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的精神盛宴

一

玉江先生每有新作问世，总要托人转赠于我。每次打开书的扉页，从他寥寥几个字的题签中，让人能感受到他的一种谦和，体会到同道之间的一种温暖。可惜的是，这些赠书在阅读之后，等不到我归置在书橱里，不是被亲戚朋友借去，就是让同学同事拿走。这些亲戚朋友们对宝塔区，这个在延安堪称“首善之区”的最高行政长官的写作充满一种好奇。他们的这种阅读心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祁玉江的名头，想通过对他作品的阅读，来在这个无论是讲话，还是行事风格上都带有鲜明个性特点的官员身上，寻找到与他们心理预期相一致的契合点。因为祁玉江对他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知人的捷径有很多，对其作品进行研读便是其中之一。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对官员写作多有诟病。不务实而图虚名成了抨击这一诟病的一大说辞。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是一些人对官员的脸谱化和以己推人的心理导致了他们对官员写作的一种反感。在中国，当官要像官。那么，怎样才能像一个官呢？就外表而言，大凡官人，要寡言持重，含蓄内敛，脸上永远带着蒙娜丽莎式的微笑却又不失一种威仪；就性情而言，以寡趣和无嗜好为佳，即便喜欢文学，长于五音六艺，也不能在公众场合展示，恐失官体；二是一些官员的自身写作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太执着于“文为时著”的理念，过“五一”、逢国庆，来几句“老干部”体的打油诗，经属下几句吹捧，便觉欣然有得。再加上长期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思维上形成了一种定式，即便是私下里写抒发灵性的散文，也多半是社论体、排比句、肥胖词，不敢抒情，很少议论，将文学创作依然框定在公文写作的范式里，这自然就会引起读者的鄙薄。其实，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官员与写作不仅不对立，还有着一种倡导。先贤曾谓：文章润身，政事及物。若领导干部也喜好读史、品诗，并能亲自操笔写一些抒发灵性的文学作品，必定能起到“润身”的作用。再就人性而言，只有在私生活里，人的天性才能得到充分的显露。其他人不说，放在十几年前，国人很少有人知道朱镕基能拉一手好京胡，李岚清有深厚的音乐素养和治印手段，吴官正还长于丹青。这些蛰伏在他们心灵深处、未被繁冗的政务所销蚀掉的灵性之所以能保持到他们告别了主席台之后才得以展示，这也算是中国的一种国情吧。我的这些说辞，并不是为官员写作来正名，而想表达一个常识：官员也是人，他们也有个人嗜好，有着自己的审美意趣；拿写作来区分一个官员是务实还是务虚，恐怕过于简单，几近迂腐。

祁玉江是一个写作者。写作是一种情怀。何为情怀，我个人的理解是：以丰沛的情感和博大的胸怀所展现出的对天下万物及芸芸众生的一种关切。具有这种情怀的人，大到经国之事，小到人间草木，凡入眼、入心之物事，皆与自身痛痒有关。我读玉江作品久矣，从早期对故乡风物的描摹，到后期忧念苍生的喟叹，文章的内在质感和外在气象，透露着作者内心的丰富和命运走过万水千山的人世沧桑。按文学创作的心理发生机制来讲，玉江算是“命达”之人。诗穷而后工。人在穷乏或处在困境之时，很容易借助文学创作来表达人生的无奈、愤懑和诉求，一旦显达，则“乐不思蜀”。但玉江在由“草根”到官员的角色转换中，对文学保持着一种恒久的迷恋。这种发乎内心的情结缘何而来？在多年对玉江作品的阅读中，我发现，一个人童年的生活经历，以及印刻在他脑海里的故乡风物和人事物象，会让人萦怀一生。越是显贵发达，曾经历过的那些苦难岁月所具有的核心价值就越被自己所看重。正像梁晓声所言：人喜欢追忆自己颇不寻常的经历。不管那是苦难还是浪漫，是人生逆境还是苦乐年华。将从苦难和逆境中走过来的经历视为是人生资本，既无可厚非，还值得嘉许。很难想象到，一个生在大山里，从小靠搂棉蓬、挖野菜来果腹的升斗小民，筚路蓝缕、历经“天磨”。走出大山后，在“仕途”和“文道”上双轨并进，尤其是靠着精神津梁和舟楫的引渡，以一种悲悯情怀，在充满荆棘的文学路上孜孜以求，且卓然有成。陆游有诗：天愁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不为千载离骚计，屈子何由泽畔来。这28个字，堪称是对玉江绝好的一个精神写照。

