间看看自己的母亲了。“我妈老了，年轻时离婚，一个人把我带大，老了老了，唯一的女儿进监狱了，一个人孤苦伶仃。”李虹说到这儿情绪激动，她用手捂着脸，眼泪流下来：“我常想，如果我的孩子像别人一样，有爸爸妈妈的陪伴，那才是真的幸福。作为一个母亲，我不会做饭，也从没给孩子炒过一次他爱吃的菜；我不知道孩子喜欢听谁的歌；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喜欢的姑娘。从小学到中学，甚至到以后的工作、结婚，孩子每次重要的转折，我都不在他身边，我这个当妈的，只是比死人多喘口气。”
她从椅子上斜下去，好像头把整个身子都拉弯了。很快，她捂着脸，腰弯得要蹲在地上，哭出声来，“我没脸告诉儿子真相，我骗他，骗他说我开车撞了人。”如果能减刑出狱
监狱有两大功能，一是惩罚，二是改造。服了9年刑，警察都知道李虹，“就是那个开朗、外向而且刚强的”。只有这一次，她肆无忌惮地哭出声来，“我变得脆弱，一想到儿子就哭，一想到母亲就哭。”每月一次的亲子见面，俨然成了这种情感的排泄口。母女俩见面，从一开始的哭哭啼啼，到后来成为彼此鼓励。李虹的母亲今年已经65岁，每次来探视，总是笑着报喜不报忧，总是鼓励她好好改造，争取减刑。“上苍如怜悯，就让我妈多活几年，让我尽尽孝心。”
“我妈说我瘦了，我就说我在减肥；我妈问我怎么穿这么少，我就说这样穿好看。”此时的她似乎明白，作为母亲，最希望看到的，仅仅是自己的孩子平安和健康。
对自己，她也进行过深刻的反思和忏悔。她说，她爱慕虚荣，任性贪玩，没有责任心，加上法律意识淡薄，不是一个称职的妈，更不是一个称职的女儿。“我小时候就没有和母亲一起生活，后来我又把儿子交给母亲带，这两个我生命中最珍贵的人，我给予他们的太少太少。”她害怕想将来的生活，只想如果能减刑出狱，她就搬回母亲家住，安安心心生活，给母亲送终，陪儿子长大。
文/本报记者宋雨霍长吉实习生丁思琦图/本报记者丁聘
编辑:秦人
一位服刑人员。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对她进行了采
访，听她讲述自己的忏悔和反思。
“号服”是浅蓝色，上面挂着她的照片——那是一张精致的脸，漂亮、温和。如今，37岁的她已经有了白发和厚厚的眼袋。李虹执意要把最上面的一颗扣子也扣上，服刑9年留下的印记，还包括接受采访时的习惯性立正。
我问李虹，如果不贩毒，你是一个合格的母亲吗？她回答说，不是。
“想挣钱，想给儿子一个衣食无忧的未来。”这话，听着没错，但是，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有太多比钱更重要的东西，比如尊重，比如引导，比如心灵陪伴。湖南卫视热播的《爸爸去哪儿》曾引发关于亲子教育的讨论，其实，孩子需要的是父母在孩子生命成长中积极陪伴，见证孩子成长的每个过程——这段亲子共处的时光，都将是他们人生路上最值得追忆的往事。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才常常会有感恩的心，会有敬畏心和善良心。
遗憾的是，她显然没有这种意识。在母亲和儿子最需要她的时候，她在监狱中度过，直到她的罪行在这里得到救赎。
4岁时，李虹的父母离婚了。虽然被判给了母亲，但她仍被送到爷爷家，和两位老人一起生活，这是典型的“军人家庭”。李虹的爷爷年轻时是红军，家教很严。“吃饭时不准说话，坐姿要正，不准打骂人。”那时，父亲重新组建了家庭，母亲独自一人南下做生意。她开始变得懂事，“我可乖，可听话。”她说，对于一个单亲孩子，母亲不在身边，只有乖，才能不挨打。即便如此，她从来没有责怪过母亲。
在她看来，她一直都是母亲的累赘，“如果没有我，或者不必考虑照顾我，我妈肯定早就改嫁了，过得也能轻松些。而不是天南地北地跑，忙着挣钱。”也许是母亲觉得亏欠，李虹说，从小到大，只要开口要钱，不管多少，母亲都会满足。她从小就学会了看人眼色行事。这些性格特质让她深受家人宠爱和老师欢迎。加上她身材苗条，长相甜美，尤其是歌唱得好，很快就成为学校的文艺骨干——那正是最好的年华，她笑容灿烂，自信骄傲。
