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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月间,江苏广播电视台为“12·13”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首个国家公祭日拍一组《国之祭》时政片,特派出两位记者来京专门访拍我。之所以来访拍我,是因为他们在查阅档案资料时发现最初提出这一建议案的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是朱相远(也就是我)。他们让我回忆当时的想法与过程。
1978年冬天,我参加一个科技考察团,在日本访问了一个多月。当时的日本 ,已完成了工业化进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他们的经济成就、现代化城市设施、富裕生活水平,令我们感叹、亢奋不已。我还发现日本民族具有强烈国家认同感,对于二战中遭受原子弹袭击的死难同胞,仍念念不忘。每年皆在广岛与长崎,举行大规模隆重悼念仪式。国家与政府首脑,皆要参加公祭,向死难者致哀,场面感人。
可是我又想到,两颗原子弹,对日本造成十几万人死亡,而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屠杀无辜军民达上千万,仅南京大屠杀,就达30万人。他们年年在广岛、长崎举行国家公祭,我们为什么却无声无息几十年呢?随着时间流逝,国家逐步现代化,人们生活富裕化,我们的后代就会一代一代地淡忘国耻。这将会削弱民族认同感、国家历史感,以及对未来的危机感,那将是十分危险的。
于是我想,中国也应当定个公祭日,最合适的当然是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因南京作为当时中国的首都,日军攻入那里后进行惨无人道的屠城,远东法庭和我国法庭皆承认这是世界上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日本是于1937年12月1日,由其大本营下达命令:以松井石根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立即攻占南京。当时国民政府决心死守南京,12月4日南京保卫战开始。12月10日日军在进攻南京途中,大肆屠杀平民,两个日军少尉,竟然进行刀砍杀人比赛,结果野田砍杀105人,向井砍杀106人,难分胜负,就决定再比谁先杀到150人。12月12日我国守军退入城内,城外皆失守。12月13日,日军终于从中华门攻入城内,仅有部分守军撤退过江。日军开始屠城。12月17日他们耀武扬威地举行“入城式”,但屠杀并未停止。于12月18日在南京草鞋峡,屠杀军民57000余人,是大屠杀中死亡最多的一次。直到12月26日还在金陵大学广场上,集体屠杀300多人。
由于南京大屠杀过程长,达40余天,笔者难以确认以哪一天为公祭日,故在提案中要求江苏省政府,选定某一天为公祭日。而且还建议公祭时,要邀请海外包括台湾的有关人士和日本友好人士参加。我在1978年访日时,发现很多日本反战人士,对这场侵略战争也深恶痛绝。
1994年3月上交的这份提案,被转到江苏省。不久,我就收到江苏省人民政府的一份回复:赞同这个提案,并确定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为公祭日;从1994年起每年于该日皆举行公祭活动;1995年后又建设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以及其它23座纪念遗址。
直到11年后,2005年3月的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又有49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要求升为国家公祭日。又经过9年,于今年2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将12月13日法定为国家公祭日。
从我1994年提出南京大屠杀公祭提案,并于当年在南京实行后,又经过了20年,才上升为国家公祭日。而日本自二战结束后,就每年由国家公祭原子弹受害者。这里我忽然想起《南京大屠杀全纪实》作者所提问的:如果不是因为同日本关于钓鱼岛的争端,我们国家会不会有人想起以公祭形式祭祀我们30万的亡灵呢?应该说,20年前我的提案就被肯定而落实了,毕竟已祭祀20个年头了。但到今天才上升为国家法定公祭日,确实慢了一些。然而这正反映十八大以来,我国确实跨入了一个崭新时期,不仅经济上进入新常态,政治上抓紧反腐改革,外交上则全面树立大国外交态势。也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中所说:“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保卫人民和平生活坚强能力的伟大国家,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
习主席的讲话,让人感到气壮山河、胸怀激烈:我们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公祭仪式,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而不是要延续仇恨;中国人民也要庄严昭告国际社会:今天的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坚决倡导者和有力捍卫者!
20年过去了,笔者看到当年的提案,不仅在南京落实,现在又提升到国家层面,心中无限感慨。十八大以来,民族复兴意识、世界大国意识、国家安全意识、历史意识等皆空前提高。历史是民族的灵魂主脉,我们不忘历史、纪念历史,正是为了继承历史、创造历史、书写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