二

有评论将祁玉江归于乡土作家之列，主要是他的作品表现出浓郁的乡土风情和鲜明的地域特色。其实，乡土文学与其他文学并没有严格的界定，更没有高下之分。若将经地域文化浸润过的文学表达都视为乡土文学，那么，中国除了乡土文学之外，似乎再没有其他文学。鲁迅的《故乡》、《祝福》，沈从文、孙犁、汪曾祺、莫言、陈忠实、曹乃谦等人的作品也只能归于乡土文学。在我看来，文学的呈现，是在对地域文化衍生出的乡土风情的描摹中，表达出作者的一种情怀和精神气质，这才是最重要的。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乡土中国。不要以为楼高了、车多了，乡土景象在我们眼中渐次消失了，但要知道，那根流淌着中国人精神因子、牵系着中国人情感的血脉“脐带”不可能在城镇化的急风暴雨中被撕扯断。多少人离开故乡，在精神上找不到北。站在雾霾笼罩的阳台上，怅然四望，不知乡关何处，便只好戴上耳机，在“旭日阳刚”用老旱烟熏呛出的嘶哑歌喉所唱出的心灵摇滚中寻找一种安抚。而玉江有着自己的表达方式。那个对他来说，既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的故乡，尽管凋敝、贫穷，有着种种的不堪，但他知道，那个地方有他儿时的梦，寄放着他永远取不走的心灵包裹。故乡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而且是一个能读懂他、理解他、给他抚慰和温暖的地方。读了玉江这么多的作品，最让我激赏和感动的是那些充满着乡土气息、散发着人性温暖的关于对故乡人事物象回忆。这些作品朴素大气，感情真挚，看似信手拈来，但却含英咀华。古诗云：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作为玉江同时代的人，我能读懂他的心事，能听懂他对故乡那种杜鹃啼血般的吟唱，更能认同他在作品中所表达出人生的感悟和人生经验。

之所以将玉江的作品称为是乡土中的精神盛宴，是这些经过岁月漂洗的朴素文字中，有一种让人应接不暇的纷繁意象，有一种乡土衍生出的美学趣味。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的作品不单是作者个人人格的表现，同时也是一般人生世相的返照。纵览玉江的作品，就内在质感来讲，至少有三大特色可备一述：一是对故乡风物诗意化的礼赞；二是对苦难的超越中所展示出的健康人格；三是以自身的感同身受所表现出的悲悯情怀。这些作品，比较集中地收录到《山路弯弯》、《故土难离》、《延州行吟》、《我的陕北》等集子里。我个人认为：将故乡风物的诗意化，是人性的共通。活在我们现在这个年纪，这才知道，所谓的故乡，实际上是空间与时间的一种关系。我们每个人回到自己的故乡之后，才慢慢发现，我们真正所想念的并不是故乡这个地方，而是我们的童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童年是极其宝贵的。将童年由于不断地怀念而美善化，就自然而然地将留在童年记忆里的故乡风物不断地诗意化。玉江从写《金色的月亮》起，在30年多年的创作中，一直将故乡明月洒下的那片清晖附着在家乡的景物上。他笔下的老黄风、山桃花、杜梨树、一盏马灯、一间老屋，不仅仅是一处景物、一个过了时的老物件，而是由这些景致和器物为他搭建了一个“从前的乌托邦”，使他能在其间得到一种精神漫游。而玉江笔下在对陕北民俗习尚和民间艺术的展示中，将生命的歌哭和乡土歌舞烹制成一道能激活人阅读“味蕾”的乡土盛宴，在晦明有致、俯仰百变的文字表达中，让人产生了“红花欲渐迷人眼”的应接不暇之感。

莽莽苍苍的陕北大地，高天空旷、西风长啸。站在那黄土如砥的山峁上，极目四望，你会发现，那一条条细如发丝的山路，在顽强地征服着这里的每一座山头和每一条沟壑。玉江曾写过一篇《山道蜿蜒》的抒情散文。在故乡通向外部世界的蜿蜒山道上，曾走过无数的人间过客。他们或被充军戎边，或是外出揽工，或是负笈求学。生存的煎熬与心中的梦想，让他们离开了故乡，一步一泣地跋涉在这蜿蜒的山道上。少年时的祁玉江曾站在家乡的山梁上，以目远送那些背井离乡的游子，心中自然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向往。这个在20岁之前没有走出过大山的卑微草民，这个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处在贫穷与自尊心之间矛盾纠葛中的文学朝圣路上的跋涉者，以一种超越苦难的健康人格，将饥饿、屈辱，以及人生的种种不堪化为滋养精神元气的养料，用一种担心怕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的心态来沥血为文，让一个脆弱的凡人之躯因为有了健康的人格而得到了“神”的亲昵。作为一个追忆者、一个写作者、一个被李敬泽先生称为是故乡伦理的重建者，玉江的整个创作中还有一大特点，这就是，他对天下万物和草根民众所具有的悲悯情怀。这种情怀既是作者人格品行的外现，也缘于作者的一种感同身受。他笔下的人间草木、山川河流都散发着一种人性的温暖；他记写的高堂父母、血亲姊妹、两姨姑舅、同学发小、邻里乡亲，像黄土一样质朴。他们人生的种种不幸，他们的煎熬隐忍，他们藏在心底说不出口的种种诉求，都被玉江所理解、所关照、所体恤。这种恫瘝在抱的悲悯情怀，不是居高临下的可怜或同情，而是一种发乎于内心、悲天悯人的情感态度。在玉江的多部集子里，写到了他的高堂父母。尤其是《母亲的三块饷洋》，将慈母为了把母爱的春晖如何能均匀地洒照在几个儿女的身上所受的那种煎熬写得细腻深沉，读来让人感动且心酸。玉江的父亲是一位伤残军人。这位为共和国的创立流血负伤的老八路所展现出的军人风采，为我们阐释了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的历史逻辑。一篇悼念父亲的《杜梨花盛开的时候》，将开遍山野的雪白梨花与战士殷红的鲜血相辉映，在一种凄美与壮烈中，让人对历史更加有了一种缅怀。