让她骄傲的还有学习成绩。“我算是聪明的孩子，一点就通，初中时，语文、英语和体育都很棒。”回忆起久远的初中生活，她笑了笑，“那时，真的是天真无邪，无忧无虑。”1989年，母亲从广州回来，从爷爷家接她回家，那一年，她12岁。她有了追求者，“有递纸条的，有请看电影，也有请滑旱冰的。”她似乎游刃有余，且无比享受这份虚荣。初三时，表哥带她去南大街的“福康夜总会”玩，灯红酒绿的生活吸引了她，“我要当模特。”初中毕业，她辍学回家，1994年，只身一人前往广州。这座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城市，盛满了这个17岁女孩的梦想和野心。
李虹清楚的记得，第一次吸毒时的情景。“我有次牙疼，当地的一个朋友让我吸海洛因。”这是她第一次听到“海洛因”三字，“我只知道这是毒品，不知道会让人上瘾。”一切都因愚昧和好奇。第一次吸食后，李虹一发不可收，她开始上瘾，最多时，一天抽了三次，每月仅用来买毒品的钱就高达两三万元。好在她经营的服装生意不错，她小心翼翼地保管着这个秘密，一直到结婚以后。
婚后，她有了儿子，丈夫和儿子在西安生活，她留在广州做生意——她很清楚，留在这里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毒品多，熟人少，方便。”此时，身为母亲的她并不是不牵挂儿子。事实上，她一直试图寻求一种平衡：既能挣钱买毒品，又能攒钱给儿子最好的生活。这显然是个无解的恶循环。毒瘾越来越大，她已经捉襟见肘，顾不上每月给儿子寄钱，“后来我开始‘以贩养吸’，这个来钱太快了，几分钟，十几万就到手。”在广州进货，回西安售卖，她成了很多毒贩子口中的“大姐”。2005年3月，她在西安洒金桥的家中前往南小巷附近取货。这是一桩大买卖，仅海洛因就有800多克。货刚到手，她被守候在此的警察抓获。强制戒毒后，她被判处死缓。但为时已晚
“进监狱后才知道，警察早就跟踪我了。”她显得有些尴尬，很不自然地笑了笑，“后悔了。”她刻意扭过头，避开记者镜头说，“太迟了。”2012年4月，李虹的母亲带着15岁的儿子来女子监狱看她——此时，她和儿子已经整整7年没有见面。“我根本认不出儿子了。”她没有想到，一心想着挣钱，想着给儿子一个衣食无忧的未来，竟然以这样一幕收场。在会面的半小时内，她没有停止过哭。“我出事后，我妈一直骗我儿子，说我在外地演出。”她说，从儿子出生到他长大成人，她陪在儿子身边的时间少得可怜，“儿子三岁那年，我从广州回西安看他，他看见我，像看见一个陌生人，不叫妈，一个人坐在床上玩气球。”
同样，她终于有时间看看自己的母亲了。“我妈老了，年轻时离婚，一个人把我带大，老了老了，唯一的女儿进监狱了，一个人孤苦伶仃。”李虹说到这儿情绪激动，她用手捂着脸，眼泪流下来：“我常想，如果我的孩子像别人一样，有爸爸妈妈的陪伴，那才是真的幸福。作为一个母亲，我不会做饭，也从没给孩子炒过一次他爱吃的菜；我不知道孩子喜欢听谁的歌；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喜欢的姑娘。从小学到中学，甚至到以后的工作、结婚，孩子每次重要的转折，我都不在他身边，我这个当妈的，只是比死人多喘口气。”
她从椅子上斜下去，好像头把整个身子都拉弯了。很快，她捂着脸，腰弯得要蹲在地上，哭出声来，“我没脸告诉儿子真相，我骗他，骗他说我开车撞了人。”如果能减刑出狱
监狱有两大功能，一是惩罚，二是改造。服了9年刑，警察都知道李虹，“就是那个开朗、外向而且刚强的”。只有这一次，她肆无忌惮地哭出声来，“我变得脆弱，一想到儿子就哭，一想到母亲就哭。”每月一次的亲子见面，俨然成了这种情感的排泄口。母女俩见面，从一开始的哭哭啼啼，到后来成为彼此鼓励。李虹的母亲今年已经65岁，每次来探视，总是笑着报喜不报忧，总是鼓励她好好改造，争取减刑。“上苍如怜悯，就让我妈多活几年，让我尽尽孝心。”
“我妈说我瘦了，我就说我在减肥；我妈问我怎么穿这么少，我就说这样穿好看。”此时的她似乎明白，作为母亲，最希望看到的，仅仅是自己的孩子平安和健康。
对自己，她也进行过深刻的反思和忏悔。她说，她爱慕虚荣，任性贪玩，没有责任心，加上法律意识淡薄，不是一个称职的妈，更不是一个称职的女儿。“我小时候就没有和母亲一起生活，后来我又把儿子交给母亲带，这两个我生命中最珍贵的人，我给予他们的太少太少。”她害怕想将来的生活，只想如果能减刑出狱，她就搬回母亲家住，安安心心生活，给母亲送终，陪儿子长大。
文/本报记者宋雨霍长吉实习生丁思琦图/本报记者丁聘
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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