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柳亚子曾愤于日军全面侵华 决心以死相抗

1939年夏，柳亚子愤于日寇全面侵华，决心以死相抗。他有感于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与南明历史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为砥砺全民誓死抗战的决心，他把自己在上海的居所命名为“活埋庵”，蛰居其中，闭门谢客，准备以余生写成《南明史纲》，以昭诫世人。

《燕居道古》一书中记载了南明史料失而复得的奇遇……

1939年夏，日寇全面侵华，柳亚子做好了以一死殉家国的打算，才50多岁的他立下了遗嘱：“余以病废之身，静观时变，不拟离沪。敌人倘以横逆相加，当誓死抵抗，成仁取义，古训昭垂。束发读书，初衷俱在，断不使我江乡先哲吴长兴、孙君昌辈笑人于地下也。”

11月，上海已成孤岛，柳亚子不为敌伪的嚣张气焰所动，仍然固守家中，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失去南明史料

这时，何香凝领导的国难救护队和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纷纷前来做柳亚子的工作，规劝他迅速离开上海，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当时阿英先生(钱杏邨)受地下党的委托，劝说柳亚子离开上海。

柳亚子潜心研究南明史，有很多史籍来自阿英的提供，其中一部分还是阿英收藏的海内孤本。两人素有同嗜，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一谈就是半夜，当时的上海夜色如磐，而两人却沉浸在近三百年前南明小朝廷的血雨腥风之中。江海关的大钟敲响了午夜的钟声，两人回到了现实，不禁相对黯然。活下去，并要记住！柳亚子猛然懂得了阿英的来意，告别时，阿英担心柳亚子是因为要继续借用他的书籍才滞留上海，就慷慨地说：“亚子先生，除了关于延平王(郑成功)的一部分，我要写《延平春秋》，还须留用外，其余的你一概带走好了。”柳亚子紧紧地握住阿英的手，久久才道出一句话：保重！

12月12日半夜时分，柳亚子带了全部南明史籍和手稿，携全家乘亚洲皇后号客轮离沪赴港。

抵达香港后，他把自己的寓所取名“羿楼”，以后羿射日自居，表示与日本侵略者不共戴天。在此期间，他把大部分精力都倾注在《南明史纲》的写作上，他的《南明史纲初稿》开始在香港《大风》半月刊连载，茅盾主编的《笔谈》第七期刊出了他的《一年来对于南明史料的工作报告》一文，对自己一年来的南明史研究进行了客观而详尽的回顾和总结。

正当工作顺利进展之时，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香港，翌日凌晨，一夜无眠的柳亚子不得已化装成老年佣妇，在炮火纷飞中，与家人逃离了羿楼。因为事起仓促，他的南明史籍和《南明史纲》手稿，没有来得及带出。柳亚子在《怀念阿英先生》一文中满怀悲痛地说道：“在我，这真是生命以外最大的损失，而对于阿英先生也真是一万分对不住他的。”因为有些阿英借给他的南明史籍都是罕见的孤本，再得的可能几乎没有。

南明史料有下落

1942年6月7日，柳亚子来到战时的文化名城桂林。

在桂林，他时刻关心着羿楼中南明史料的下落，每有从香港来的人，他总忘不了向他们打听。有人误传羿楼已毁于炮火，他的一切书籍和文稿可能都已化为飞灰，柳亚子悲痛万分，接连写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还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和《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三文，表达了他“泪枯才尽”、“不胜其凄然”的心情。

所幸的是，羿楼安然无恙，南明史料也安然无恙。

原来日寇占领香港后，柯士甸道117号二楼成了日本民政部情报班班长黑木清行的官邸。黑木清行抗战前在天津从事情报工作，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这次黑木清行被派驻香港，一直忙于情报工作，虽然占据了羿楼，却并不知道这里曾是柳亚子的居所。

此时，著名记者范长江夫人沈谱的姻戚王瑞丰出现了，他在同乡家中结识了黑木清行，由于战前两人同在天津呆过，一见就颇投机，王瑞丰想走黑木的路子，看能否在他身上想办法离开香港。于是，王瑞丰登门拜访，黑木热情招待。

席间，王瑞丰无意中发现书房的玻璃书橱中有双清馆主(何香凝)的一幅梅花，下有柳亚子的题诗。王瑞丰爱好文艺，常常阅读在香港出版的《大风》和《笔谈》，因此非常清楚南明史籍和柳亚子手稿的价值。不久，王瑞丰发现黑木对他相好的女人辛子言听计从。他就趁黑木不在，试探着请辛子允许他拿些藏书回家翻翻，聊解寂寞。辛子哪懂什么史籍，毫不迟疑地打开橱门，随便取了一册《柳亚子自撰年谱》手稿给了他。

