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在法国遇冷：《毛主席语录》最受关注

今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作为中法两个文明大国，中华民族与法兰西民族在精神文化上的“建交”，早已长达好几个世纪。有书为证。中法交流最有影响力书籍评选日前揭晓——

在法国最有影响的十部中国书籍：《论语》《孙子兵法》《道德经》《易经》《水浒》《西游记》《骆驼祥子》《鲁迅小说集》《酒国》《家》；

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十部法国书籍：《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茶花女》《悲惨世界》《高老头》《约翰·克里斯朵夫》《红与黑》《小王子》《基度山伯爵》《旧制度与大革命》。

细读这两份书单，中国人推崇的法国著作偏重19、20世纪的文学作品，法国书籍是清朝以后中国人心仪倾慕的对象，甚至有不少成为了中国人救国自强的启示录与教科书；而法国人心仪的中国书籍还停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当代作品仅3本，其中包括莫言的《酒国》，这也是其中唯一一本在世作家的书。

该评选的程序显示，两份书单出炉方式不同，前者偏大众口味，由40位专家和15.8万名网友共同完成；后者全部是学者投票，问卷调查了“法国汉语教师协会”的207位会员，收到了200人的回复。

心仪的天平如今倒向何方？这两份书单有无缺漏？中法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还有什么遗憾？深晚书评编辑部同仁第一时间联系了多位专家，请他们来做解读和引申。

——编者按

法国人对“唐餐”比对中国文化更熟悉

中法两国有两大共同之处，一是悠久的文化，二是诱人的美食。如果说，法国美食没能让大多数中国人大快朵颐，法国文学则滋润了几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相反，法国人却对“唐餐”比对中国文化更加熟悉，无处不在的中餐馆让法国人对“鱼香肉丝”、“扬州炒饭”、“红烧狮子头”如数家珍，但要让他们说出几个熟悉的中国作家或中国小说，大部分人却只会摇头，充其量只知道老子、庄子、《孙子兵法》，至于读没读过则另说，尤其是年轻人。

1238：66，中法图书版权贸易现巨大逆差

这些年来，中法文化交流空前活跃，在出版方面也是如此。可惜，有一个数字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图书版权贸易的巨大逆差。据法国《图书周刊》的资料，2012年(去年的资料尚未统计完成)，中国是法国最大的图书版权输出国，在法国输出的10798本图书的版权中，中国占了1238种，为 11.5%， 光中国大陆地区就引进了1103种。而法国同年才引进了66种中国图书的版权，比韩国还少，且与前几年相比呈下跌趋势。中国图书占法国引进版图书的份额在0.5%左右，差不多是排名最后的，这与中国的文化大国地位太不相称了。

经济的发达与文化的强大比没有必然的关系，弱国小国可以出世界名著和文学大师，只要作家的思想不被禁锢，视野不受限制。日本、韩国甚至土耳其的例子则告诉我们，语言也不是妨碍文学走向世界的必然因素，关键是作品本身要站得住，要有世界目光和思想深度。民族的并不一定就是世界的，人文关怀才是普世的价值。近年来，中国的文化走出去战略，力度不可谓不大，许多现当代作家都被介绍到了法国，如苏童、毕飞宇、格非、残雪、贾平凹、王安忆、阎连科等，可惜，他们的作品都没有在法国产生应有的影响，法国人记住的还是中国的那些“老古董”。“在法国最有影响的十部中国书籍”反映了这种现象，如果不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份名单会让中国的现当代作家更加尴尬。

其实法国的现当代作家在中国也同样。“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十部法国书籍”中，几乎全是古典名著，20世纪仅一本《小王子》。不过，这些书却在中国产生了真正的广泛影响，像《红与黑》、《茶花女》、《悲惨世界》等，人们几乎像熟悉本国的文学作品一样熟悉它们，书中的故事和人物他们耳熟能详，作家们也从这些作品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和灵感，创作受到影响。如果说“在法国最有影响的十部中国书籍”中很难再增补什么，“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十部法国书籍”的单子却还可以拉得很长：从卢梭的《忏悔录》、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到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流年》、波伏瓦的《第二性》，还有加谬的《局外人》、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别忘了杜拉斯的《情人》，那是一部不折不扣地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流传甚广的书……

法国朋友不约而同说到“红宝书”

据说，“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十部法国书籍”是由15.8万个中国人选出来的，而“在法国最有影响的十部中国书籍”是由207个法国教授选的，这就让人有些怀疑后者的代表性和科学性。为了检验其准确程度，笔者日前专门发信给法国的朋友，也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他们当中有作家、有中学教师、有记者，也有文化官员，结果却大同小异。我期望他们当中有人会提到《红楼梦》、《金瓶梅》、《围城》，尤其是《红楼梦》，因为有李治华相当出色的法译本，可惜无一人提到。

不过，他们倒是不约而同地说到一本很特别的书：小红书或红宝书，也就是《毛主席语录》，那确实是影响了一代人的超级畅销书，不但是在法国，在全世界都如此。这让人又不由得想起，也许书的影响并一定跟书本身的内容和价值有关。有时，时代造就“英雄”。比如说《旧制度与大革命》，在国内翻译出版了多年，一直默默无闻，一个偶然的因素，书突然就火了，影响大了，竟然跻身于“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十部法国书籍”。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不也是同样的情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