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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郭平安来说,创作《唐僧译经记》也是在写作、翻译一部“经书”,这是他人生和心灵旅途上负笈前行的一部“经书”。我觉得,他是在以玄奘法师译经的那种精神来写这部书的。在整个构思、创作、修改的过程中,他的人生和心灵也经历了取经、译经、超度这么三步。这个过程经历了整整十多年。
首先是“取经”。之前,他在文学和宗教历史文化方面,既没有儿时的童子功,又没有青年时代的系统学习。就是在90年代,他在玉华宫参加了一次活动,被玄奘法师在这里译经的故事深深触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创作三卷本长篇小说的路,这条路、并不比玄奘法师当年取经、译经更顺当。他要深深地进入释,进入儒,进入道,进入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进入中国历史去取各方面的真经。在这个漫长的“取经”过程中,艰苦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
其二,他也有一个“译经”的过程。玄奘法师是把梵文转换为汉语,使得佛教在中国扎根,并且有了中国式的入世化改造。没有玄奘的取经、译经,传入东土,佛教在中国命运很难预料,难有这样的辉煌。平安也有一个“译经”的过程,那就是把他学习到的、烂熟于心的佛教教义,玄奘素材,转换为文学形态,转换成情节故事、人物性格和现实生活场景。这是一个将历史生活向艺术境界提升的审美翻译过程。
其三,整个写作过程对作者来说,又是一个“超度”的过程,是心灵的精神的超度。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同时对他来说,是书写艺术,也是行为艺术。在书写的过程中,他的人生坐标、生命感悟和宇空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超度,精神向佛境提升。开始在一个更宏阔的生命坐标上看待社会、人生。人也更宽厚博大,修慈尚善。他在身体上、精神上就这样超度了自己。
在长篇小说整个构思和设计上,他力图延续《西游记》的艺术成就与魔幻现实主义这种写法。《唐僧译经记》以人间故事为主,有天庭,有地狱,有神魔斗法。如果稍有不同,就是题材本身的不同,唐僧取经是往西天走,九九八十一难,都是西域大自然的险恶幻化成各种妖魔鬼怪。而《唐僧译经记》,在慈恩寺也好,在玉华宫也好,更多的是在社会、人生的环境中,在唐京城长安、坊州宜君玉华、京兆华原、洛阳的社会生活背景下展开的,更多地辐射唐京兆华原、坊州宜君玉华的相关历史生活、社会生活。
作者力图通过对玄奘法师译经这段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的描绘,来弘扬佛教文化的精神核心,并且辐射到道文化、儒文化乃至中国古典文化的方方面面。书中讲到,玄奘法师实际是融会贯通了三教,以释为主,融会贯通儒、道、释的这么一个文化大家。作者在书里有一个明显的追求,就是从佛教故事入手,辐射我们这个民族的道本与德本,辐射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境界。书中谈到的慈悲、宽容,善良,还有平等,众生平等,既是佛教的要旨,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意蕴。
在对主人公唐僧的描绘中,作者很好地处理了释本与农本、释本与君本、释本与孝本的关系,有些地方对佛教的原教旨还有所补充,有所发扬。比如,从佛教原教旨看来,释本与农本是有冲突的,但是唐僧在寺里的农业劳动和其他日常劳作中却亲历亲为,打破了佛教释本与农本的隔阂。
又比如,释本与君本、与皇权之本也是有冲突的。本来和尚一出家就无君、无父。在《唐僧译经记》中,唐僧与朝廷君王的关系却处理得非常智慧、非常和谐,从中可以看到受儒家的影响,看到佛教入世改造的影响。他跟唐太宗是兄弟、是挚友、是知音,超越了君臣关系。
再比如释本跟孝本之间的关系,中国文化讲究天、地、君、亲、师,但从释本看来则无君无父,一出家六亲不认。书中写到唐僧回到河南洛阳,有人告诉他,你家里父母已经亡故,只有老姐姐在世,孤苦伶仃,盼望你回去看看。唐僧听说他父母已经去世,只是闭目不语,其实他很悲戚,很想念亲人,但是闭目不语。这些就恪守了佛教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平安在描写释本与农本、君本、孝本、道本之间的关系时候,具有很大、很宽泛的灵活性,辐射力很大。
总之,这部作品是作者做了大量的功课,钻研了大量承载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释、儒、道诸家古典著作,和中国历史等方面大量资料,劳作十年,玉汝于成的成果。我隆重地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如果你能细读这本书,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如果你想了解释、儒、道等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思想,与许多处世的道理,这本书是你通幽的曲径。
当然,这部书创作难度非常大,还有许多可以修定、正谬的空间。如何把主题由一个佛教译经的故事,提升到一个更宏大的生存观的高度,以启发今天和今后的人们,作者有兴趣还可以探索。在故事经营、性格描绘、内心活动的展开,尤其是文学语言的驾驭上,也还有进一步加工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