三

20年前，北上榆林，为了赶近路，竟莽撞撞进入了子长县的涧峪岔。

这里是白于山区，而涧峪岔是盘踞在延安地面上的两条贫困带中的一个乡镇。祁玉江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名叫高家峁的村子里。

这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呢？要将贫穷与闭塞这些抽象概念具象化，我还是讲述一下当年路经涧峪岔的遭遇吧。

当时正是五黄六月，又遭逢冬春连旱。我们乘车拐过一个山峁后，想截近道下坡。没想到，在30多度的下坡路上，汽车竟被陷住。从车中探头一看，原来是被蒸发掉水分的黄土裹住了汽车的四轮，无论怎样加油，汽车纹丝不动。人一下车，两只脚即刻被粉末状的虚土所掩埋。无奈，逡巡四周，连一个人影都没有；想找一棵树来乘一下荫凉，但看到的却是连绵不断的灼人眼睛的黄土山峁；不要说树，连一棵小草都没有。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焦虑了半天，突然听见鼓乐齐奏、人声嘈杂，原来是对面山梁上的一个“山神庙”前有人在“抬楼子”祈雨。经过大声呐喊再辅之以肢体语言的配合，唤来了十几个人，他们用手将深达一尺多深的浮土刨开，让汽车又倒回了原路。

“挖一个钵钵，洒几滴泪呀，老天爷！让咱把谷苗苗先捉住；起一个垅垅，滴几点汗呀，老天爷！让咱把瓜秧秧先栽上。”这不像是祈雨的祷词，倒像是对陕北人生存境况的一种写实。

祁玉江就是从这么一个地方走出来的。有人说他不容易，有人说他“命”好。说“不容易”我赞同，说“命”好我却不敢苟同。落生在这么一个地方岂能说是“命”好。“命”不好，就要看“运”如何。诚如刘心武先生所言：何为命？命就是那些非我们自己抉择而来的先天因素，而“运”就有其可驾驭、可借力、可回避、可进取的一面。“命”不行就拿“运”来补，只要将“运”经营得好，恒定的“命”也会为之而改变。“中国好声音”里有一首原创歌词写得好：不要问你有怎样的命，先要看你是怎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必定有什么样的命。善哉斯言，深刻精辟；命之玄奥，一言蔽之。

那么，祁玉江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诗人气质十分浓厚的行政官员。他的讲话、他写的文稿，有一种用文学来阐释政治理念，来表达思想观点的鲜明特色。在日常生活里，他似乎也处在一种艺术状态中。他说话的腔调、语气，包括举手投足，都有一种精神性特质的人最容易显露出的某种气势。20多年前，同玉江到南泥湾采风。时值三月，春草浅发，桃花绽放。“春到人间草木知”的欣欣景象似乎让玉江心有所动。“穷苦人的好日子又来了。只要熬过冬天就有办法。”玉江猛冷不丁地说了这么一句话，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用说，处在艺术状态中的他，面对斯情斯景，又神游到他的家乡。他知道，那里的孩子又能上山挖野菜了。

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人，能够在体制内行走这么多年而“不逾矩”，说明玉江深谙“文道”与官场之间的其中三味。好在这个人的身上除了具有浓厚的诗人气质之外，还具有一种让人感到亲切、极具亲和力的平民情怀。他能盘着双腿，坐在农家的土炕上，与那些饱经风霜而精神不颓的老者讨一锅旱烟；他能圪蹴在柴火圪崂捧着一只粗瓷碗，将稀汤泼沿的和杂面吃得咂咂有响。他的作品里，对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的记述也不在少数。这种对草根民众发乎内心的情感，出自于他个人的一种本色。普通人要保持本色不难，而官员因为要凸显出自身的分量和高度，就很难将属于个人的本色显露出来。玉江不要这个分量和高度，他要的是一种自在。

王朔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你必须内心丰富，才能摆脱生活表现出的相似。玉江正是由于内心的丰富，腹笥的充盈，才有了作品的丰富，才有了获取全国冰心散文奖的高度。除了这些散发着浓郁的黄土风情的作品外，玉江的杂文和游记也都显示出他的思想深度和审美取向。最值得嘉许的是，玉江任过职的地方，文风都很盛。或问：风俗之厚薄奚自乎？答曰：系乎一二人心之所向。处察居显要者，有上行下效、风吹草偃之作用。有玉江这样的官员躬行与倡导，治下的文风又焉能不盛。

品尝过玉江为我烹制的这餐乡土盛宴，笔者于微熏中还想再啰嗦一句。一个唱了一辈子戏的大师说得好：人到了最后，剩下的只有自己和自己身上的那点“玩意”。我和玉江码了大半辈子的字，到最后，所剩的也就是这点“玩意”。这点“玩意”的成色歪好不说，但千万不能把它弄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