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曾是秦都咸阳的渭南新区

西安同咸阳，两市相邻。前者是省会，规模最大；后者是地级市，规模居次。实际上在2200多年前，这两座城市的政治地位和规模同今日正相反。咸阳属于秦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而西安地区只是首都在渭河南岸后发展起来的新区。

现在人们一提到“秦咸阳”，一般人把它同今日的咸阳市混在一起。即使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在脑海里浮现的往往又是今咸阳市东、渭河北岸的那一块狭小区域。当我们拿着流行的西安古迹地图时，看到的仍是：以包围在唐长城遗址上的明清西安城为中心，北隔渭河标着“秦咸阳”，西北郊标上“汉长安城”，西南郊标上“周京丰镐”范围，西郊标上那个孤零零的“秦阿房宫遗址”。这样的安排，起码在秦咸阳和汉长安的表现上就缺乏特定的时间界线，当然显得极不恰当。

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我先勾画一下两市变化的脉络：“秦都咸阳”的早期在渭河北岸，随后河南岸的长安乡、阴乡和建章乡都收罗到都城的“市中区”里来。南北两地分属“老区”和“新区”，渭河成了“市中河”。秦亡汉兴，“汉长安城”是在秦都咸阳南区奠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秦咸阳故城的北区反倒成了汉长安的郊区。

现在，对两市的变化过程稍作展开：

《史记·秦本纪》载：“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秦孝公作为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治改革家，为使秦国富强而用“商鞅变法”，就在公元前350年把国都迁到了“咸阳”。《史记·吕不韦列传·索隐》说“地在渭水之北，北阪之南。水北曰阳，山南亦曰阳，皆在二者之阳也。”这个“塬南水北都向阳”的地方，就在今咸阳市东10公里的长陵火车站向东延伸到柏家嘴一带。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以后，在西起长兴村、黄家沟，东到刘家沟的咸阳原上作了大量的考古探查与发掘，发现有大量的文物遗存。基本可以确知早期咸阳的布局是：西南是以制陶为主的手工业作坊区，地在今滩毛村一带；东北的原上属于宫殿分布区，以牛羊村到刘家沟之间最为稠密；秦君陵墓区，早期规划在西部。今传为“周陵”的，实际是秦惠文王同“魏夫人”同茔异穴的合葬陵园——“公陵”。南贺村一带，有秦武王的“永陵”；平民墓葬有几个墓区，但都处于市区的周边。

经过商鞅变法，国都咸阳的建设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惠文王“取岐、雍巨材，新作宫室。南临渭，北逾泾，至于离宫三百”（《三辅黄图·序》）。实际上，秦惠文王“广大宫室”已经是跨过渭河到了南岸。像河南的章台宫、长安宫都具有相当的规模，虽然还带有“离宫别苑”的性质，但已经成为在外交上显示秦国威仪的场所。上林苑中也有宫殿，正处于初创的阶段。昭襄王时，除过大力充实渭河南岸的宫殿建筑，如兴乐宫、六英宫、甘泉宫（南宫）外，还在渭河上架设了横桥，使之同渭北的咸阳宫连接起来。在渭河南岸的广阔地域，都城区域向西延伸，继续修造离宫别馆，如棫阳宫、长杨宫、高泉宫等，向东到芷阳地界选定了“东陵墓区”。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都市急剧扩大的规模到了无以无复加的程度。“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史记·秦始皇本纪》)。从统治传之万世着想，对大朝之处作了南迁的尝试。他一度曾在河南的“信宫”设朝，还较长时间在甘泉宫（南宫）的前殿办公。只有到了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鉴于“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的情况，才不得不把建“帝王之都”的计划改到了阿房宫。

