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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27日下午4点半,年关前最后一班驶向台湾的船在上海起航,这艘仅仅航行了35个班次的轮船叫“太平轮”。7个多小时后,它航行到舟山群岛附近,和面粉大王荣鸿元所有的“建元轮”相撞,船上近千人葬身鱼腹,而太平轮则永远停在了北纬30.25度,东经122度的海底。
这段已经被淡忘的记忆,被今天公映的电影《太平轮》打捞了起来。
太平轮上有中央银行的1000多箱文件,它们都被海水吞没,6位押运员也仅幸存一人。
68岁的杭州余杭塘栖镇市民蒋豫生说起这段往事不无心悸,因为,他的父亲蒋民奇本是6位押运员之一,因为父亲的写字台上也曾摆着一张“太平轮”的船票。
1948年底,蒋介石实施“黄金”迁徙,据《李宗仁的回忆录》记载,国民党“监察院”的秘密报告中,仅黄金部分就有390万盎司(共计美金5亿元),太平轮就是“黄金”迁徙悲歌里的一道缩影。
1948年,蒋豫生一家到达上海,父亲蒋民奇在央行上海总行人事处俸给组上班。俸给组即是给银行内部员工发工资的部门,相当于如今的劳动工资处。
“1949年1月,央行决定将行里的一批重要档案运去台湾,父亲说那是很多很沉的大铁柜子。虽然银行搬迁东西有当兵的保护,但少不了需要行内的自己人押运,行里让父亲押运这批档案,并将轮船票放在他的桌子上。同时说,看情形去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允许带家属,甚至可以带家具。”
蒋豫生说,父亲年轻时和上世纪80年代的当红影星周里京长得有些相似。
“我的父亲最终没有上船。主要是两个原因:父亲的堂兄已去世,银行里没了靠山,在上海已经是人生地不熟了,到了台湾更加没人帮衬。更重要的是,解放大军已打到长江边上了,国民党政府都逃去台湾了,看共产党的架势,是一定打不过的,到了打到台湾的时候,还往哪里逃?难道要一家老小跳太平洋?”于是,蒋豫生的父亲后来推说大儿子还在扬州,一时半刻赶不过来,推辞掉了。
“如若父亲当时不推托,我们一家,包括母亲、哥哥汉生、姐姐国庆、弟弟沪生都有可能登上船。”蒋豫生说。
蒋豫生在自己写的《塘栖续事》里,他查找资料还原了太平轮出发时的场景——“当时有效卖出的船票是508张,实际上挤上船的超过千人,弄得严重超载,且客货混装。甲板与码头齐平,抬脚即上,无须平时的登梯上船。”后来证实,包括1000多箱中央银行重要文件,东南日报社全套印刷设备、纸张及相关资料100多吨,还有一捆捆钢筋压得船身倾斜,起航时载重达2700多吨,比核载吨数高出600多吨。
据说当时有个施姓女子看出船只超载严重明显倾斜,因害怕不敢上船,当场把船票退了。
未曾登船的蒋父后来辞职,用部分小黄鱼(金条)做本钱,跟人合伙做过一段时间柴禾生意。后来新中国成立了中央银行,上海成立央行华东分行,因新政权机构缺少内行熟手,浙江金融向华东分行要人,已经在华东分行复职的蒋民奇被划分过去,最终定居余杭塘栖,他在2011年99岁高寿才去世。
没有登船的蒋豫生,在接受部队锻炼后先后去了工厂和机关单位,弟弟沪生早夭,哥哥蒋汉生在同济大学新材料结构研究所做了研究员,姐姐蒋国庆在余杭县广播站担任播音员。
蒋豫生说,父亲当时的一个决定,改变了他们一家人的命运。