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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2年12月至今一年多,“17项禁令”实行以来,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官员的行止有了具体细致的规定,干部少了些自在,群众就能多些自在。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党员干部、普通百姓,都对当官有了“戒尺”赞誉有加,风清气正的环境也在迅速形成。
自17项禁令颁布以来,干部作风有哪些变化,当下官员为政时存在的突出问题还有哪些,应该怎样看“为官不易”的声音?为此,记者采访了陕西省社科院政治与法律研究所所长郭兴全。
记者:一年多来,中央先后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17项禁令,打造为政“戒尺”。颁布以来,对官员干部作风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效果?
郭兴全:从17项禁令的成效来看,党风、政风、行风明显好转,百姓满意度大幅提高。从陕西来讲,三公经费明显下降,2013年陕西省级三公经费下降了11.3%,全年出国、出境批次比2012年减少了近200批。
在文风、会风方面,各种会议的总量在明显下降,会期缩短,景点、楼堂馆所开会的现象也基本销声匿迹。公车在周末能够真正封存起来,以往公车“三分之一公事用”的现象大幅杜绝,减少了无谓的浪费。在清理超标车方面,去年,省纪委共处理了超标车辆2927辆。但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有的地方将超标车封存,买符合规定的新车,实际上也造成了浪费,应该将超标公车尽快拍卖,充实国有资金。
2013年,陕西腾退了各级机关及其直属事业单位办公用房1666间,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治理。清理前,个别高校的校长办公室非常大,甚至有上百平方米。兼任行政职务的教授有行政办公室、教授办公室,产生了浪费。干部外出超标接待的情况也比较严重。清理之后,各个单位的领导干部都非常重视超标办公房的问题。但目前还存在房屋清退后仍然以其他方式占用、有的办公用房无法有效清退,产生了闲置和新的浪费的问题。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在基层乡镇单位,办事的基层群众很多,办公用房往往还要兼任干部的宿舍,如果有众多群众前来办事,就显得十分拥挤。因而有干部建言,基层办公用房只要不浪费,建议应该有灵活处理的空间。
17项禁令的效果十分明显,对于干部自身来说,守规矩、有人管,将干部的吃、住、用、行等方面全面管起来,具体的条例让各种隐性腐败行为无处容身,这实际上对干部也是一种保护。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干部的行止有了遵循,全社会对反腐和廉政建设也更有信心了。
记者:当下官员作风、为政时存在的突出问题还有哪些?在干部考核、反腐倡廉制度设计上,还应该有哪些法制化的举措?
郭兴全:中国社会是个人情社会,尽管反腐倡廉制度比较多,但是由于几千年的人情世故,很多制度往往容易被突破。如果能够控制住人情,很多“潜规则”都不复存在。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党员干部的自律和纪律意识还有待加强。我个人分析认为,一部分干部在既得利益受到冲击后,就有“干多干少一个样”的不作为思想出现。有一些干部在禁令落实过程中,还在观望和“被动落实”,而没有从内心深处产生纪律意识,总在幻想以往的众多特权会不会再回来,因而执行禁令的态度还不是很坚决。
按照目前17项禁令持续的趋势,我国反腐、整顿官员干部作风法制化的道路越来越明确。任何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就要把全民关注的干部作风真正制度化和法制化,将“权力清单”列清楚。目前,17项禁令已经坚持实行了一年多,而且一直在深化,这让干部、群众都看到了中央的决心和信心。按照这样的态势,再过上几年,禁令会从接受变为一种习惯。那时,将反腐规章制度法治的条件也就成熟了,这个时间段立法可以很具体,也有权威。
在干部考核制度和反腐倡廉的建设方面,这些问题需要改进:首先要加大反腐倡廉的考核在官员干部总考核中的比重。其次要加大考核中群众评价的比重,可以利用先进的信息化技术手段,采用问卷调查、抽样调查的手段,考察部门、干部服务对象的满意程度。
记者:近年来,炙手可热的公务员报考产生了降温趋势。为官不易的声音也开始出现,“为官不易”是否应该成为常态?
郭兴全:“为官不易”苗头的出现是个好现象。公务员流向国企、公务员考试降温,都表明了整个社会对官员干部所持社会公权理性的态度开始出现。公务员应该仅仅是社会的一份职业,不应该人人向往。
“为官不易”应该成为一种常态。实际上,官员干部处处受到监督的滋味也不好受,很多隐私都要让公众知情,如财产、家属情况等。然而,正是因为他们握有社会公权,所以必须接受严格的监督,和普通人有不同的行为标准。为官不易,是对社会公权的保护。
目前我国已经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套惩治和预防腐败模式,即纪委领导的,政府的行政监察、检察院系统的司法监督、审计系统的经济监督相配合的“三位一体”模式。我认为,要深化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双重领导制度,出现腐败案件,要同时报告上级纪委和同级党委。同时,更要整合现有的反腐败力量资源,纪委、工商部门、检察院、法院、审计部门等都不同程度负有反腐倡廉建设的责任。如何将几大部门的力量整合起来,就涉及到了“标本协治”的问题。在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上,要注重各个力量要素的协调。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先解决突出问题,官员干部作风好转之后,可以再用更多的精力来进行制度设计,最终让“治本”成为常态性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