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日索赔首批慰安妇最后一位含恨离世(图)

出殡 家属抱着李秀梅老人的遗像

　　等待19年

　　1995年，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拉开序幕，第一批起诉者共有4位，分别是李秀梅、刘面换、陈林桃、周喜香。1996年7月，山西大娘李秀梅来到日本东京，第一次“人证到庭”。4月10日，李秀梅因脑梗离世，享年87岁。作为中国对日索赔首批慰安妇中的最后一位老人，19年过去，她终究没能等到期待已久的那一声道歉。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潘媛 发自山西盂县

　　不是要日本政府赔得倾家荡产，只是需要一个正视历史的态度，道歉的态度，哪怕只赔上一个日元就行。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

　　山西盂县西烟北村东北角上，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院里一棵杏花树，与隔壁的另一棵隔着矮矮的土墙相望。只不过，隔壁还繁花似锦，这棵已经凋零了。

　　4月10日，87岁的李秀梅在这座小院里离世。老太太的一儿三女操办了一场在当地算得上相当风光的白事，一连7天，到4月18日第八天才出殡。

　　乍看上去，这就是一场普通的北方农村丧事。特殊在于院墙堆放的花圈中的两只。一只写着：沉痛哀悼李秀梅大娘，苏智良陈丽菲敬挽。另一只写着：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敬挽。

　　苏智良，上海师大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陈丽菲是他的夫人，也是这方面的学者。在苏陈二人还在太原匆匆赶往盂县的路上时，盂县西潘乡的退休教师张双兵已经帮他们买好了花圈，挽联上的字，也是他亲手写上去的。在以往的媒体报道中，张双兵是“中国慰安妇民间研究第一人”。

　　李秀梅是1995年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诉讼团第一批老人中的最后一位，如今她也离开人世。19年间，和她一起起诉日本，要求索赔的其他三位老人均相继去世。19年过去了，她没有等到还她公正的日子的到来，含恨离去。

　　诉讼

　　三次被驳回 她含恨离世

　　1995年，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拉开序幕，第一批起诉者共有4位，分别是李秀梅、刘面换、陈林桃、周喜香

　　4月2日，张双兵还坐着一天只有一班的面包车，从自己住的羊泉村到北村看望李秀梅。这样的路线，每隔两三个月就要走上一次，张双兵已经走了12年。

　　1992年7月，张双兵第一次见李秀梅。那时他做慰安妇调查已经十年。当年的“盖山西”侯冬娥(中国大陆地区第一位递交材料控诉日军侵华期间性暴力侵害的女性)和李秀梅认识，并把她介绍给张双兵。

　　张双兵花了十年时间才说服侯冬娥讲出自己的遭遇。但李秀梅不同，在张的眼里，这是一个“开朗，活泼，身体又好”的老太太。她第一次见面就把自己当年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张双兵。

　　1995年、1996年、1998年，山西受害女性分三批共十六人，委托日本律师在日本向日本政府提出起诉，要求日本政府向受害者公开谢罪，赔偿每人2000万日元。李秀梅是第一批起诉人。

　　1993年，张双兵第一次把李秀梅带出盂县。在北京，她见到了日本律师团，在律师帮助下，写下诉状，签了合同。1995年，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拉开序幕，第一批起诉者共有4位，分别是李秀梅、刘面换、陈林桃、周喜香。1996年7月，李秀梅来到日本东京，第一次“人证到庭”。到庭的有两位，另一位为刘面换。

　　2001年5月，东京地方裁判所驳回诉讼请求；

　　2004年12月，东京高等裁判所驳回诉讼请求；

　　2007年4月，日本高等裁判所驳回上诉，并作出不受理决定。

　　2012年至今，其他三位老人先后离世，如今，最后一位李秀梅也含恨离开人世。

　　苦难

　　日本法官也当庭流下热泪

　　“作为了解你们苦难一生的日本国民，想起你们含恨离开这个世界，我深感内疚的同时，也再一次感到坚决不能让你们的勇气化为徒劳”