都城咸阳宫殿多、范围大。所谓“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实际是以渭水为轴，把咸阳分成了南北二区。经我研究，以“雍门”和“泾渭之交”作东西两个端点，再把渭河两岸的秦遗址包括进来，从而形成的这个“闭合圈”周长是“二百里”（折合83504米）。这个“圈”的走向是：从今咸阳市塔儿坡（秦雍门宫的所在）起，循咸阳原（北阪）东北行，至“泾渭之交”。折而向南，过渭河，钭穿西安市东北郊阎家寺村的秦宫殿建筑遗址，经西北郊的兴乐、未央前殿（秦章台宫），西南到达阿房宫前殿遗址。再转往西北，过渭河，返抵咸阳市东郊。其总长80多公里，同司马迁所言的“二百里”比较接近。由此可见秦都咸阳的市中区至少包括了今西安市北郊、西郊和咸阳市东窑店乡之间渭河两岸的广阔地域。限定的范围，应以长兴到三义为东、西的区间，北起咸阳原的二道原腹部，往南跨越渭河，至阿房、汉城、灞西一线。当然，郊区延伸颇远，西北可达今咸阳市东郊的塔儿坡、市北的“公陵”，东南远及今西安市临潼区的韩峪乡秦芷阳故地。南北长19公里，东西斜跨约63公里。

如果说秦孝公定都取名时，“山南水北”还能概括“咸阳”这一地理特征的话，但在首都地跨渭水两岸的情况下，这一名称就不尽恰切了。《关中记》说：“孝公都咸阳，今渭城是也，在渭北。始皇都咸阳，今城南城是也”（《史记·高祖本纪》注引）。这既从空间上把秦咸阳划分成南北二区，又从时间上把它划出了前后两段。应该说大体上是正确的，只是中间的“过渡时段”给省略了。当然，“咸阳”一名沿用至今，也无须更改。人们提及时，只有把它当作历史性的符号来对待就可以了。但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秦都咸阳”已经是涵盖了“渭水贯都”这样一个规模，绝不是局限在渭水北岸那一块地域。

西汉政权建立初期，刘邦还没有固定的立足之地。还把栎阳作为建设的重点，使萧何“治栎阳，为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汉书·萧何曹参传》）。经过一年多，于七年（公元前200年）二月“长乐宫成，丞相以下徙治长安”。于此时此地，长安才真正成了汉家天下的首都。

对昔日秦宫的利用和改造，汉初是积极的。除“长乐宫”是由秦的“兴乐宫”改建而成外，萧何还把长乐宫西边偏南的的秦“章台”改造成皇帝大朝的“未央宫”。武帝时，大兴土木，不但使未央宫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还把秦的“甘泉宫”改造成嫔妃居住的豪宅——“桂宫”。

汉长安城的选址，并没有脱离秦都咸阳的范围。是在秦咸阳河南区长安、阴乡和建章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随后的时间里，不断地扩大、添建，并以全新的姿态展现着大汉的风貌，使之成为同罗马齐名的国际性大都会。

西汉建都在渭南区，就不能再用原来的称谓。公元前201年“更名咸阳曰长安”（《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可见汉把秦的“长安”乡之名移植了过来作为都名，既符合刘邦要“长治久安”的意愿，而且从规格上也是提升与扩大。相反，汉高祖就把秦咸阳北区改成了“新城”，隶属于长安。后来武帝又更名为“渭城”，划归于右扶风（《汉书·地理志》）。时代生变迁，地位有升降。前后两都的区域发生了重叠，今非昔比，也自是常理。

汉都长安是在秦都咸阳南区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两者的重叠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地理位置、政治作用、军事功能等诸多方面都具有共通性。即使是时过境迁，生活在长安的人对咸阳仍是不能忘怀的。“长安故咸阳”，说明汉代人出自习惯也往往把长安当作咸阳来称呼。西汉前期，在细柳、棘门和霸上分别驻有重兵把守，可见咸阳仍是守护长安的军事门户。汉家陵墓多在咸阳原上，修筑、送葬、祭扫、守护之事，往来不断。五陵的邑城，鼎盛繁华，本身是长安的卫星城市，同皇室的关系至为密切。唐人送客，东到灞桥折柳相赠；西行话别，也不舍“渭城朝雨”、更饮一杯的深情。征人远去，爷娘妻子遮断尘埃、“不见咸阳桥”的情景更是让人感慨良多。由此可见，咸阳同长安因秦汉两都重叠的关系，使地连一片、缘分绵延。

今日两市携手、优势互补，自在情理。

                               （ 摘自《秦都咸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