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曾出土千年石兽 或源于李冰治水

“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桥下，二枚在水中，以厌(压)水精，因曰犀牛里。”

——据《蜀王本纪》

“(李冰)外作石犀五头以厌(压)水精，穿石犀溪于江南，名曰犀牛里。后转置犀牛二头;一在府市市桥门，今所谓石牛门是也，一在渊中。”

——据《华阳国志·蜀志》

2010年，天府广场的钟楼拆除，它带走了一代人的记忆，也带来了其下深埋石兽的重见天日。去年年初，考古人员在钟楼原址发掘出的“千年石兽”轰动全国。如今，它在金沙遗址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里享受“深度保养”，以使被土壤盐分侵入的身体保持稳定。明年，它就将作为镇馆之宝入住新落成的成都博物院。

早有传说

“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电讯大楼(即钟楼)时，掘得一石狮，则苑之瑞兽门当在斯地”

其实，早在40年前，天府广场钟楼修建之初，这头石兽就曾短暂“现身”。根据《成都城坊古迹考》的记载，“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电讯大楼(即钟楼)时，掘得一石狮，则苑之瑞兽门当在斯。”当时，多名老人曾回忆，在1971年～1973年间，电信大楼施工前期挖地基、建地下室期间，曾发现石兽。一名叫车凡英的老人曾是四川省建筑工程总公司的施工技术员，负责电信大楼设计施工。他回忆，当时挖开了一个直径2米的大坑，见一“动物”四脚朝天，“仔细辨认一下，是只石象。”

今年93岁的苟治平告诉记者，自己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一名考古队员，也是这头石兽的“目击证人”。上世纪70年代，钟楼开建后，文管部门曾接到工地报告的情况，苟治平到现场勘查。苟老说，由于当时并未将这块石头全部刨出，只看得到局部，无法准确判断是何动物。当时文管部门曾有将石兽发掘出来的打算，不过由于工程技术条件的限制，加之工地方工期较紧，只得深埋回填。石兽就此被钟楼的基桩压在地下。这头埋藏于天府广场东北侧的石兽，也成为苟老心头的牵挂。

当年的施工队原助理工程师王顺清表示，1971年修建钟楼地下室时，他和几名同事挖出了一匹两米多高的石马。“石马”头朝南尾朝北，“马”身两米多长，后被回填。原工艺设计负责人林昌海称，当时地基桩一般都要向地下打七八米深，但石兽所在处只能打4米左右，就再也打不进去了。由于石兽“鼻子很长”，他推断是一只和真象差不多大的石象。

据悉，目前国内大部分考古发掘均属于抢救性发掘，而在考古力量未达到要求时，一般会将文物回填以待来日，比如金沙遗址博物馆里大量仍被填埋的象牙就是依照此原则。

单霁翔现场查看

“(石兽)实际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中国雕塑史”

去年初，石兽完全从土中翻身而出，露出了清晰的轮廓：长3.3米、宽1.2米、高1.7米，重8.5吨。石兽身体的一侧，雕刻着清晰的卷云纹，分别分布在头顶、腮边、前蹄上部以及后臀处，背上有几十处坑洼，每个约一元硬币大小，疑似文字。

成都博物院院长王毅告诉记者，石兽是比较早的圆雕石刻，这种圆雕石刻在中国发现极其罕见，可能是迄今为止四川发现的最早的大型圆雕石刻。出土之时，前国家文物局局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曾现场查看并感叹：“(石兽)实际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中国雕塑史。”

石兽发掘所在地四川大剧院考古工地位于成都市天府广场东北侧，西临人民中路一段，东临东华门街，南临蜀都大道人民东路段，北临四川省煤监局家属楼。据史料记载，这一地带在历史上曾属秦汉以来大城的范围，亦为明代蜀王府皇城的东南隅，历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2008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对天府广场西侧的成都博物馆新址用地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出大量的先秦至明清时期文化遗迹与遗物;2010年，天府广场东南侧又发现了两件与汉代成都官学有关的石刻功德碑。上述发现情况充分表明，现在的天府广场及其周边是成都市区古代文化堆积最为丰厚的区域之一。

李冰治水

“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五犀牛”

目前，专家们倾向认为，石兽跟李冰治水有关系。据《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蜀志》等史料记载，秦朝的蜀守李冰在修建都江堰时，曾经下令雕刻了5只石犀，两头运到了成都，另外3头则在灌县的江中。5只犀牛其实是水则即古代衡量水位的水尺，同时也是镇水石神。唐代杜甫也曾写诗：“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五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滥不近张仪楼。”

王毅也表示，石兽与李冰治水紧密相关，“成都发展历史就是与洪水的斗争史，成都因水而困、因水而兴。”

王毅说，在金沙遗址考古时，就发现了竹笼落石治水的遗物，文献记载李冰制作五尊石犀镇水，是古代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时候，为抵御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而寻求的精神寄托，“是当时科技和宗教的结合，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

其他猜想

“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谁能识得破，买来半个成都府”

在民间，对于石兽身份的猜想却层出不穷。以下两种观点最具代表性：

2010年，成都作家谢天开曾在个人博客上提及，天府广场钟楼脚下，曾有一头早在37年前就已经发现的唐代石兽。他发现，在《成都城坊古迹考》中有相关记录：“建房后修建电讯大楼时，掘得一石狮，则苑之瑞兽门当在斯地。”电讯大楼即拆除的钟楼，而“苑”即宣华苑，属五代时环绕成都市中心的著名系列宫殿。他推断，文中所说的石兽应可追溯到唐代。

四川省文史馆馆员冯广宏曾参与《成都城坊古迹考》2006年再版修订。他曾根据多年从事文史研究的经验推测，钟楼下的这头石兽可能是用于镇水的石犀、石牛，也可能是旧时宫廷门前的瑞兽。冯广宏称，自五代以来，成都的中心城区遭受过两次重大毁坏，一次是宋末元初蒙古兵进城时造成的毁坏，一次则是明末清初张献忠“入川屠蜀”。冯认为，相较于前一次，“入川屠蜀”带来的破坏更为彻底。钟楼脚下的这头石兽，有可能就是在那时被埋于地下的。

在成都民间，有关于张献忠“江中沉宝”的故事。“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谁能识得破，买来半个成都府。”钟楼脚下的那尊石兽，是否也与此有关?随着石兽出土，谜团或将被解开。

(曾灵 综合)

鉴宝

成都博物院汉代石碑

看点：出土于天府广场东御街地下人防工程里的两块汉代石碑形状怪异：石头有四个角，还是翘起的，上边还有均匀的錾子纹路，刻着工整的文字……较大的大碑上，碑文末段提及“元嘉有二仲□”，专家将“元嘉有二”解读为“东汉元嘉二年”，而“仲□”则可能是“仲夏”或“仲秋”。元嘉二年也就是公元152年，时值汉桓帝刘志在位。而在较小的一块石碑上，落款处“本初元年六月下旬”字样十分清晰。本初元年系公元146年，也就是说，两块石碑中，较小的一块碑距今已有1864年。

价值：较大石碑的碑文以“巍巍大汉”开篇，专家解释这有一种表功意味。而在内文中，“四世遵统”、“内任公辅、外宣藩国”等文字，也显示出碑文记述的主人公身世显赫。而且，两块碑的碑文上均有朱砂覆盖。成都博物院院长王毅说，这是他20多年的考古生涯中遇到的最令人兴奋的汉代考古发现。虽然碑文内容尚有待组织专家进行科学系统地解读，但目前基本可以判定，这两块石碑是出现在庙堂等处的记功碑，与当时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