　　在日本，李秀梅见到了很多她以前没想过会见到的“日本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在电视台采访中，在民众大会上，她觉得很欣慰，因为她看到的日本人都在支持她，她觉得“日本的青年很有希望”。后来她看到日本右翼势力捣乱，听到那些听不懂但能听出敌意的反对口号，她又觉得，“日本人还是坏”。

　　这个矮小的中国老太婆，站在东京的法庭上，一五一十地回答法官的提问。1942年，李秀梅一家被日本兵堵在家里，日本人几乎把家里人打得半死，并带走了李秀梅。当晚，她被四个日本兵轮奸。以后的日日夜夜，更是饱受摧残，眼睛几乎失明。而她被带走后，妈妈在绝望中上吊自杀，母女竟没能见到最后一面……半个世纪前的家破人亡，让老人忍不住号啕大哭，当时陪同李大娘在场的张双兵回忆，大娘的苦难甚至让法官也当庭流下热泪。

　　2004年，李秀梅再去日本的时候，苏智良和张双兵为她戴上了一朵大红花，将她当英雄。

　　这个来自山西农村的中国大娘，也以其特别的爽朗和勇敢，令日本友人印象深刻。日本辩护律师团团长大森典子说，“每次想起李大娘那神采奕奕的面容，我一直坚信我们下次拜访的时候，李大娘一定会用她那少女般天真无邪的笑容迎接我们的到来。”11日，她接到张双兵的电话，得知噩耗，“感到呼吸停滞，心脏像裂开了一个大洞”。

　　典子与支援会代表西野留美子、事务局长安达洋子联名发来唁电：“正因为有那么多和你一样勇敢的女性站出来揭露日本军队的残酷暴行，才让我们了解到那一段真实的历史。我们多希望在你们有生之年，哪怕是一点点，做出一个至少对你们的勇气聊以回复的答复，可是，这一点也未能实现。”

　　“作为了解你们苦难一生的日本国民”，几位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帮助中国慰安妇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日本律师这样写道：“想起你们含恨离开这个世界，我深感内疚的同时，也再一次感到坚决不能让你们的勇气化为徒劳。我发誓一定倾我全力，让日本政府以实际行动真诚面对历史，向所有受害者谢罪，不让这样的历史再一次重演。”18日，在西烟北村的李家小院里，简短的追悼会上，张双兵用浓重的山西口音，念出这段远隔重洋的“告别赠言”。

　　抱憾

　　本想5月参加慰安妇大会

　　下午一点，棺材被推进事先挖好的墓穴，李大娘正式入土。到死，她也没能等到那一天

　　本月2日，也就是张双兵见李秀梅最后一面那天，老人精神不错，还跟张双兵说，自己想去日本。今年5月30日，在日本将举行第12届亚洲慰安妇团结大会，老人想去参加。

　　9日，老人去世前一天，她的孙辈还回到她独居的小院看望她，跟邻居们打麻将。她跟大家聊天，说自己不久前感冒了，花了200块钱输液，“已经没事了”。要说那天她有什么异常，人们回忆，就是声音特别高，思路特别清晰。

　　第二天晚上她就走了，因为脑梗。

　　张双兵得到消息，吃惊极了。苏智良从上海赶到山西。他在悼词中说，李大娘“永垂不朽”。

　　“致悼词”是这场晋东北农村的葬礼上最特殊的一环。除了苏智良，还有日本的律师团，北京的“中国抗日受害者对日索赔联合会”。每一段悼词中都提到，大娘生前未竟的遗愿，将是后人继续走下去的勇气，索赔大事一定不会停。苏智良说，不是要日本政府赔得倾家荡产，只是需要一个正视历史的态度，道歉的态度，哪怕只赔上一个日元就行。

　　中午12点，出殡的时刻到来了。

　　队伍吹吹打打，走走停停。出了西烟镇，就是一片已经犁好还没有播种的旷野，能望见一处浅丘，已经有不少坟头。到了这一步，仪仗撤去，女眷调头，只剩大娘的儿子，和抬棺材的几位工人。一时间，所有的喧嚣都跑了，只剩下满眼的黄土和让耳朵生痛的寂静。

　　下午一点，棺材被推进事先挖好的墓穴，李大娘正式入土。到死，她也没能等到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