看到黑木和辛子对这些书籍并不当回事儿，王瑞丰心中有了底，勇气倍增。过了一天，他又专程再访羿楼，直截了当地向黑木清行借书，黑木“慷他人之慨”，不过借花献佛，一口允诺。由于书籍手稿太多，王瑞丰先挑柳亚子的手稿，如《吴日生传》《江左少年夏完淳传》《周之藩传》等，捧了一大摞回了自己的家。本欲趁热打铁，终惧过露形迹。王瑞丰只得强耐焦急的心情。

勉强过了三天，王瑞丰正待再赴“魔窟虎穴”，事情却有了出乎意料的变化，黑木清行突然携辛子去了马尼拉，房子改由他的至亲八木田和香港交际花张莉莉留守。

南明史料不知下落

为了剩下的书籍，王瑞丰开始有意结交八木田。然而，张莉莉常常邀请外人在羿楼开舞会、派对，还把室内的书籍字画随手赠人。王瑞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故意挑起八木田对张莉莉的不满。

一天，张莉莉不在，八木田和王瑞丰说起张莉莉的行为，不胜恼怒，就对王瑞丰说：与其让她随便送人，任意糟蹋，不如挑你喜欢的都拿去吧。此言正中王瑞丰下怀，当下不敢怠慢，即刻检出所有南明史料，叫上车子，捆载而归。至此，柳亚子的南明史料除了被张莉莉小有损毁外，绝大部分都安然无恙地转移到了王瑞丰家里。

1944年初，王瑞丰终于获得离开香港的机会，这批南明史料却无法带走，只得随同家具什物，存放在一位知己朋友的家中。临走之际，他打听到柳亚子在澳门的消息，急忙托人带信，哪料到柳亚子此时早到了桂林，自然没有联系上。

王瑞丰到了上海，把自己收藏柳亚子南明史料的经过写成文章，刊在1944年9月16日出版的第55期《古今》半月刊上，以期引起柳亚子或他的朋友的注意。上海和桂林两地相隔千里，加之上海还沦陷在日寇手中，关河阻隔，没有确切的消息证明柳亚子是否了解这事。不久，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王瑞丰与他的香港朋友也失去了联系，南明史料不知下落。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完。王瑞丰在《古今》发表文章之后，几十年过去了，1982年，柳亚子先生的哲嗣柳无忌为父亲编《柳亚子文集》，在编《南明史纲》的时候，他特意写成《寻书，柳亚子旧藏南明史料》的启事，刊在当年5月11日的香港《大公报》上。柳无忌怀着这批南明史料也许尚存留人间的希冀，写了这份启事，希望有人能提供相关的线索。

启事刊出后，杳无下文。

南明史料居然没有多大遗失

后来，柳无忌整理父亲留下的书籍手稿时意外地发现，柳亚子的南明史料居然并没有多大遗失，也就是说柳亚子在香港九龙丢弃的南明史料，经王瑞丰之手，最后竟然全部回到了柳亚子身边。他在编者按中就此假设说：“此文(指王瑞丰《柳亚子南明史料收藏记》———引者注)发表时，柳亚子尚在重庆，当然没有看到。但于1945年底自渝返沪后，会有友人把王氏的文章告诉他。经过这条线索，柳亚子可能找到了王氏，从而取回这些遗落在香港的‘南明史料’。”

柳无忌的假设果然不错，随后，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中文图书馆查阅南明史料中的《夏太史遗稿》时，发现了一条柳亚子的跋语：

此册与《玉樊丙戌集》两册，太平洋战后，落日本情报部手，盖余香岛寓庐，自署羿楼者，为日人所占据也。山东王念忱仗义取归，依余题署制夹板，仍自港携沪，归余赵璧。呜呼，王君诚可谓义薄云天者矣！余以此二册经历艰辛，颇拟赠诸北平图书馆，以公同好，且志王君之高谊于无穷云。

跋语写于1949年7月4日，可见在此之前王瑞丰已与柳亚子取得了联系，一方面王瑞丰完成了对南明史料的精心保管，另一方面，柳亚子的“爱宠”失而复得，两人顺利完成了交接。当时，柳无忌早已移居美国，对此事一无所知。

如今，柳亚子先生早已逝世，王瑞丰也已湮没无闻，两人再也没有留下有关的材料。南明史料弥足珍贵，然而更珍贵的是王瑞丰与柳亚子等人为南明史料所倾注的那一份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