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是中国的“一号文本”

像砖头一样厚的长篇报告文学《一号文件》，是老作家莫伸献给中国农村、中国大地、中国根脉的一份文学厚礼。在我的印象中，像这样通过中国农村实际解码国家决策进程、又透过国家决策解剖中国农村问题的文学作品，极为少见因而弥足珍贵。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始，中央常以每年的“一号文件”提出有关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新政，这反映了“三农”在国家顶层关注和顶层设计中常常处于“一号位置”。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千百年来，农业从来是中国的“一号命脉”；世界上最绵长、最成熟的农业文明，从来是中国的“一号文明”；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的生存状态、占总面积绝大多数的农村社区的发展状况，也从来是中国的“一号国情”。即便在现代化进程中，“三农”问题也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建设和农民工潮等等诸多渠道，通过农业文明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现代转型，牵动着国家全局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各种决策，正是为了解决“三农”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各种新问题，科学地推进这一历史进程。

“三农”问题，在过去和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一号文本”。

聚焦“一号文件”的文学报告，望题生义，极容易陷入从文件出发，即描绘决策内幕、用生活实例印证、解读文件内容的路子。这种由上而下的视角，不但容易概念化、图解化，更难于打开中国社会、中国农村的内里，打开中国农民的内心诉求和精神活力。作者莫伸的可贵，在于敢于反其道而行，以180度的华丽转身，深入农村发展实际和农民心灵情绪，从大地出发，由下而上地展开自己的描绘。他为作品的一号主角，不是文件本身，也不是最后的决策者。他的一号主角是农民，是在自己的生存实践中探索、思考和创造的农民，是作为土地主人和历史主人的农民。

作品细致描绘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地北天南的农民探索者。1962年，户县以杨伟名为代表的农民思想家群体，在越来越贫困的集体化道路上，作为中共党员给中央写了一万多字的《当前形势怀感》，开宗明义要“报忧不报喜”，要送“苦口之药”“逆耳之言”。

正是书中描绘的这一大批农村探索者、农民思想家和他们千千万万个伙伴，以自己的行动和思想，有时甚至是用自己的命运和性命作抵押，奉献出零零点点的灿烂，一次次转化为“一号文件”中的语言，凝聚成改革开放以来顶层设计的英辉。有了农民群众在实践中前导性的探索，有了决策者对实践者智慧和经验的汲取和提升，才有今天我们希望的田野上的阳光普照。

1986年春，“一号文件”发布后不久，我恰好去江苏华西村访问，记得与当时还健在的吴仁宝书记座谈时，大家希望他解读一下刚公布的“一号文件”。这位在土地上滚了一辈子的老书记说了一段振聋发瞆的开场白，他说，其实“一号文件”的精神不在纸面上，不在嘴巴上，而在土地上，在华西村这样千千万万个村庄的所作所为中。中南海是根据我们农民做过的、正在做的总结提炼出来的啊！

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新的制度政策、理念方法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是莫伸以60万字的篇幅要告诉读者的最要紧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