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这辈子

大姐是去年去世的，活了77岁。至今让我伤心的记忆，仍是与大姐最后一次分别时她那挂在双颊的泪水。

大姐的名字叫“引线”，父母给她起名的目的，是希望孩子成群、家门兴旺。于是，后来便有了二姐和我。头生头长的大姐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因为家穷，她没上过一天学；家中缺少劳力，她小小年纪便跟着大人风里雨里下田劳作；忙完了白天的农活，晚上还要跟着母亲纺线织布，直到鸡叫头遍。吃不饱饭，时常要忍饥挨饿干农活；穿不上厚棉袄，冬夜里冷得直打哆嗦；逢年过节，不但穿不上新衣新鞋，有时还要战兢兢、怯生生地奉父母之命去亲戚家借钱借粮。看见村子里同龄女孩子们嬉戏玩耍，她只能羡慕地远远瞥上一眼匆匆离开，她知道，一家人正等着自己从邻家借来的玉米面下锅做饭呢！

都快三岁了，我还不会说话，这可急坏了父母、累坏了大姐。大姐抱着我出门，最怕别人说弟弟是哑巴，总是远离人群，来回打转转。有人出主意说，喝了葡萄树根熬的水可以治哑，大姐便黑天半夜心惊胆战地去大户人家院子里偷挖葡萄树根。又有人说，吃了“百家饭”可以治哑，大姐又挨门挨户去村中各家换饭换馍给我吃。由于我家饭稀馍黑，与人家倒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期间，大姐不知要承受多少尴尬和难堪，发出多少哀告和乞求，隐忍多少委屈和泪水！

17岁那年，大姐嫁给了哑柏东街一户农家，姐夫比他大10岁。婚后的日子，她比在娘家还要忙碌：姐夫的父母早亡，弟兄二人与祖父相依为命。大姐一个人要担负起侍奉祖公、下地干活、缝衣做饭等全部家务，其中艰辛可想而知。第二年添了大女儿后，生活的重担更是有增无减。每次回娘家，大姐总是一边做饭一边向父母哭诉生活的艰难、贫穷的苦涩。还没等父母说完劝慰女儿的体己话，她又含着眼泪匆匆踏上归途，忙着操持夫家的家务去了。大姐生了两女三男五个孩子。孩子多，家道穷，吃不饱穿不暖成了最大困扰。生活所迫，她出门讨饭。又慑于世俗压力，不敢就近讨要，只好涉水越过渭河，北去武功县沿门乞讨。等到天黑了，才蹑手蹑脚地返回家中。渭河涨水时，她还要苦苦哀求船家，乞求免费搭乘渡河。碰到天寒地冻、刮风下雨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饱受磨难。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自然灾害时期，大姐家的生活愈显捉襟见肘、苦不堪言。她家用生产队里分得的本来就不够糊口的粮食磨面卖起了蒸馍，自家人却过着瓜菜充饥的生活。等到卖馍挣了钱，才买来粗粮充饥，目的就是以少换多，让娃们填饱肚子。这期间，因为家贫人忙，无人管护的小女儿玩耍时让牛犊踢伤了小腿，由于无钱医治，最终落下残疾。后来，一辈子饿怕了的大姐硬是把大女儿嫁给了地广粮多的沿渭农家。1975年青黄不接的春末，我从部队回家探亲之前，绕道去了一趟华阴农场，买了两旅行袋军队农场用作猪饲料的玉米，送给大姐家。一进门，才发现她们一家人正在为断粮停炊发愁呢。看见两小袋玉米，全家人像见到救星一样异常高兴，大姐激动地一个劲儿直说：“这下我娃有饭吃了！这下我娃有饭吃了！”

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大姐家告别了贫穷，走向了富足。一家人再也不愁吃穿了，还盖了三座新房，五个孩子也相继成家立业，先后生儿育女。正当她可以安享晚年的时候，却遭受了祸不单行的打击。先是勤苦了一辈子的大姐夫，饱受多年病痛折磨后凄苦离世。紧跟着，苦命的大姐也患病在身。躺在病床上的大姐，常常痛苦而又无奈地自言自语：“光景过好了，没福的我咋又生下这难治的病了呢！？”没几年，大姐的小儿子因病早亡。表面上，大姐强作刚强、自我宽慰说“走了就走了，这是娃的命！”背地里，她却常常食不甘味、夜不能寝，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从大姐身上，我才深切理解了“老幼相别离，哭泣无昏早”这句古诗的含义。

寒冬降临季节一个万籁俱寂的深夜，大姐永远地走了，她给身后留下的印记，除了让人怜念的苦难经历，就是含辛茹苦抚养成人的几个孩子，还有临终前她对亲人们那依依不舍的泪眼、无限留恋的目光。大姐长眠在了村南一条草路旁边。这条路，大姐这辈子曾经走过一次又一次，最后这一次，她是被乡亲们抬着去的。几年前，在这条草路上，大姐曾经放声痛哭，送别一辈子与她相濡以沫的大姐夫。一年前，也是在这条草路上，大姐放声痛哭，去坟墓上看望先她而去的小儿子。安葬大姐这天，还是在同一条草路上，亲人们又在放声痛哭，陪她走完这辈子的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